《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二十八卷，汉何休注，佚名疏，据上海图书馆藏清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刻本影印。 正经注疏之合刊始于南宋绍兴后期付梓的《周易注疏》《尚书正义》和《周礼疏》，此后又陆续刊行了《毛诗》《礼记》《左传》《论语》《孟子》等品种，因为这些合刊本版式、字体一致， 又同刻于越州（今浙江绍兴），故通称为“越州刻八行注疏本”。越刻八行本是经注疏合刊的源头，然而从现存的文献记录来看，其中并无《公羊》。继越刻八行本而起的是建刻十行本，尽管宋建刻十行本《公羊注疏》的原书已经亡佚，但翻刻自此本的元刻《公羊注疏》尚有多部复本传世（题为《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足以证明宋建刻十行本《公羊注疏》的存在（详见李霖《宋本群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第四章第一节）。此后明清两代，《公羊传》的经注疏合刊本都是从元刻十行本辗转衍生而来。我们这次影印的清嘉庆刻本，内封题为“重八刊宋本公羊注疏”，其实与阮刻《十三经注疏》中的其他大多数品种一样，仍是依据元刻递修十行本翻刻而成。 阮刻《十三经注疏》是古代正经注疏汇刻本的集大成者，虽然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容有“淮风别雨，不以为善”之讥，但其校刻精细、体例谨严，允推历代同类刻本中的翘楚。对于《诗》《书》《礼》《易》《左》之外的八经来说，阮刻本尤为不可或缺的通行本（即以《公羊》为例，后来的孙诒让《春秋公羊传注疏校记》、刘承干《公羊单疏残本校勘记》、日本杉浦丰治《公羊疏校记》均以阮刻本为主要校本，日本公羊注疏研究会合撰的《公羊注疏译注稿》也是以阮刻本为底本，详见刁小龙《〈春秋公羊传注疏〉校点前言》），因此我们决定继续努力，争取用三年时间将阮刻《十三经注疏》中剩下的八经都按照此前形制，陆续影印出版，使这部至关重要的经学丛书得成完璧，也希望广大读者能够对此项工作继续予以关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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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丛书既不是注释本，也不是白话本，而是对经典原文含义及启示的深入解读。丛书根据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杨军教授给弟子讲课录音整理而成，语言深入浅出，贴近生活，密切联系当代实际，是立足于当代对儒家精神浅近直白的阐释。丛书本着儒家思想的精神，服务于时代需求，是儒学对当下问题的回应，也是儒学在当下的实际应用，更是儒学在当下的重放异彩。《论语今释（套装上下册）/启予国学丛书》是其中一册，对《论语》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和阐释。

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跨文化交流成为中国文化经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诗经》是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代表着中国诗词的传统，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以美学角度来诠释的英译研究》从美学角度介绍了《诗经》的起源发展以及新时期下如何推进《诗经》的研究，内容详尽、通俗易懂。《以美学角度来诠释的英译研究》可供高等院校美学或古典文学专业师生使用，也供相关专业研究人员参考阅读。

相对于经学成就辉煌的汉、宋两代，魏晋是经学的“中衰时代”。然而，这一时期《诗经》学成就不可忽视。《魏晋诗经学与四言诗研究》全面钩沉考索魏晋时期的《诗经》学著作，努力还原魏晋《诗经》学发展的原貌。全面梳理魏晋四言诗作品，分析四言诗再次繁荣的原因，阐释诗风的发展缠变，探究《诗经》学与魏晋诗学之关系，并对主要作家进行个案分析。

《楚辞》是中国文学浪漫精神的奠基之作，与《诗经》共同构成中国文化的源头，影响深远而广泛。 《楚辞》收录屈原、宋玉、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刘向、王逸等人的辞赋作品。它们“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被称为“楚辞”。其中，屈原所作《离骚》、《九歌》、《天问》、《九章》、《招魂》，感情热烈奔放，想象奇幻优美，文辞惊采绝艳，志行高洁坚贞，被鲁迅誉为“逸响伟辞，卓绝一世”。 本书由古典文学研究名家聂石樵先生根据明人复印的宋刊本《楚辞补注》和宋端平本《楚辞集注》编注，同时参考了历代其他重要注本。文字校订择善而从，注释注重文字训诂和阐明词句的含义，以便于读者领会作品的思想内容，品味作品的风雅和浪漫。

《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共收入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诗歌305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含15个诸侯国的民间歌谣，有诗160篇；《雅 》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内容涵盖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世风民俗等各个方面，大自然里的生命百态，人世间的万般情愫都入了诗，传诵数千年而成为不朽的经典。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本书是《诗经》全本全注全译无障碍读本，名家译注，博采众说，择善而从，以期帮助读者在读懂文字、理解诗句的基础上，感受风雅颂之永恒的魅力。

书稿从政治、经济、学术自由和科学技术进步四个方面爬梳了《孟子》 在西方世界的跨文化阐释与传播。首先从历时角度，分析《孟子》跨文化阐释与传播研究的论著和论文，挖掘它们的思想内涵和价值，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翻译者和研究者们所呈现出的语言解读模式、翻译策略的选取、观点和研究的目的各有不同。其次，以社会文化背景为参照，探索孟学及以其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西方世界发 展的脉络与特点，揭示它与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文艺思潮、文化动态以及文学系统的关系，还原《孟子》在他文化中流变、发展以及人文精神构建过 程中的跨文化传播痕迹。再次，从跨文明、跨学科的角度，综合应用译介学、比 较哲学、传播学、影响研究等学科知识对具体的文本进行详尽的实证分析，对西 方世界中，中国文化经典被“误读”、“过滤”、“改写”或者“创造性”误读过程 中所产生的“变异”给予描述，通过描述性对比，探析跨文化语境中《孟子》研究的特色以及源语国文化对汉学家们阐释与接受策略的影响，解码跨异质文明、文化对话的种种可能性，建构中西文明的互补性。

《论语通解》是作者整整40年研读《论语》的心血结晶。正文每字都注上汉语拼音，为读者准确朗读原文提供基本依据。每章一般包含三部分：原文（加上新式标点）；译文（按“信、达、雅”的要求提供现代汉语翻译）；说明（取代过于繁琐的注释。或择引旧注，或自出简注，或略陈管见，或有所辨析）；此外，有些章节还会安插讨论（由著者提出问题，简析问题，或阐明今读今译的依据，或提示对“古为今用”的思考等，融会贯通，以进一步为读者释疑解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文化价值。《论语通解》学术价值较高。

“北京大学儒藏工程”是我国一项重大学术文化项目。《儒藏》收录自先秦至清朝结束这一时段中，儒家经典及其注疏、儒家学者的著述和体现儒家思想文化发展的相关文献，包括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尽量选用好的底本，按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进行分类。《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卷首四卷。卷首一、第二为《礼经作述源流》，卷首第三、第四为《歴代礼制沿革》。正文二百六十二卷，依次为吉礼一百二十七卷、嘉礼九十二卷、宾礼十三卷、军礼十三卷，凶礼十七卷。“五礼”之名，始见于《周礼·大宗伯》，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礼覆盖了古代社会的全部礼节。在秦蕙田之前，专门通考礼的著作有两部为著名，一部是南宋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此书是朱熹未竟之作，后来由朱熹门人黄榦、杨复分别为之续补《丧礼》《祭礼》，使之五礼粗具，但“体例未备”。另外一部就是清初徐乾学《读礼通考》，秦蕙田对《读礼通考》大为称赏，认为其“规模义例，具得朱子本意”，然惜其只涉及丧礼（凶礼），于其他四礼尚属阙如礼。故秦蕙田毕几十年之功，编纂《五礼通考》，意在取两家之长、补两家之短。《五礼通考》的编纂体例，“通”，既有共时的通，即每述一义，必网罗众说；也有历时的通，即每记一制，必上起先秦，下迄明末，古礼近制，靡弗该载。而“考”，则是每述一义，每记一制，必有案断，必有折中，以“蕙田案”列入条下。《五礼通考》成书之后，当时颇多溢美之词，如《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考证经史，原原本本，具有经纬，非剽窃饾饤、挂一漏万者可比，较陈祥道等所作，有过之无不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