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经孟子考文》《七经孟子考文补遗》由日本江户时代学者山井鼎撰、物观补遗，是日本校勘学史上的巨著，也为中国乾嘉学者广泛采用。山井鼎根据足利学校之藏书，包括唐以前 写本、宋椠本、足利学校印本、明本等儒家经典，以毛氏汲古阁刊《十三经注疏》本为底本，比勘版本异同，进行考异、补阙、正误、存旧工作，成《七经孟子考文》，又由物观补遗 而成《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传入中国后产生巨大影响，被《四库全书》收录，并成为阮元重刻《十三经注疏》的重要参校本。在《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成为刊本的过程中，起点是京 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考文》，而日本宫内厅所藏《考文补遗》则是各刊本的起点。这两种写本是最接近原貌的版本，素来深藏库阁，难得一见。凤凰出版社特向京都大学附属图书 馆、宫内厅书陵部申请，将其影印出版，一齐呈现給读者。

本书为收藏于孔子博物馆的“榜书《论语》全文”的扫描缩印本。全文以山东友谊出版社杨朝明主编《论语诠解》中《论语》原文为底本，以中华书局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魏人何晏集解《论语》为参照，用颜体在四尺斗方宣纸上书写一个字的形式，抄录了一部完整的《论语》，共15922字。另用印29方，有《论语》每篇一印20方，由篆刻家张国维篆刻。另设附录，包括言恭达题写的“经典传承榜书论语”条幅，1篇学术顾问意见摘编，2篇散记，6篇墨书局部。旨在向读者展示“榜书论语”的内容，同时起到传播优秀传统中华文化，树立文化自信的目的，并展示书法艺术的独特价值。有益于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繁荣和发展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文化，能够更好地起到普及宣传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

清高宗乾隆帝得元代岳浚刊刻《易》、《书》、《诗》、《礼记》、《左传》五经，依照原样摹刻，故又称作《相台五经》，对研究我国古代的经文、经义皆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原本毁于昭仁殿大火。此为其中《礼记》经注本，今据上海图书馆藏本影印。

本书以准确、生动、优美的图文对《诗经》进行了诠释，为广大读者消除了阅读障碍，使读者能够自由地徜徉在载誉千古的经典之作中，获得美的愉悦和享受。《诗经》还被译成多国文字，流传到日本、朝鲜、越南、法国、德国、英国、俄国等，极大地影响了世界文化！

在《孝经》学史上，zui重要的注本当属流行于汉末至中唐的郑玄《孝经注》。可惜宋代以后，《孝经注》亡佚。有清一代，学人搜集郑玄《孝经注》不遗余力，极具代表性的是严可均辑本。皮锡瑞以之为据，作《孝经郑注疏》，成为清代《孝经》学典型的注本，也是今天理解《孝经》zui重要的注本。而百年来敦煌遗书出土，发现了许多郑玄《孝经注》残片。 《孝经正义》的意义有三：一是在经文上，还原唐明皇《孝经御注》改经之前的经文；二是根据新出土敦煌文献，结合严可均、皮锡瑞所集郑玄《孝经注》内容，提供一个更为完整的《孝经》郑注本；三是对郑注《孝经》进行全面系统的疏解，即以清人解经的方式，详尽疏释《孝经》经文、郑注。

尚书核诂这部书，是二十世纪尚书研究重要的成果之一。王国维先生特焉撰序，以之与历史上的孔传、蔡传相比，认为其书“博采诸家，文约义尽，亦时出己见，不愧作者。其于近三百年之说，亦如汉魏诸家之有孔传，宋人之有蔡传。其优于蔡传，亦犹蔡传之优于孔传。”这无疑是非常高的学术评价。核诂的作者杨筠如先生，湖南常德人，一九二五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为研究院第一届学生，王国维是当时的导师。他听王国维讲授尚书，于是选取核诂为研究题目。在那屈同学中，以经学为题目的只有他和杜钢百（原名百炼），杜氏治经学史，致力经注的惟杨筠如先生一人。如核诂自序所述，他在清华期间草成了核诂四卷的初稿。毕业后到南方福建。一九二七年将书的修订稿寄回清华，王国维加批作序。这里应该说明，尚书核诂序大约是王国维最后一篇著作，文末署“丁卯四月”，即一九二七年五月。到六月二日，王国维就在昆明湖自沉了。这篇序又收进观堂别集，文字和核诂书前所印有不少出入，当系王国维自留底稿。看来序文曾经推敲修改，绝非草率应酬之作。

本丛书由出版大家王云五先生主编，严选国学经史子集各部中的名家名典，力邀一批学风严谨、学术缜密的文化名家（如南怀瑾、毛子水、杨亮功等）进行注、译、释，博采历代注本，旁搜学界新知，是国学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珍品，出版至今再版二十余次，深得学界赞誉。 《诗经今注今译》由马持盈先生注译，历时数年，反复打磨，改正坊间流行版本的讹误。注释精准，译文流畅，无需古文基础，也能轻松读懂。

本书由《话说（周易）》电视专题纪录片解说词与《周易》电影纪录片解说词组成，讲述了《周易》对华夏文明的深刻浸润和对世界文化的深远影响，方便读者客观地了解《周易》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和卓越的人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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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四书”之一的儒学经典《孟子》在我国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本书主要内容由《孟子》原文、注释及解析等三部分构成。注释部分博采古注与今注之长，当繁则繁，该简则简；解析部分首先收录孙奭疏的《孟子注疏》，因为它是解说《孟子》文本的“元文本”。笔者的解析力求表达自己的思考与理解，努力追求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