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书，是儒家重要的一部经典著作。其编纂者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所记录的内容很广，包括哲学、道德、政治、教育、时事、生活等方面，是研究孔子生平和思想的主要依据。作为语录体的书，《论语》大部分记言，小部分记事，只有极少数篇章称得上是比较完整的文章。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古文，《论语/中华经典轻松读》编注者郑宇在原文后加入“译文”“评析”两个板块。

本书立足于五经之一《礼记》，作者结合自己以及身边朋友不少真实的家教、家庭故事，同时旁征博引诸多历史名人故事，从一个父亲、男人的角度别开生面地将《礼记》中关于家庭教育、品格道德、礼仪修养、交友、事业等与个人、社会密切相关的内容，进行了平实生动、轻松愉悦的书写，向读者展示了国学经典古籍《礼记》既是生存智慧又是处事哲学，既深邃高远又俯拾皆是的新面孔，对读者的生活、工作、学习具备实用性、指导性。该书近二十篇文章，在澳大利亚《大洋时报》连载，在华人圈反响热烈。

忍是一种能力，一种修养，一种韬略 “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毛泽东在1944年时对“忍耐”所做的一段精辟的剖析。 君子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处人之所不能处。——马南邨 \n

智慧中的智慧预测学中的行为学 《周易》是群经之首，是经典中之经典，哲学中之哲学，谋略中之谋略。从《周易》中，哲学家看到辩证思维，史学家看到历史兴衰，政治家看到治世方略，军事家可参悟兵法，企业家亦可从中找到经营的方法，同样，芸芸众生也可将其视为为人处世、提高修养的不二法宝。 本书将《周易》的六十四卦分别予以详细解读，每卦独立自成一体，各节皆有原文、译文、启示，每卦之后附有中外著名事例，以期抛砖引玉之效。 《周易》一书作为中国早熟的思想文化体系，它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已为世所公认。《周易》被称为六经之首，就是一种证明。 \n

《礼记》初时据说有一百多篇，后为汉朝学者戴德简化为85篇，世人称之为《大戴礼记》。在编撰过程中，我们从中筛选出极为经典、实用，且具有文学价值的28个篇章，将其编辑成册。将每篇分为诸多小节，每个小节分为三部分：原文、注释与译文。整本书结构严谨，言简意赅，意蕴深远。 \n

《论语》以语录体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本源，被儒家学派尊奉为圭臬。自西汉以来，《论语》所表述的孔子学说，被迅速传播，其影响遍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伦理道德等各个领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标志。是我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南宋时，朱熹将它与《孟子》《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 \n

《孝经》一书， 共计十八章， 将社会上各种阶层的人士——上自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分为五个层级，而就各人的地位与职业，标示出其实践孝亲的法则与途径。《孝经》作为儒家经典之一， 不仅有它的文学和文化价值，而且具备了宣扬孝道、净化心灵的精神和社会价值。今人看《孝经》一书，要与时俱进，辩证看待文中的内容。此外，本书还收录了《二十四孝》故事，辑录古代所传二十四个孝子的故事。 \n

黄道周，字幼玄，又字螭若、螭平，号石斋。汉族。福建漳浦铜山人。明末学者、书画家、文学家。天启二年进士，深得考官袁可立赏识，历官翰林院修撰、詹事府少詹事。南明隆武时，任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因抗清失败被俘。隆武二年壮烈殉国，隆武帝赐谥“忠烈”，追赠文明伯。黄道周邃于易学，又有孝经集传等书，并皆深造能自树立，此编为其后学汇集其经解之书为一编，共的九种五十六卷。含孝经集传、洪范明义、月令明义、易象正、表记集传、缁衣集传、三易洞玑、坊记集传、儒行集传。黄氏为明室忠臣，明末死难，此编刊于康熙年间，去作者时代亦未远。

本书为作者近十年来研究《春秋穀梁传》哲学思想的新成果。全书以“秩序”为中心，按照“失序—重建秩序”的线索梳理了《春秋穀梁传》所蕴涵的政治伦理资源，按照“天下秩序—国家秩序—家庭秩序”的结构重构了《穀梁传》政治哲学的理论体系。认为《穀梁传》所建构的秩序体系与其说是对旧有社会政治秩序的恢复，不如说是突破。这实质上体现了一种政治的和制度的自觉，同时也反映了战国时期社会思想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论语新解》所以取名新解，非谓能自创新义，掩盖前儒。实亦备采众说，折衷求是，而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而已。然众说势难备列。程式《集释》篇幅逾两百万字，而犹多遗漏。本书所采，亦多越出程书之外者。然若专举一说，存以为是，又使读者不知有古今众说之异，亦无以开其聪明，广其思路，而见义理之无穷。且一说之是，初不限于一人之说。或某得其十之一二，某得其十之八九。或某得其三四而某得其六七。亦有当兼采三家四家之说斟酌和会而始得一是者。今既集众说，几所采摭，理当记其姓名，详其出处，一则语见本原，一则示不掠美。然就读者言之，则贵能直就注文而上通《论语》之本义。大义既得，乃加沉潜反复之功。若注文一一称姓名，列篇题，又势必照录原文。原文义旨未尽，复须重加阐发。遇折衷诸家，则必条列诸家之说于前，续加融贯之文于后。此可以显作者之勤搜而博辨，而实无益于读者之精契与密悟。《新解》旨取通俗，求其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体求简要，辞取明净，乃不得不摆脱旧注格套，务以直明《论语》本义为主。虽违前轨，亦具微衷。抑如未注，义诂事据，多本汉儒，亦不逐一标明。惟引宋儒之说，始必著其姓氏，以见其为一家之解。余书非欲成一家言，仅求通俗易诵览，自不必一一征引出处。倘读者必欲追寻本原，则上举三书与程氏之《集释》具在，循此踪迹，宜可十得七八。纵欲掠美，实亦无从尔。抑余之为新解，亦非无一二独得之愚，越出于先儒众说之外者。然苟非通观群言，亦无以启发新知。众说己见，既如水乳之交融，何烦径渭之再辨。且作注加筌蹄，意在得鱼兔。鱼兔既获，筌蹄可弃，故亦不一一标出也。本书*先属稿在1952年春，当时力求通俗，专用白话。成稿未及四分一，乃复悔之。意谓解《论语》，难在义蕴，不在文字。欲以通俗之白话，阐释宏深之义理，费辞虽多，而情味不洽。又务为浅显，骤若易明，譬如嚼饭哺人，滋味既失，营养亦减。意不如改用文言，惟求平易，较可确切。虽读者或多费玩索之功，然亦可以凝其神智，而浚其深慧。惟苦冗杂少闲，乃遂搁置。嗣于1960年赴美讲学耶鲁。课务不迫，乃决意改撰，获成初稿。自美归后，又络续修订，前后三年，粗没于定。惟体例则一仍*先之旧。先原文，次逐字逐句之解释，又次综述一章大旨，*后为《论语》之白话试译。全书篇幅，当不出三十万字。其果可以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矣乎？其果能折衷群言而归于一是矣乎？作者才力所限，谨以待读者之审正。本书取名新解，非谓能自创新义，掩盖前儒。实亦备采众说，折衷求是，而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而已。然众说势准备列。程式《集释》篇幅逾两百万字，而犹多遗漏。本书所采，亦多越出程书之外者。然若专举一说，存以为是，又使读者不知有古今众说之异，亦无以开其聪明，广其思路，而见义理之无穷。且一说之是，初不限于一人之说。或某得其十之一二，某得其十之八九。或某得其三四而某得其六七。亦有当兼采三家四家之说斟酌和会而始得一是者。今既集众说，凡所采摭，理当记其姓名，详其出处，一则语见本原，一则示不掠美。然就读者言之，则贵能直就注文而上通《论语》之本义。大义既得，乃加沉潜反复之功。若注文一一称姓名，列篇题，又势必照录原文。原文义旨未尽，复须重加阐发。遇折衷诸家，则必条列诸家之说于前，续加融贯之文于后。此可以显作者之勤搜而博辨，而实无益于读者之精契与密悟。　《论语》自西汉以来，为中国识字人一部人人必读书。读《论语》必兼读注。历代诸 儒注释不绝，*著有三书。一、何晏《集解》，网罗汉懦旧义。又有皇侃《义疏》，广辑自魏迄梁诸家。两书相配，可谓《论语》古往之渊薮。二、朱熹《集注》，宋儒理学家言，大体具是。三、刘宝楠《论语正义》，为清代考据家言一结集。何氏《集解》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宋以前人读《论语》，大率必读此书。明清两代以朱注取土，于是读《论语》必兼读朱注，已八百年于兹。朱注不能无误，清儒考据训诂之学度越前人，朱注误处均经发正。而清儒持汉宋门户之见过严，有朱注是而清儒刻意立异，转复失之者。其所驳正，亦复众说多歧，未归一是。又考据家言，辞烦不杀，读者视为畏途。故今社会流行，仍以朱注为主。　民国以来，闽县程树德为《论语集释》，征引书目，凡十类四百八十种，异说纷陈，使读者如入大海，汗漫不知所归趋。搜罗广而别择来精，转为其失。故《论语》虽为一部中国人人必读书，注《论语》者虽代不乏人，而就今言之，则仍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此余之《新解》所由作也。为《论语》作新解，事有两难。异说既多，贵能折衷，一也。《论语》距今两千载以上，何晏《集解》距今一千七百年，朱注距今八百年，刘氏《正义》距今亦一百六十年。时代变，人之观念言语亦多随而变。如何用今代之语言观念阐释二千五百年前孔子之遗训而能得其近是，使古今人相悦而解，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