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名为《汉字的衣裳》，顾名思义，就是要说说蕴藏在汉字本体之中的穿衣打扮之事，包括整衣、穿衣方式、衣料、头衣、足衣及衣上之饰、服装颜色等。“衣食住行”是人的基本需求，其中“衣”排首位。“衣”字从何而来？“垂衣裳”如何“天下治”？“冠”的尺寸有什么讲究？“袜”的原初模样是怎样的？何为“红得发紫”？……这些问题都可以在本书中获得答案。当下使用的语言文字中每每有着深刻的历史蕴涵，而我们语言文字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种历史蕴涵的把握，所以本书的阅读也有助于提升母语文字的能力。

本书为“‘百卅黉门’武汉大学精神文化丛书”之一种。本书在《武大老照片》《烽火西迁路：武汉大学西迁乐山七十周年纪念图集》的基础上增删而来。该书按历史顺序，以图片配文字的形式，分四个大的时段，全面展现了学校早期发展的方方面面。从中既可以看到学校的风物之美，也可以感受到自强兴学的艰辛；从中既可以知晓当时的方家云集，更能体会到学者的科学精神；从中既可以了解莘莘学子的活力，更能窥探出他们潜心求学的毅力。具体分为四个部分：源起东厂口、迁校东湖岸、烽火乐山路、复员珞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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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引领时代潮流的跨学科巨著，本书巧妙地将神经科学与人文美学两大领域相融合，从神经科学、进化心理学到人文艺术，为我们绘制了一幅人类追求美、体验艺术的心灵地图。本书通过丰富的科学实验和生动的艺术案例，揭示了人类大脑中与美、快乐和艺术相关的神经回路与机制，并展示了这些机制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与艺术创造。·美。通过神经科学的透镜，揭示我们对面容美、身体美、风景美、数学美等的偏好如何根植于大脑深处的奖赏系统，这些特性不仅关乎生存繁衍，更是人类精神追求的重要体现。·快乐。从基础的味觉体验到复杂的情感满足，深入剖析大脑中的快感生成机制，展现快乐的多维度本质，更让我们反思快乐与幸福之间的微妙关系，引导我们追求更加充实和有意义的生活。·艺术。通过神经美学的视角，解析艺术如何触动人心、激发情感，并揭示出艺术体验背后的神经机制。无论是色彩情感表达，还是视觉形态探索，艺术以其独特的方式展现了人类创造力的无限可能。阅读本书不仅是一次知识的探险，更是一场心灵的旅行。无论你是对神经科学充满好奇的学者，还是对艺术有着浓厚兴趣的爱好者，都能在这本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感动与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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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一万年，中华文脉生生不息。《中国文化简史》立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和谐发展的精神，采用专门史的体例，考察地理环境、经济土壤、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合成的大系统下中国文化的历史，昭示何以中国、何以文化、何以传统、何以人生的深层机制，揭示中国一万年文化的特质，探索中国一万年文化的奥秘，展现中国一万年文化的灿烂。追寻中华民族共同的记忆，发现中国人深厚的根脉，描述历史发展中核心的观念和文明进程中动人的细节，处处积淀着文化的厚重，时时闪现出思想的火花，让中华文明的智慧之光照亮现实人生。它是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与普及的集大成代表作。

本书是德国著名现象学家和诠释学家费迪南·费尔曼的最后一部作品。其中，作者从生活世界的不同层面出发，探讨了“人之存在”这一永恒难题。科学技术为我们提供了无数解决问题的方案，使普罗米修斯从枷锁中解放出来，但这些关于人之存在的终极问题却不应被技术驱散：我们来自何方？我们是谁？我们何以成人？每个人的生命皆有独特性，费尔曼希望通过生命感受，将人召唤至其世界上的本己位置，找回在技术时代被践踏的人类尊严。

1920年代，在“五四”这一特殊时刻的前后，中国的大地上曾兴起过一场“到民间去”的风潮。大批青年和知识分子通过走向民间，来唤醒普通民众的救国之情，将更广大的群体联结到当时的政治与文化运动中。这场“到民间去”运动，不仅在学术层面催生出了中国现代民间文学/民俗学，也影响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策略，并在更长的历史纵深中不断地回响。本书从整个1920年代文化运动的演化进程出发，对“到民间去”运动所激活的“民间”概念进行研究，通过李大钊、周作人、顾颉刚、杨成志、《中国青年》、《歌谣周刊》等个案，考察“到民间去”这一口号如何介入社会思潮、文学、历史学、民俗学、民族学、政党政治，由此揭示“到民间去”所包含的文化再造意义。作者借“地泉”意象以为书名，籍此象征“到民间去”运动的开展，恰如泉水在地下的涓滴，既千脉万源，又水滴石穿、汇聚为流。“到民间去”重塑了“民间”包含的具体内容，使农村和少数民族边疆这两个关键意涵，成为此后理解“民间”的核心要素，也为后续“人民”概念的兴起，做了思想和实践上的准备——撼动中国与世界的力量也即将由此涌出。

本书旨在论述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论述现行的科学—法律综合体的系谱。在这种综合体中，惩罚权力获得了自身的基础、证明和规则，扩大了自己的效应，并且用这种综合体掩饰自己超常的独特性。福柯称此书为“我的第一部著作”，历史学家彼得·盖伊则将《规训与惩罚》描述为福柯的关键文本，认为它影响了19世纪监狱理论与实践的学术研究。事实上，该书自出版以来，在哲学、政治、历史乃至建筑、艺术等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诸多理论家和艺术家灵感的源泉。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中国化”的基本涵义在于：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用以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就如毛泽东所说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另一方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社会实际发展和中国共产党人独特实践的经验，使之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思想、新的理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的内涵和形式，就如毛泽东所说的：“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这也就是“化中国”和“中国化”相结合的过程，前者主要是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过程，后者是实践上升到理论的过程；前者主要是理论指导和运用的过程，后者主要是理论概括和升华的过程。“化中国”与“中国化”两者相辅相成、相互结合，螺旋式上升，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辉煌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时代化”的基本涵义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和思想特质的凝练，是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和守正创新理论品格的深刻概括。2018年，在回眸《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时，习近平提出：“《共产党宣言》所阐释一般原理整个说来是正确的，但不能要求《共产党宣言》对一百七十年后人类社会发展提出的所有具体问题都提供现成答案。”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辉煌，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实践和思想的辉煌。这一实践和思想会辉煌的逻辑线索就是：“要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时代声音，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这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根本属性和基本特征。习近平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真谛之所在，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品格和思想特质之所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及其理论特征理解和运用的结果，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总体上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道理、学理和哲理，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中国辉煌。“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解和把握，总是同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回眸与未来前瞻的探索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理论的和历史的视界，就是恩格斯提出的把握事物“过程”思想的运用。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这是“伟大的基本思想”。对事物“过程”的历史探索是把握事物本质和特质的必然视界。无论是历史逻辑、实践逻辑还是理论逻辑问题，抑或是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统一问题，实际上都是事物发展“过程”在思维中的再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辉煌，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在这一“过程”中的理论特征和学理依循的集中体现。这其实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探索的方法论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