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论”是探讨人类精神发展的理论。其目的不在于讨论个人的精神发展，而是讨论广大群众的总的精神发展。 “文明论概略”一书共十章，书中阐述了文明的涵义。福泽认为文明一词至大至广，无所不包，从工商企业、科学技术到政法制度、文学艺术和道德智慧等等，举凡人类社会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都被他包括在文明这一概念之中。其中他特别强调道德智慧的重要，他说一国文明程度的高低，可以人民的德智水准来衡量。因此他认为要促进文明，必须首先提高人民的道德和智慧，人民德智的提高是没有止境的，因而文明的进步也没有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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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全书可以明显地分成两部分。前半部只是以希腊波斯战争的历史为骨架，服它来贯串许多同正文关系不大的传说、故事、地理、人种志方面的记述等等（其中有关埃及的部分几乎可以独立成书），后半部才开始叙述战争本身，而插笔叙述退居次要地位。总的看来，不少材料是硬凑到一起的。《历史》传世钞本有十几种，大多是十到十五世纪时的。全书传统分为九卷，每卷各冠以一位缪司女神的名字，因此后世又把它称为《缪司书》。这种分法大概出自后来编订些书的亚力山大里亚学者之手，未必是原书的本来面貌。译者介绍些书的目的是给对历史、文学有兴趣的广大读者提供一部值得一读的世界古典名著，不是供专家研究之用，故在注释方面力避烦琐，而以简要为原则，凡牵涉考证、研究性质的注释均不收。本书所述历史事件都是公元前的事，为了简明起见，译注中年份都不再注明“公元前”了。

本书系记录康熙六十一年（公元一七二二年）到雍正六年（公元一七二八年）七年间发生的几桩重大历史事件，如胤桢‘夺嫡’及其即位后几年中不断裂造的年羹尧、隆科多、阿其那、塞思黑等大狱；汪景棋、查嗣庭等文字狱以及出兵‘平定’青海等战役。体裁虽是编年，性质等于杂史。吕事取材，多根据邸钞、朝报、诏谕、奏折等，在这些文字里，充满着封建阶级的反动观点，如对清朝封建统治者百般歌颂而对朱一贵领导的台湾人民起义则横加污蔑漫骂。至于附记的一些非编年性质的遗闻琐事，也参有不少以讹传讹的显著错误。所有这些，都是应该以批判的态度来对待的。由于‘世宗实录’几经修改，与事实很多出入；著者以当时人记当时事，观点虽然反动，但客观上也反映了一些当时的政治情况，对现存史料仍有一些可以补缺正误，或与现存史料互相发明，藉资印证之处。因此，我们把它作为一种史料性质的笔记予以出版。

《夷氛闻记》为“清代史料笔记”的一种，共五卷由清人梁廷楠撰于清道光末年。作者是主张禁烟、热心抵抗外侮并留意时务的广东士绅，在鸦片战争中曾出力组织士绅参加广州军民抵抗英军入城的斗争，亲身参与了鸦片战争。故此书作者对英国等列强窥视中国、鸦片贸易、禁火运动，及鸦片战争中侵略与反侵略的活动和过程等等的记载，详尽真切而有卓见，富有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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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遗书（第一卷）》是揭露《圣经》上的神明和所谓的神迹都是虚假的，是一些狡猾之徒为了控制和愚弄人们而捏造出来的。然后，主教和神甫再利用他们虚构的东西去支配人民。他们在引导人民接受“天惠神恩”的精神幸福的幌子下，巧妙地剥夺了人民所应该享受的尘世的现实幸福；他们在拯救人民脱离虚构的地狱痛苦的幌子下，迫使人民忍受现世的痛苦。

本书所记为太平天国起义前夕江浙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太平天国建立后所制定的土地政策在常熟等地区的实施情况，并与记载太平军在常熟情形的《海角续编》一书合印，对于研究太平天国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上）》是在近几年来屡经商讨而逐步写成的。一方面，参加写作者比过去几卷更多些，因而更具有集思广益的集体性；另一方面，全书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又不能以集体分工而自相矛盾，因而在审定工作上允许有必要的集中。基于这种情况，参加执笔的同志们。虽然多数对于《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上）》的体系和观点是此较一致的，但是各人对某些问题都可保留自己的看法上的不同意见。在分工方面，本卷一部分章节是由参加者个人执笔，经我和他们协商讨论后，授权由我作些补充修订工作的；另一部分章节是由我和诸青（几位青年）共同商讨编写的；此外一些章节也有由我写作，而经参加执笔者提供意见，再经我修正而成的。因此，在体例编辑上，特别是在论证上的缺点，我应多负些责任。本卷包括的时期较长，内容也较丰富，不得不按篇幅的分量分为上、下二册出版，从隋、唐至北宋为上册部分，从南宋至明末为下册部分。

后汉《太平经》是道教重要的经典之一，现存只有明朝《道藏》的一个本子。原书一百七十卷，今本残存仅五十七卷。编者王明先生根据《太平经钞》及其他二十七种引书加以校、补、附、存，基本上恢复一百七十卷的面貌，并将和此经有关的几个问题加以考订说明。全书代表中国道教初期的经典，是中国哲学史、道教思想史上有价值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