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一部经过宋元两代数百年的酝酿、积累而最终完成的长篇历史小说。《水浒传》成功地刻划了不同性格的人物，书中一百零八个英雄，有三十多个都具有鲜明的性格，其中尤以林冲、李逵、鲁智深、宋江、武松等人性格刻划最为鲜明。作者描写了李逵对革命事业最忠诚、革命思想最彻底；宋江则在领导革命的同时，即始终表现了动摇性，他既是促使农民起义事业的发展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素，又是导致农民起义变质、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两个矛盾的东西，在性格上统一了起来。作者描写了鲁智深的凌强助弱；林冲的忠直纯朴；武松的仗义刚烈；石秀的机警伶俐；阮氏兄弟的义胆包身、武艺出众等等。这些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水浒传》塑造了一大群性格鲜明、光彩夺目的传奇英雄：果敢刚烈的武松，忠勇莽直的李逵，粗鲁质朴的鲁智深，悍勇精明的石秀，仗义干练的宋江等。《水浒传》继承了宋元话本的传统，以北方方言为基础，千锤百炼出生动的、极富表现力的、异常丰富多彩的文学语言，堪称炉火纯青。

《三国演义》是一部结构宏伟而严谨的长篇历史小说。它描写了上自东汉灵帝中平元年黄巾起义下至晋武帝太康元年一统天下（公元184—280年），这近百年间各个政治军事集团相互争斗的历史风云，暴露了国家的分裂和军阀的混战给百姓造成的灾难，揭示出魏、蜀、吴鼎足“三分”的基础、“三分”的形成与以峙、以及“三分”局面瓦解的由分而合的全过程，塑造了数以百计的历史人物形象，勾画了连轴的全景式的战争画卷，以艺术手段总结了许多足令后人扼腕长叹的历史教训。《三国演义》是一部杰出的古典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本书是名家彩绘四大名著[珍藏本]中的《水浒传》分册，全书讲述了北宋以宋江为首的梁山一百零八将的传奇故事。为了便于普及这本古典名著，提高其收藏价值，本书特邀著名画家程十发等人为该书绘制了精美的插图。全书印刷精美，采用国际标准，16开，精装，是一本极为难得的珍品图书，极具收藏价值。本书是由两大部分组成的，即原著文本与新创彩图。以原著文本来说，我作为一个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凭多年的经验，觉得现在这样的处理，是严谨而通达的，也就是既符合古籍整理的规范，又适合当前广大读者的口味。首先，本书采取全文排录，不加节选，使读者可以了解作品的全貌，提高阅读的品位。其次，是选择信实可靠的本子作为底本，又通校几种有代表性的版本，同时又参考近一二十年来几家有影响的出版社出版的新点校本，从而做到既汇众本之长，又使之要而不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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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五章，系统阐述了张君劢的思想渊源、发展轨迹、主要著作、学术贡献及历史地位。并附有传主的学术行年简表、研究论著索引。

片断：历20世纪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陈垣，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载誉海内外，被学术界称为“民国以来史学开山大师”。①他在宗教史、中国历史文献学、元史等方面的贡献于20世纪中国学术界独树一帜，形成一大流派，并开创了独具风格的史书著述体例——“援庵体”，开一代风气之先。他接过清代乾嘉考据学，又为传统史学劈造了一个新时代，可谓是20世纪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顶尖人物之一。陈垣，字援庵，幼年曾名星藩，青年时撰文署名钱、钱罂、谦益、谦、艳、蔚、宗、益等，定居北京后一度用名援国，还曾字圆庵，别号圆庵居士。清光绪六年十月初十（1880年11月12日）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石头乡富冈里（今广东新会市棠下乡石头村富冈里），1971年6月21日逝世于北京，享年九十一。九十一岁的生涯，有33年生活在家乡新会和广州，其余时间都居住在北京。一新会与陈氏家族援庵的家乡新会位于珠江三角洲西部，东北距省会广州110公里，东、西、南、北分别与顺德、江门、开平、中山、南海等县市相接。“山海交错，在古为剧郡”①。虽算不上名邑，但亦有地方特点。明万历年间黄淳辑《新会县志》并撰《序》云：“新会之所重于天下者，以有江门道学，厓山忠节在然。”道光《新会县志·黄培芳序》亦云：“至厓山忠节关乎一代存亡，白沙理学系乎千秋道脉，尤属别邑所无。”厓山在新会县城南。南宋祥兴二年（1279），丞相陆秀夫兵败于此，宁死不降元兵，负帝昺沉海殉难。明清故老世传陆秀夫墓在境内二城村，称二城为忠臣山。江门道学、白沙理学均指明代著名理学家陈献章。陈献章是白沙（今新会市白沙乡）人，明成化十八年（1482）由举人征学行授翰林院检讨，白沙也位于新会县城东北，距石头村仅10多里之遥，厓山忠节与白沙理学均对陈垣有所影响。1948年4月25日，陈垣等游颐和园，于昆明湖畔存照，并在照片上亲笔题曰：“身立厓岸，而心不立厓岸也。”以昭示其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他还注意搜集陈献章遗墨珍藏励耘书库。史树青曾回忆说：“（陈垣）先生收藏书画及清代学者手稿甚多，曾在辅仁大学公开展览，印有目录。书画中远如明人陈白沙（献章），近如清末陈兰甫（澧），皆岭南名家。记得陈白沙手书《心贺》卷，后有沈尹默先生题词，调寄《减字木兰花》，词云：“崖山风月，千古精诚相对接。省视堂堂，一卷昭然日月光。狂心飞鹤，动静随时都是学。活活乾乾，此趣于今腕下传。’先生与陈白沙皆新会人，崖山在新会南八十里海中，故尹默先生词中及之。”②除陈白沙外，还有清代著名学者胡金竹。胡金竹名方，字大灵，号信天翁，新会金竹冈人，学者称金竹先生。陈东塾序金竹《鸿桷堂集》，有曰：“粤之先儒，自白沙先生后，越百余年而有金竹先生，粤人皆以金竹比白沙。”后记：平生服房援痷学术，早在1978至1982年就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时，就曾发愿为援庵先生作传，时隔将近二十年，此愿终于平慰，这要特别感谢陈其泰、房德邻二位先生的面命和指示，使我能有机会完成这项任务。这部书稿的撰写工作始于1997年8月，至1998年初，形成基本框架。又奋力十个月，三易其稿，方得告竣。书稿的详细构思拟出后，我于1998年2月5日到北师大拜望刘乃和先生。这时，刘先生已卧病在榻，她听了我的撰写计划，非常高兴！一再嘱我努力写好这部书，还提出将她手头的材料和部分半成稿送我作参考，因为刘先生曾应江西教育出版社之邀，撰著《陈垣评传》，由于身体的原因，未能功毕。我见先生身体虚脱得非常厉害，不忍心烦她，劝她待痊愈后再将资料找出赐我。没想到几天后，先生住进了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从此再没能回到她的书斋。人民大学离北医三院不远，在先生住院期间，常去探视，这时先生已不能讲话，只是睁开眼看看。我领悟到先生的意思，决心完成先生这项未竟的工作。因此，在这部书稿最后完成之时，特别怀念我的老师刘乃和先生。再者，援庵学术博大精深，高山仰止，以我之稚嫩，去看援庵之学术，真有坐井观天之感，这就难免挂一漏万。又由于时间伦促，许多问题来不及深思熟虑，亦不免有“少作”之嫌。书中所有错误与不足，诚待博雅高明指正，以俟将来遵改修订。《北京图书馆馆刊》常务副主编王菡先生审读了这部书稿，并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改进意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刘卓英先生和熊英先生为此书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这都使我铭感衷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96级文史哲实验班刘静、辜超、白晓明、蔡强、尹森、青格勒图、赵晨岭、王朋、赵萍、梁民、邱志红、李力等同学为我清抄了书稿，亦谨致感谢！牛润珍1998年10月25日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本书前言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概论（代序言）戴逸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应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世纪、创新的世纪、辉煌的世纪。一百年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成果丰硕，推陈出新。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西方学术大量引入中国，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撞击、融合中，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诞育，并迅速地茁壮成长。一百年内，各个学术领域均有新的突破和重大进展，构建了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体系。回顾和总结20世纪的学术发展，明辨其是非得失，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是为了推进21世纪的学术，进一步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璀璨的成果和丰厚的积累。它长期以来哺育了中华儿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精神，在世界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从19世纪中叶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带来了西方的学术文化。西学东渐，经历了几个阶段，先是器物文明的传播，其后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传播，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西方的学术文化，涵盖广阔，影响深远，进入中国后生根、开花、结果。它改变了中国学术思想界以至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进步伐，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其间，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发生了激烈斗争和逐步融合。中国20世纪之学术即在这一斗争和融合的再创造过程中呱呱堕地。中国近现代学术肇始于严复翻译西方的学术名著，19世纪末，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学说，使中国学术界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此后，他又陆续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学》，耶方斯的《名学浅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界罕有研究、著述的领域，中国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得以借鉴，因之萌生。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说明近代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之区别：“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大声疾呼，历史学必须冲破传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此时，夏曾佑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其他学科也在20世纪之初相继跨入近代时期，1910年沈家本创办的法学会和《法学会杂志》可说是近代法学的萌芽；王国维、罗振玉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滥觞；章太炎研究印度哲学、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开近代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的先河；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中国近现代文学得以诞生，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第，次用西方观点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分析研究。至于自然科学，19世纪后期已由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翻译了许多著作，做了大量准备。1915年，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科学杂志》，中国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也逐步展开。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先进知识界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产物。西方的各派学说，众多著作，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冲进中国。中国学者站在自己的基地上进行选择、甄别、吸收，创造适应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文化。学者们，作为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在中国接受教育，必定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20世纪的第一代学者，从旧时代过来，大都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战士们，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他们为了完成除旧创新的历史使命，竭力反对旧传统，要与旧传统决裂，但实际上旧传统已渗进他们的血液里，他们不可能完全斩断传统。真像他们自己所说：他们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进行了反戈一击。即使像陈序经那样的“全盘西化论”者，也不可能摆脱旧传统。只要你是中国人，曾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就不能完全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今日之我”不可能全盘反对和完全丢弃“昨日之我”。同样，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不管他的思想多么保守、顽固，也不可能完全反对西方的学术文化。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优越性日益明显，人们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它，全盘反对和摒弃西方学术文化的人也是没有的。近代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大多受西方的影响，西服革履、西装大菜、洋房高楼、汽车飞机，西方文明，无处不在，哪个人的生活能离开这些？茅盾在《子夜》中写的吴老太爷头脑冬烘，顽固不化，但从乡下来到了上海，口诵《太上感应篇》，居住的却是洋房，出门更非坐汽车不可。拖着辫子，倡导复古的辜鸿铭其实是受过西方完备高等教育的一位大学者。20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两种异质文化的斗争和融合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历史上，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唐宋，儒佛之间发生激烈斗争和相互排拒，才逐渐地融合，产生了儒学化的佛学——禅宗，和佛学化的儒学——理学。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将西方文化带来中国，虽有徐光启、李之藻甚至顺治帝、康熙帝等上层人物的扶植，也遇到儒学的顽强抵抗，经一、二百年之久而烟消云散，并未能生根、开花、结果。可见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尤其是要从融合中诞生出新的学术文化，是一个长期、缓慢而艰难的过程。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这是历史上异质文化第三次进入中国，其声势之大，影响之远，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两次。由于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使中国传统文化相形见绌，在上个世纪末，中学和西学的两军对战中，中学已阵脚大乱，败下阵来。必须吸取西学之长，“以洋为师”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基地上重新创造，才能重建中国的学术文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经过中国学人们不懈的努力，20世纪的中国学术得以孕育成形，脱颖而出，并显示了崭新的面目和蓬勃的生命力。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大体上说，有以下特点：一、以进化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中国传统学术赞美上占时代的制度和人物，颂先圣而薄后王，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视为道统所在，后世丢失了古代道统，故而欺凌争斗，社会日益退步。19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社会进化的原理风靡全国，完全改变了陈腐观念，中国人懂得了用进化史观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得出了与古人全然不同的结论。这样，20世纪的学术文化抛弃了传统观念，树立起近代新观念。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科学的唯物史观，进一步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作用等等，把学术文化的研究置于唯物史观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之下。20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的中国学人全都信从进化原理。而在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有主导地位，在它的哺育下，诞育和成长了大批学者。二、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国传统学术，分成经、史、子、集，并不严格地建立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之上，其中经学特别重要，凌驾于上，且涵盖一切。《易经》中包括数学、哲学、自然科学；《书经》中包括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诗经》中包括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礼记》中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春秋》中包括历史学、政治学。许多学科尚在幼年萌芽状态，尚未从笼统的经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学科之间的界线极为模糊。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茁壮成长、规模齐备，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自然科学移植了西方几百年积累的学术成果，独立为一大学科。其中分门别类，学支林立，建立了数、理、化、生、农、工、医等大学科，门类繁多、内容充实，洋洋大观，达到了较高水平，且有裨于国计民生。而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文史哲分离，形成各自的专业，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新学科，纷纷诞生独立。由于20世纪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入，知识量、信息量巨大增长，学术文化的内容日益充实，范围日益扩展，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旧框架，形成了近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的学科分类体系。三、理性方法的运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够精密、逻辑不够严谨，推理判断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治学中带有直观感悟，冥心静思，自省修养等等。某些非理性的方法，如形象的、感悟的、信仰的、揣测的、情绪的方法，只要能表达研究对象或真实、或虚幻的状态，就能形成某种学术性的知识，如古代的瀛海九州说，天人感应说，明心见性说。20世纪的中国学术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运用归纳和演绎，重视证据，“无征不信”、“孤证不立”，摒弃主观成见，抱着冷静、客观的态度，以理性方法对确定的对象进行具体、准确的认知活动。在自然科学中运用显微镜、望远镜、以及其它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在社会科学中则着重调查研究的方法，获取第一手的实际材料。20世纪的学术文化追求的是精确而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进而认识其本质和规律。近现代学术崇尚的是理性精神而非感悟、信仰或权威。四、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国进入20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凶狠，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更加残酷，内忧外患，民不聊生。20世纪的中国学者们目睹山河破碎，人民苦难，抱着无限的同情，唤起自己的责任感，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在各个学术领域中苦心探索，矢志钻研，目的就是为了救国。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在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中诞生发育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20世纪学者们共同的强烈愿望。搞自然科学的希望科学救国，搞经济学的希望实业救国，搞教育学的希望教育救国，搞政治学的希望国家繁荣昌盛，搞哲学的希望振兴民族精神，搞历史学的希望以历史经验教育和唤起民众，搞文学的塑造了众多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伴随中国的苦难而产生，它推动国家的前进、呼唤民族的奋起、激励大众的斗争，因此，爱国主义渗透其中，成为它主要的精神支持。20世纪的中国学术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

片断：第一章时代的弄潮儿本世纪最初的二三十年，正是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年代，也是外来思想文化以全然不同的内涵冲击东方文明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社会、思想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人们普遍都在探寻中外思想文化的关系。本书传主郭沫若，便是其中成就卓著、颇具影响的人物之一。一、“海棠香国”的叛逆在四川大渡河与岷江汇合处，有一座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乐山市。这里为蜀王开明故治，秦为南安县，隶蜀郡，汉改隶犍为郡。北周为平羌县、郡治所，宣帝时置为嘉州。清雍正末，增置乐山县，始名乐山。其地自古盛产“色香并胜”的海棠，故有“海棠香国”之称。嘉州山水秀丽，有举世闻名的“仙山”峨眉山，有唐代凿建的世界第一大佛。峨眉第二峰绥山，俗称二峨。又有三峨，名为美女峰。在这美女峰正北有一小镇，唐代名为南林镇，清道光年间旧址被冲毁，迁至今天称为沙湾的地方。100多年前，这里是清朝末年的四川省嘉定府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海棠香国”出骄子。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壬辰）11月16日（旧历九月二十七日）午时，我们要评述的主人公来到人世间。他的降生，颇带“反逆”的意味。不顾母亲忍受难产的巨大痛苦，迫不及待地“脚先下地”，跨出“反逆者的第一步”。他的祖上，原籍福建省汀州府宁化县，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前迁蜀。传到传主时，已经是第六代了。其祖父爱散财，以致家业凋零。其父郭朝沛，善理财，又把家业恢复起来。为教育子女，在旧居后花园设立“绥山山馆”，为子弟延师授业。传主的母亲杜邀贞，又作杜荪福，乃进士之女，耳濡目染，能够背诵一些诗词。15岁嫁到郭家，勤苦操持，受到全家敬重。在受胎之际，母亲梦一小豹咬自己左手虎口，遂以文豹为这“逆产”婴儿的乳名。后以开贞为其学名，号尚武。1919年9月，开贞发表新诗《抱和儿浴博多湾》、《鹭鸶》时，首次署名沫若，自谓是取其故乡的两条河——沫（Mei，音妹）水（大渡河）与若水（雅河，又名青衣江）“合拢”而成。从此，沫若之名便取代开贞了。20年代中期，在出版几部翻译小说和戏曲集时，又开始使用“郭鼎堂”三字。其后，在甲骨、金文领域，常以“四堂”——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郭鼎堂（沫若）、董彦堂（作宾）并称，成为显示其成就的一个代号。以文化教养而论，可以说郭沫若是浸染于儒家经典，寝馈于传统文化的。但是，浪漫的、叛逆的个性又使他对于旧学中的消极面产生出极大的反感。4岁的小文豹，便开始跟母亲口诵唐诗，为其所受诗教的“第一课”。“淡淡长江水，悠悠远客情。落花相与恨，到地亦无声。”四五十年后，仍然留在他的记忆中。甚至他那样小的年岁就产生了“读书的好奇心”，也是由于“翩翩少年郎，骑马上学堂。先生嫌我小，肚内有文章”这首诗激发起来的。入“绥山山馆”后，发蒙读《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类很暖昧的哲学问题，自然引不起蒙童的兴趣，于是便“逃起学来”，结果是父亲“用强制手段”把小开贞“抱进学堂里去”。后记：一校校后记在一校当中，得见一则关于《管子》的新材料，故在校后作此补笔。当年郭沫若集校《管子》，在广集版本方面有一项引以为憾的事，就是宋刻墨宝堂蔡潜道本至清代中叶失传。因此，他在《管子集校》一书中，再三表露出惋惜之情。1956年3月，《管子集校》由科学出版社出版。7月初，郭沫若收到潘景郑来信和所寄陈奂校《管子》抄本及丁士涵《管子案》残稿二种。9月初复函云：“日前始得勘校毕，谨将原书璧还”，“各书头曾略题数语”。并说：“墨宝堂本颇闻有在苏联之说，如信然，后或可得一见。”现录郭沫若在“各书头曾略题数语”，以备关注《管子》版本者参考。在陈免校《管子》抄本书头所题：余为《管子集校》，收罗版本颇多，独墨宝堂宋本未见，引以为憾。此本即钞自墨宝堂本，并经陈奂手校，校录以遗高邮王氏（按：指王念孙），有铃印可证。潘君景郑远道惠假，得细阅一过，弥补遗憾，良堪感荷。原书本缺自十三卷至十九卷，黄丕烈曾据陆贻典校宋本补入。俾成全帙。此钞本即据黄所校补本，而陈复曾以刘绩补注本对校。此可见前人之勤，与其用心之仔细。陈氏经校后，更以转赠王氏，曩时学者间友谊之敦厚，深可足令人感动。凡此均足师法，固不仅为学会素研究增添一份善本而已。潘君实善体前修之懿行者，谨让此数语璧还，用申谢意。一九五六年九月九日郭沫若在丁士涵《管子案》残稿书头所题：《管子》残稿，蒙景郑君假阅，确实可贵。稿曾经陈奂手定，稿中朱书即陈氏笔迹。戴望亦曾过目，有案语数处。然《管子校正》中所采丁说，与此稿不尽相符。有为稿本中所无者，盖采自《管子注》，惜彼书已毁，不可复问耳。稿中颇有胜义为戴所遗漏者，亦有丁误而戴亦同误者，足徵戴之功力远不及丁。丁书残毁，殊可惜也。然残愈于毁，宜倍加珍护。一九五六年九月九日郭沫若识①校书不易，每校一次都会发现一些错漏，大到标题、正文、引文，小到注脚。尤其数目字，稍一疏忽，便出差错。这里要特别提出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孙彦。1992年10月在郭沫若的故乡参加四川省纪念郭沫若百年诞辰大会，与孙彦有过一面之识。今年1月12日她到社科院来送本书的一校样，如果不是事先联系好见面的地点，几乎不能相认，彼此都颇为感叹岁月如流！回来看校样，从字里行间感到孙彦的认真和细心。原稿中的笔误被改正，清样中的错录、漏录被钩改、补入。一时弄不清的问题，她都在旁用有铅笔划出，提醒我核准。对于有的引文，她似乎还曾查对过原著。总之，看完一校样后给我的最大感觉是：孙彦对于本书的编辑很是尽心尽力，经过她的加工处理，可以说书中不会有什么差错了。为此，特别在此补写一笔，表示对她的感激之情，感谢她为本书付出的心血！1999年1月本书前言前言“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本书传主郭沫若（鼎堂），正是最能体现这个特点的一位“时代之骄子”。当其最初震撼整个文坛的时候，恰逢呼喊“民主与科学”时代的开始。而其临终前夕召唤“科学的春天”之日，正好又是另一次思想解放即将到来之时。在这60个年头里，始终与中国学术文化的走势紧密相联，并成为各个不同时期学术潮流代表人物者，郭沫若是其中少有的几位佼佼者！不管他的著述多么“粗率”，也不管他的观点如何“多变”，舍其人或是抹去他的影响，则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必将出现明显的断档和空白！本书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力求通过传主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成就来认识本世纪从一次思想解放走向另一次思想解放的一整个时代当中，中国学术文化所走过的曲折历程及其利弊得失。郭沫若自其步入文、史两界以来，始终是一个遭学界议论而受政界骄宠的特殊文人。学界之中，有称其为新文学、新史学开拓者的，也有视之为“流氓加才子”的，还有冷嘲热讽而欲葬送其名望的。然而，学界的议论终究改变不了政界对他的骄宠。起先，是蒋介石希望他“无论怎样都要跟着我一道走”，指望“文字上的事体以后要多多仰仗”于他。数月之间，便使其由少将升为中将，由北伐军政治部秘书长变成副主任，甚至还被秘密委任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后来，则是毛泽东称其为“文坛宗匠”，周恩来提议、中共中央决定以其为“革命文化界的领袖”。盖棺之际，又是由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人物邓小平亲口定论的。就在1939年其父病逝举行家祭的时候，也是中共核心领导毛泽东、周恩来等，与“国府主席、党军领袖”蒋介石等的挽联，同时并列灵堂左右。自两党成立以来，有此殊荣者仅此一例。当年，苏雪林曾经发问道：“凡此种种，每令我百思不解。究竟郭氏真是他自誉的天才人物呢？还是文学界犹如政治界，原有许多幸运儿，郭氏便是这幸运者中间的一个呢？”早年郭沫若以中国的孔子与德国的歌德为“球形天才”，后来周扬借用来形容郭沫若本人，这或许可以认为是一个有说服力的回答！政界对郭沫若的骄宠，显然是着眼于他是一个难得的奇才。学界的种种议论，则可以从认识球体的角度不同得到解释。因为每一个人的视角各异，而谁也不可能看到球体表面的每一个部位，再加上球体越大，每一个人的视野所及就越小，也就更缺乏整体性。若是对球体表面分部位直视，又会丢掉球体“三维空间”的基本形态。这套《20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虽然名为“传记丛书”，但要求写成“学术思想评传”，包括传主的生平活动、主要著作、学术思想、学术交往及其学术地位等方面的内容。从郭沫若研究的实际情况出发，先前出版的郭沫若传记已经不少，大体呈现这样的情况：一是以其生平为主，将文学活动、学术研究等作为人生道路的组成部分穿插叙述；二是以其文学道路为主，兼及人生与学术进行传述。而有关郭沫若学术研究方面的著述，在仅见的几种当中，或写其“史学生涯”，或谈其“国学研究”，尚无一部比较完整的学术传记。4年前，应《国学大师丛书》之邀撰写了一本《郭沫若评传》，即是从“国学研究”角度着眼的。当时是带着两项遗憾交稿的：一是由于时间短促，有些问题未得深入研究；二是受字数局限，总体构架有明显缺陷。出版发行后不久，我即出国访问。回来时，已是1997年春节了。这期间，那本《评传》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同仁们提出的自然是修改、增补意见，一些未识的朋友提出善意批评，也有来自对郭沫若持不同看法的读者的某些指责。在此同时，应林甘泉先生之约，与郭平英、黄淳浩共同编写《郭沫若与文化名人》一书，因而得见一些先前未曾见过的珍贵材料。紧接着又参预编著《20世纪中华学案》，负责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郭沫若与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两卷的编选。实际上，这是在横向上进行的一次综合考察。正当上述两项编著任务进行之际，戴逸先生主编《20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约我重新撰写一本《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无疑，这又给了我一次机会，不仅可以弥补先前的遗憾，还可以将最近一年多来的新的研究成果吸收进来，在更大程度上填补郭沫若研究中“学术传记”的空白点。本书的写作，从1998年7月份正式开始。考虑上述郭沫若研究的实际，首先确定这本“学术思想评传”，必须以传主的“学术思想”为主，不失本丛书的宗旨。但在写法上，又要照顾到其为“传记”的一个方面。两相结合，将全书分为综述、学术、交往三大部分。综述部分，以记述和考察郭沫若的人生道路、个性特点及其学术风格等为主要内容。人生道路，又注意其思想的转换和心路的变化。学术部分，则以传统的学术内涵为基本考察对象，探索郭沫若在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心路、思想渊源，评述其思想成就、学术贡献以及其间的相互关系。这一部分，是在先前那本《评传》的基础上补充其不足、修订其疏漏而成。交往部分，则选取对郭沫若文学、古文字学、史学等方面有重要影响或帮助的人物，追寻他们之间的学术友谊。同时，也注意他与“非朋友”之间的某些交往。新增材料方面，为了印证某些重要史实，我请郭平英帮助查看了一些郭沫若日记。钟作英在提供当代学人写给郭沫若的书信方面，给予很多帮助。在此，对郭平英、钟作英谨致最诚挚的谢意！这里，还要提到先前那本《郭沫若评传》的特约责任编辑毛军英（英子）。当时她查阅了不少图书资料，帮助核准书中引文。因而，那本书做到了基本无差错。这次重新撰写，凡是沿引那本《评传》的文字，我都很放心地照录过来。新著出版，是不应忘记先前那书的“特约编辑”的。这本传记无能勾画一个完整的巨大球形体，但是不忘随时提醒自己，也提醒读者，这是在评述一个“球形”人物，应当考虑各个方面反映在球体上的实际。欢迎从各个不同视角传递来的种种新信息！1998年9月

《归雲楼砚谱》，民国，徐世昌编。徐世昌，字菊人，天津人。出生于河南省汲县。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多次出任国务卿，1918年10月至1922年10月任民国大总统。以编书、赋诗、写作画遗兴。该书主要由其门客、幕協编成。所收为徐氏家传砚和自藏砚的约百约百方。其中有唐、宋、明、清等名流学士所用砚。该书分御制砚、赐砚、自题砚、自画砚、藏砚等類编册。我社以民国间珂*版为底本影印出版。为方便读者阅读鹽赏，特加释文。该书所收砚，制作精良，铭文丰实，书體精美。是广大集砚爱好者和书法爱好者的理想選本。

《龙图公案》，全称为《新镌绣像善本龙图公案），不题撰人，乾隆四十一年（1776）金阊书业堂刊，有江左陶烺元乃斌父题于虎丘之悟石轩《龙图公案序》。据此可知：此书刻刊于苏州。原书十卷百篇，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有插图十幅（每整叶二幅）。《龙图公案》全部篇章都有完整的故事。它们的情节结构因案情的不同而有异。凡财产、婚姻重大纠纷及凶杀人命案件，尤其是一些无头公案，情节结构一般都比较曲折复杂甚至奇巧，而凡敲诈、拐骗、偷窃、奸情等一般性案件，情节结构则比较简单、平直。然而这两类故事有共同的特点：它们多数都是疑窦丛生，颇为棘手的难决案件。而正是这类案件才突出了包公亦即清官的聪明才智。在这些故事中，许多当事人有的成了次要角色，包公则往往被推到了主要或关键的位置上。作品描写包公运用自己的智慧、经验和胆识，或根据生活常识，或探究人情物理，或苦思冥想事物的联系和因果关系，或微服私访调查取证，或巧设圈套赚罪犯人彀……等，使用一种或多种方法手段，将其他官员屈打成招的冤案，束手无策的多年积案，或自己面临的扑朔迷离、疑团重重的案件，一举审破，并作出公正的判决。受害者的冤屈得以平反昭雪，平民百姓人心大快，包公公正神明的形象也由此树立起来。当然，少量作品渲染描写包公夜断阴间，日断阳间，能驱鬼请神断案。这种对古人有吸引力的鬼神迷信断案的描写，在我们今人看来实在不足为训，这是应当指出的。

明代公案小说，十卷，作者不详。这部短篇小说集，包括一百个包公断案的故事，脱胎于明代万历年间另一部以包公为主角的小说集《百家公案》。小说巧借传奇手法，将包公的历次微服私访、梦兆，乃至阴间地府的鬼故事融合一起，把不同时代、不同地点发生的种种公案都加到包拯身上，使他的断案显示出亦神亦仙的离奇效果。这些故事情节曲折，内容广泛，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作了生动而深刻的描绘。包公在断案时表现出的超异智能，甚至得到胡适的赞赏，胡适把他称为「东方的福尔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