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本义》十五卷，是欧阳修在经学方面的代表作。卷一至卷十二，择取《诗经》中有代表性的各类诗作一百十四首重点论析，说解本义；卷十三至十五，则是以专题研究的方式讨论《诗经》各类诗作的分类原因、撰作时代及诗序等问题；卷末附有《郑氏诗谱补亡》一篇，是欧阳修根据他书相关资料对郑玄《诗谱》的订补之作。欧阳修首倡探求《诗经》之本义，怀疑毛郑、辨明是非，发疑《序》之端，，开宋代《诗经》学之先。欧阳修，以其大胆疑古精神、求实谨严的态度，“据文求义”，提出以“人情说诗”的诗说理论和“以意逆志”的本义观方法，开始注重从文学方面说诗，同时其说经平实，训诂谨严，为《诗经》研究开创了一条新路，对后世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宋代朱熹至清代姚际恒、方玉润等人的治《诗》精神与方法无不受到了欧阳修的影响。本书为《诗本义》的首次校点整理。校点者为文献研究大家，《诗本义》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整理本。本书以1935年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南宋刻本为底本，以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经解》本为校本，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参校本。

当今社会对高水平英语口语人才的需求量日渐增大，然而传统的教学模式滞后于社会的需求，口语课程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因此，改进传统的教学模式，提高大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势在必行。本书以培养大学生英语口语交际能力为目标，基于“输出驱动-输入促成假设”的理论，以听促说、听说一体，对有效提高大学英语听力能力和口语能力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深入探索。主要内容包括对二语习得理论流派的评述，“听”“说”能力的具体内涵和培养的理论问题，我国英语专业听说教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听说能力培养的核心问题，“输出驱动-输入促成假设”理论上的“听说一体”教学原则，以及听力和口语子能力的习得与测评。

《汉书》一百二十卷，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据上海图书馆藏清同治八年（1869）金陵书局刻本影印。班固，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生于建武八年（32），卒于永元四年（92）。班固幼承家学，九岁即“能属文诵诗赋”，十六岁入洛阳太学读书。建武三十年（54）因父卒归乡里，居家以续修其父班彪未完成的《后传》为业。既而被人告发“私改作国史”，遂下狱，幸得其弟班超上书申辩而获释。此后任兰台令史，参与编修光武帝的《世祖本纪》，复迁为校书郎，撰成开国功臣及当时群雄的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史才得到明帝的认可，“乃复使终成前所着书（即《汉书》）”。章帝时，班固受宠甚渥，建初三年（78），任玄武司马，次年奉诏撰《白虎通德论》，记录天子会合诸儒讲论的五经异同。永元初，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班固为中护军，行中郎将事。后窦宪谋反，“迫令自杀”，失去窦宪庇护的班固也被有宿怨的洛阳令种兢借故捕系，遂死狱中。时年六十一。后人辑有《班兰台集》。

本书包括北宋学者司马光的四种著作：《孝经注解》《温公易说》《司马氏书仪》和《家范》。司马光以史学、政事闻名，实际上他在儒学上亦有所成就，是朱熹所称道的北宋“道学六先生”之一。本书所收四部著作便是对《易》《礼》《孝经》等儒家经典的阐释发明，既有对经典本身的解读，也有基于经典的经世致用之作，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司马光的学术成就和儒学发展的历史。其中《孝经注解》一卷是就《孝经》进行发明。《孝经》一书自唐玄宗以今文为定颁行御注，《孝经》古文几废。司马光于秘府得见古文《孝经》，作《古文孝经指解》，范祖禹又据《指解》本经文作《古文孝经说》。校点者为复旦大学赵四方、井良俊先生。《温公易说》是司马光对《易》的解释。司马光解《易》唯以儒家中庸思想立说，推本天地之道，归之于仁义礼智信。其解多不袭前儒旧说，在北宋《易》学自成一家。此书并非《易》之通释，每卦或释三四爻，或一二爻，亦有全卦无解说者。本书由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刘保贞先生校点。《司马氏书仪》与《家范》则皆与“礼”有关，是司马光植根于《仪礼》等经典，又与当时实际情况相结合，提炼总结出的礼仪程式与礼教规范。《司马氏书仪》十卷，内容以日常礼仪为主。其书一则依据经典，考订精审，二则参酌古今，易于实行。因此撰成之后深受欢迎，影响较大。校点者为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焕君教授。《家范》十卷，“取经史所载圣贤修身齐家之法，分十九门，编类训子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为历代推崇为家教的范本，从家庭伦理出发，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治家原则以及修身养性和为人处世之道。整理者为江西师范大学万义广、李倩及南昌工程学院温乐平教授。

有很多原因让中国古代的人们提笔书写自己：让亲人知道自己的近况，记录旅行中的经历，为自己辩护、抱不平，表达对个人能力的骄傲或对生活的失望，抑或解释著书立说的缘由。许多写作者会用幽默的语言描述自己的缺点，而那些为子孙后代写作的人，则往往采用严肃的语气。一些人用诗歌表达自己的情感，另一些则用散文。此书选取了西周至清末3000年间50位作者的关于“自我书写”的作品，分列在29个话题之下。这些作品讲述的故事，往往生动且引人入胜。它们的作者包括男性和女性，既有名垂青史的人物，也有普通百姓。有些相当简短，另一些则要长得多。这些作品将引领读者走近他人的世界，并激发大家对各种问题的讨论，包括自我意识的觉醒、与他人的联系、家庭生活的情感基调，以及各级官员的关心照顾，等等。每个话题均有一篇导言和拓展阅读书目，可以帮助读者们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

《木钟集》以《论语》《孟子》《六经总论》《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近思杂问》和《史》各一卷。当时朱子《四书章句集注》已经撰成，但犹为私家之书，尚未成为官学，故陈埴仍从古本之例，解说《大学》《中庸》仍置于《礼记》之中，未单独条例。《史》论仅涉及汉唐，则是因为伊洛之传不以史学为重，偶然及之，并非专门论述。全书体例均先设问，后回答。卷首自序，称取《礼》“善问者如攻坚木，善待间者如撞钟”义，以“木钟”为书名。此书独守朱子之说，可备研究朱子学作参考。本次整理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以元吴氏友于堂刻本和明弘治十四年刻本为校本。是首次校点整理。

《康斋先生文集》十二卷，附录一卷，明吴与弼撰。吴与弼学宗程朱，却不以阐述、发挥理学概念为务，而是致力于践行理学家的道德规范，一生贵乎力行，不轻于著述，学之所得自集为《日录稿》。弘治元年，吴泰出守抚州，将吴氏所遗诗文及其自集之《日录》裒而成集，名《康斋先生文集》，于弘治七年刊行，这是最早的吴氏文集，后又有正德十年刻本、嘉靖五年林维德刻本、万历十八年刘世节刻本、崇祯壬申陈懋德刻本。入清则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道光四年本、道光十五年本等。本书以嘉靖五年林维德刻本为底本，以弘治七年吴泰刻本、正德彭杰刻本为校本，适当参考了万历刘世节刻本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伊川击壤集》是宋儒邵雍的理学诗集，通行本收录大约一千五百余首，以哲理诗为主，邵雍也因此被誉为理学诗派的始祖。《伊川击壤集》邵雍生前尝手自编订，其子伯温又裒类成集，初刻于元祐年间，但此初刻本现已亡佚。现存几种南宋刻本多为残本，其中台北“中央图书馆”收藏的南宋末二十卷刊本（卷十系抄配）是保存相对完整的精善之本，版刻精美，脱误甚少，此次校点，即以此南宋末年刊本为底本，校以《宋集珍本丛刊》影印元刊十八卷本、《四部丛刊》影印明成化年间毕亨二十卷本，同时参校了明正统《道藏》本、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江西星子县宋墓出土的两种残宋本。书末根据相关文献资料又整理增补了《集外诗补》和《附录》，以供读者参考。

《孙明复先生小集》，原名《睢阳子集》，宋孙复著。《孙明复先生小集 春秋尊王发微》于元战乱之后亡佚。清代赵国麟始获孙复诗文集之钞本，有诗文二十二篇，附录三篇，名曰《孙明复小集》。后又有李文藻钞本、《四库全书》本、徐坊过录本以及乾隆四十年聂鈫杏雨山堂刻本，皆祖于此。其中李本存有李文藻等人手校记录，弥足珍贵。此次校点以杏雨山堂刻本为底本，以旧钞本、李本、徐本、《四库本》等为校本，不仅校勘精良，还在保存原刊篇次式样的同时，辑得孙复佚诗六首，佚文二篇。《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宋孙复撰。《春秋尊王发微》是孙氏最重要的著作。案李焘《续通鉴长编》曰：“殿中丞、国子监直讲孙复，治《春秋》不惑《传》、《注》。其言简易，得《经》之本义。既被疾，枢密使韩琦言于上，选书吏，给纸札，命其门人祖无择即复家录之。得书十五卷，藏秘阁。”据《中兴书目》，此十五卷，除《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外，尚含《春秋总论》三卷。今《总论》已佚，惟此书尚存。《春秋尊王发微》，从解经方法上继承了唐代啖助、陆淳、赵匡的思路，所谓“不惑传注”，但又具有极强的时代特质，是孙氏基于中唐以来中央集权衰微而引起军阀割据、战乱不已，导致生灵涂炭、生产凋敝的社会现实而做出的深刻思考。孙氏适时地提出“尊王”的理论，并以之为核心解释《春秋》全经，阐发《春秋》大义。《春秋尊王发微》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康熙版《通志堂经解》本，《通志堂经解》后有乾隆补刊本、同治重刻本。而乾隆修《四库全书》，亦曾收入是书，系据康熙版《通志堂经解》本抄录。此次整理，以同治本《通志堂经解》为底本，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校本，并参校康熙版及乾隆版《通志堂经解》本。《孙明复先生小集》《春秋尊王发微》为现存的孙复著作，今编为一书，为研究者提供便利。

《纂图互注南华真经》十卷，是宋人龚士卨所编《纂图互注五子》之一种。龚氏将《庄子》全文和郭象的注文、陆德明的音义付梓，另略引《老子》《礼记》等先秦典籍，以为互注和重意，“未能有所发明”。本书虽名为“纂图互注”，但纂图只有一幅，互注和重意亦甚少，然从关乎版本的异文考察，纂图互注本与《庄子音义》本、合璧本前六卷及分章标题本是一脉相承的。 此次整理，以元刊本为底本。是书首列郭象《南华真经序》，次列摘录自《庄子·大宗师》的《庄子太极说》，后附《周子太极图》。图后为目录和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