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是战国时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的合编。《汉书·艺文志》著录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书中叙述商鞅变法主张，提出信赏必罚的法治要求，主张从法律上保护土地私有权，而把政治权力集中于君主一人，以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此外，对于法的起源、本质、作用等，也有所论列。

《考工记》上承我国古代春秋时期青铜文化之遗绪，下开战国时期手工业技术之先河，在历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我们若想打开先秦科技文明的门户，进而把握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来龙去脉，《考工记》是一本相当合适的“指南”。《考工记导读》便是对这一“指南”的“导读”，又是《考工记》研究成果的检阅。除“引论”和“附录”外，正文包括七章。第一章“初探篇”，对“考工记”的主要内容作了简单介绍。第二、三章是“价值篇”，作者参诸百家，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详细地分析了《考工记》各项内容的价值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第四章“源流篇”，探讨了《考工记》的成书年代，以及从古到今对其的研究。第五章“国外篇”，梳理了国外的研究成果。第六章“方法篇”，就研读《考工记》的各种传统和新的方法作了简要的介绍和指导。第七“注译篇”收录了经过点校的《考工记》全文，并附以简明扼要的注释和新的《考工记》现代译文。“附录一”是“新考工记图”目录，附录二是“《考工记》研究论著简目（1900-2021）”。

汉语历史语音学学术专著。全书分四章，利用汉语历史语音学比较成熟的研究方法，对明末清初诗人李渔的诗歌及相关著作中的押韵材料进行音系分析，利用的具体材料包括李渔的古体诗116首，近体诗962首，以及其著作《笠翁诗韵》等，从三大方面考察李渔诗韵的韵部系统，并与十七世纪的江淮官话语音系统进行比较，以揭示李渔所使用的实际语音与江淮官话音系的语音发展关联，同时对李渔诗韵音系所反映的时音特征予以揭示。本书对于汉语语音学、方言学、音韵学等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江谦是集教育家与佛学家双重身份为一体的近代爱国知识分子，本书是对其生平和思想所作的专门性研究。全书剖析了江谦从小生长的环境及教育背景、教育思想渊源，从教育与佛学两方面介绍了他一生的“教育救国”事业与佛学“救亡图存”事业，并对其教育思想与佛学思想进行了阐述。其教育事业重点介绍了他在张謇创办的全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民立师范学校和江苏近代最高学府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育改革和教育业绩，其诸多教育思想具有开创性，有力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对当今教育发展亦有重要启示价值。其于佛学方面的实践主要表现为尝试婺源地方自治、创办佛光社及灵峰学社，其佛学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修身以儒”“治心以佛”“儒佛融合”的特点，实际是其佛学思想内容的重要反映。

翁方纲（1733—1818年），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顺天大兴（今属北京市）人。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博学，富藏书，工诗文，长于考证金石。于经史子集的各类学问皆有涉猎，著作堪称宏富，赵宝靖《翁方纲诗集辑校》则重在抉发翁氏在诗歌方面的成就。此书为“汉籍合璧精华编”之一种，以翁方纲的诗集刻本《复初斋诗集》《复初斋集外诗》为底本进行点校整理，并以现藏中国台湾省的翁方纲诗歌手稿进行校勘，除了校核异文，还对手稿中的未刻诗歌进行辑录，具有十分的重要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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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 开创了我国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后世有深远影响。本书简体横排，书前撰《引言》，对《诗经》作简要介绍。每卷前有解题，说明本卷体裁（风/雅/颂）的大体来源和写作特点。正文全文今译，重点字词出注，诗后附评析，概括本篇主旨。全书结构完整，体例清晰，简明易读，是适合一般读者的普及读物。

本书共三十卷，分《山居稿》《吴游稿》《鄞游稿》《越游稿》四部分。戴良存世的诗文，几乎全部保存在《九灵山房集》中。本次整理，以明正统十年刻本（《重修金华丛书》所收）为底本，以乾隆刊本（《重修金华丛书》所收）为校本，并补入乾隆刊本新增内容。附录中还收集了散落在其他文献中的戴良诗文、相关序跋、戴良传记资料等。除了标点校勘以外，还对诗文做了解题、注释。本书是研究戴良思想和元代文学的重要资料。《四库总目》说：“良诗风骨高秀、迥出一时。”《书目答问》在集部中只选“最著者”，《九灵山房集》就在其中。说明传统上认为《九灵山房集》在学术史上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龚鼎孳（1616—1673），字孝升，号芝麓，安徽合肥人，清初江左三大家之一。入清后官至礼部尚书，主盟文坛，乐于奖掖后进，一度产生较大的影响。其词小令、长调兼擅，既能作绮艳深情之语，亦不乏慷慨沉雄之篇。陈廷焯谓其“秀而有骨”。本次整理以康熙十五年吴兴祚刻《定山堂诗余》为底本，校以《香严斋词》《香严词》《瑶华集》《今词苑》等。集外补编四首，附各本序跋提要、词评等。

本书开启清人《大戴礼记》诠释之先河。《大戴礼记注补》是继北周卢辩注（其注不全，仅8卷24篇）之后至清代最早完整注解《大戴礼记》全书的开山之作，其他清人注解都在其后。注释方法上独具创新性。注文采用传世经史子集、出土金石碑刻文献、辑佚文献三大类，彰显了“二重证据法”之先见和“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辑佚文献三驾马车并行”之卓识。注释风格上以博赡见长。汪照博通经史、小学、书法篆刻、金石、印谱，精通目录学、版本学，故其注解广取博收，注解最为丰富。注文史料又独有文献价值。汪照一生为王鸣盛、钱大昕、王昶、王杰、沈初等乾嘉学者幕僚，注文引用了乾嘉学者流传不广的珍贵史料，如浙江进呈四库全书线索、手抄《崇文总目》、日本足利本黄侃《论语义疏》等，颇有辑佚、校勘价值。本书以清嘉庆九年（1804）刻本为底本，校以皇清经解续编本、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等，更正了原刻本一些讹误。书后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