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经室集》六十三卷，清阮元著。《？C经室集》是阮元自编定稿的个人文集，除了他主编的几部专书外，阮元一生著述大部分收入集中。文集系统反映了阮元的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表明他恪守汉学正统的立场和以古训求义理的治学方法。七集六十三卷本的《？C经室集》由原印四集（包括《一集》《二集》《三集》《四集》）《外集》《续集》《再续集》构成。涵芬楼《四部丛刊》本的《？C经室集》为六集五十四卷本，其中《续集》用的是九卷本，缺《再续集》，中华书局1993年出版的点校本《？C经室集》就据以为底本，可见它也不是完足之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的《？C经室集》为五集五十一卷本，其中原印四集四十卷、《续集》十一卷，另外将《外集》题为《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编入目录类丛书中，可见该本也不完足。《？C经室集》首次对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六十三卷本《？C经室集》进行校点整理。这个本子不仅《再续集》的卷数、内容最多，而且它的原印四集和《续集》《再续集》《外集》在诸种本子中校勘最为精审。是目前《？C经室集》最精善的整理本。

《木钟集》以《论语》《孟子》《六经总论》《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近思杂问》和《史》各一卷。当时朱子《四书章句集注》已经撰成，但犹为私家之书，尚未成为官学，故陈埴仍从古本之例，解说《大学》《中庸》仍置于《礼记》之中，未单独条例。《史》论仅涉及汉唐，则是因为伊洛之传不以史学为重，偶然及之，并非专门论述。全书体例均先设问，后回答。卷首自序，称取《礼》“善问者如攻坚木，善待间者如撞钟”义，以“木钟”为书名。此书独守朱子之说，可备研究朱子学作参考。本次整理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以元吴氏友于堂刻本和明弘治十四年刻本为校本。是首次校点整理。

《康斋先生文集》十二卷，附录一卷，明吴与弼撰。吴与弼学宗程朱，却不以阐述、发挥理学概念为务，而是致力于践行理学家的道德规范，一生贵乎力行，不轻于著述，学之所得自集为《日录稿》。弘治元年，吴泰出守抚州，将吴氏所遗诗文及其自集之《日录》裒而成集，名《康斋先生文集》，于弘治七年刊行，这是最早的吴氏文集，后又有正德十年刻本、嘉靖五年林维德刻本、万历十八年刘世节刻本、崇祯壬申陈懋德刻本。入清则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道光四年本、道光十五年本等。本书以嘉靖五年林维德刻本为底本，以弘治七年吴泰刻本、正德彭杰刻本为校本，适当参考了万历刘世节刻本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柴泽俊先生从事古建筑保护与研究工作四十余年，实地勘察研究过上千座古建筑实例，主持和指导了芮城永乐言、五台南禅寺、太原晋祠圣母殿、朔州祟福寺等四十余处重要古建筑的修缮和保护工作，发表文章一百多篇，出版《山西古建筑文化综论》《山西佛寺壁画》《山西古代彩塑》《山西琉璃》等著作十余部，通过培训班等形式培养古建筑专业人员150余人，贡献卓著，影响巨大。本书是一本传记，以年谱的形式记录了柴泽俊先生波澜起伏的一生，史料准确翔实，文字生动流畅，弘扬了文物工作者的奉献精神，适合青少年和感兴趣的广大读者阅读。

《人民的财产》故事发生在《人民的名义》反腐风暴之后半年，直面企业改革的难题，讲述京州中福集团董事长齐本安面对市场与管理的压力，积极解决企业问题，处理外部关系，将企业带出困境的故事。这是周梅森继小说《人民的名义》热卖200万册以后的全新小说创作，周梅森毫不掩饰对这部小说的偏爱，直言：“这是我一生 想写的长篇小说。”

《伊川击壤集》是宋儒邵雍的理学诗集，通行本收录大约一千五百余首，以哲理诗为主，邵雍也因此被誉为理学诗派的始祖。《伊川击壤集》邵雍生前尝手自编订，其子伯温又裒类成集，初刻于元祐年间，但此初刻本现已亡佚。现存几种南宋刻本多为残本，其中台北“中央图书馆”收藏的南宋末二十卷刊本（卷十系抄配）是保存相对完整的精善之本，版刻精美，脱误甚少，此次校点，即以此南宋末年刊本为底本，校以《宋集珍本丛刊》影印元刊十八卷本、《四部丛刊》影印明成化年间毕亨二十卷本，同时参校了明正统《道藏》本、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江西星子县宋墓出土的两种残宋本。书末根据相关文献资料又整理增补了《集外诗补》和《附录》，以供读者参考。

在以网络空间教学平台为媒介的数字化教学中，教育技术不应成为实施数字化教学的壁垒，而应该为教师数字化教学和学习者个性化学习提供良好，适宜的环境。本研究围绕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外语网络空间教学生态现状，分析网络空间教学生态的影响因子，精准把握学生的心理现状、巧妙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弥补线上课堂中的交流缺失，提高教师的“教学存在感”和学生的“学习获得感”，坚持 “基于学生学习效果的教育”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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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贺是唐代重要诗人，善于熔铸辞采，驰骋想象，具有鲜明的艺术风格，创造了一系列奇伟瑰怪的艺术形象，富有感染力，虽终年仅二十七，却足以赫然名家。因其奇诡、跳跃的组织方式，昌谷诗不易读解，自宋至清有十余家作注，王琦汇解折衷前说，审慎详明；姚文燮以昌谷比老杜，勾稽两《唐书》，从诗史的角度说解李贺诗歌；姚本诸家眉批则多从艺术赏析出发，评说李贺诗歌的艺术魅力。

《孙明复先生小集》，原名《睢阳子集》，宋孙复著。《孙明复先生小集 春秋尊王发微》于元战乱之后亡佚。清代赵国麟始获孙复诗文集之钞本，有诗文二十二篇，附录三篇，名曰《孙明复小集》。后又有李文藻钞本、《四库全书》本、徐坊过录本以及乾隆四十年聂鈫杏雨山堂刻本，皆祖于此。其中李本存有李文藻等人手校记录，弥足珍贵。此次校点以杏雨山堂刻本为底本，以旧钞本、李本、徐本、《四库本》等为校本，不仅校勘精良，还在保存原刊篇次式样的同时，辑得孙复佚诗六首，佚文二篇。《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宋孙复撰。《春秋尊王发微》是孙氏最重要的著作。案李焘《续通鉴长编》曰：“殿中丞、国子监直讲孙复，治《春秋》不惑《传》、《注》。其言简易，得《经》之本义。既被疾，枢密使韩琦言于上，选书吏，给纸札，命其门人祖无择即复家录之。得书十五卷，藏秘阁。”据《中兴书目》，此十五卷，除《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外，尚含《春秋总论》三卷。今《总论》已佚，惟此书尚存。《春秋尊王发微》，从解经方法上继承了唐代啖助、陆淳、赵匡的思路，所谓“不惑传注”，但又具有极强的时代特质，是孙氏基于中唐以来中央集权衰微而引起军阀割据、战乱不已，导致生灵涂炭、生产凋敝的社会现实而做出的深刻思考。孙氏适时地提出“尊王”的理论，并以之为核心解释《春秋》全经，阐发《春秋》大义。《春秋尊王发微》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康熙版《通志堂经解》本，《通志堂经解》后有乾隆补刊本、同治重刻本。而乾隆修《四库全书》，亦曾收入是书，系据康熙版《通志堂经解》本抄录。此次整理，以同治本《通志堂经解》为底本，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校本，并参校康熙版及乾隆版《通志堂经解》本。《孙明复先生小集》《春秋尊王发微》为现存的孙复著作，今编为一书，为研究者提供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