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中国古代文化所创生的伟大的思想体系，其原始教义，即所谓“六艺”，或说“六经”，在古代被奉为君子修身治国的指南。其“德教”涵义，见于《礼记 经解》，其说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 《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 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此外，“六艺”还满足社会生活的多方面的需求，如《礼》教，固然可以说“恭俭庄敬”，但也可以是“体国经野”。甚至人生大事的“冠、婚、丧、祭”，乃至国家祭祀、设官分职，都“非礼不行”。一般来看，礼主别异，乐主和同，也有助于社会的整合与制度的生成。其它各“艺”也具有类似的特点，由于具备这些优良的性质，使得儒学发展壮大为古代中国以及东亚地区的主流思想。中国儒学的历史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其起源或与“事神致福”的原始文化同其渊源。周初以下，儒与师、保同义，《周礼。天官》太宰：师以贤得民，儒以道得民。师、保之儒，掌教化，《汉书 艺文志》说儒家“出于司徒之官”，或亦有见于此。春秋战国之际，儒家作为诸子百家之一，上承古代礼乐传统的遗泽，将古典文化的菁华折中为“六艺”，奠定了后世儒家的思想基础。两汉以后，学者笃守传承，笺注经典，有传经之儒，义疏之学，至唐人“五经正义”而总其大成。两宋以后，经过唐末五代的丧乱，又外感于佛教禅宗的刺激，程子、朱子等大师相继崛起，“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四库提要》经部总叙），于是有性理之儒。（参韩国学者金忠烈《高丽儒学思想史》绪论）传播到域外地区并发展出独立学统的儒学主要是性理之学，即我们通常所谓的宋、明理学。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半岛，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学者或远引箕子之东的传说，不必可信。从文献可征立说，至少到汉四郡时期（始于公元前108），朝鲜地区已经接触到儒学文化。三国时代，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的上层社会已经有较深的汉文化修养。小兽林王二年（公元372），高句丽王朝设立“太学”，以儒家典籍“五经”以及《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作为教科书。到公元八世纪，三国儒学教育体系已经非常完备，新罗王朝以“读书三品”制选拔人才，要求上品需精通《左传》、《礼记》等大经。九世纪后期，新罗崔致远游历长安、洛阳，经过数年勤苦力学，终以宾贡进士及第，经过吏部铨选，还出任中国的地方官员。他在中国的文学创作以及有关文字后来编辑为《桂苑笔耕集》，被后人称为“东方艺苑之始”，崔氏本人也成为 “东国文学之祖”。公元九一八年，高丽太祖王建（公元877-943）统一三国。王建的身边多有儒臣，他的著述《政诫》、《诫百寮书》以及遗训《训要十条》都反映出明显的儒家思想。成宗期间（公元981-997在位），高丽还模仿唐朝制度建立了自己的中央官制。高丽王朝的学者，崔承老（927-989）、崔冲（984-1068）等人，积极兴学，为传播儒家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高丽初期，当中国宋朝初年，两国维持着密切的文化关系，高丽王朝时常派遣留学生入宋学习。宋初兴起的新儒学也很快传播到朝鲜地区。忠烈王（1274-1308在位）时期，安珦随使臣来中国，见到了理学大师朱熹（1130-1200）的著述，他很快察觉到新学术的价值，他抄录了朱子书，带回高丽，告诫后学说“欲学孔子之道，必先学晦庵”。安珦之后，白颐正于一三〇五年使元，在中国游历十年，钻研程、朱的著述，归国后以新儒学教授。数传之后出现李穑（1342-1396）、郑道传（1342-1398）、郑梦周（1337-1392）等人，高丽新儒学开始形成独立的传授源流。郑梦周在当时就被称为“东方理学之祖”，他不仅深入钻研新儒学中的性理之说，还引入《朱子家礼》，并实践三年丧礼制度，他对高丽王朝以身殉节，作为忠义的典型受到后人的高度推崇。与郑氏同时的郑道传、权近（1352-1409）参与了朝鲜王朝的建立，以道学理论作为新王朝的意识形态基础。郑氏的重要著述《朝鲜经国典》、《经济文鉴》是儒家经世的典范。权近又有《入学图说》，以图示的方式分析儒家教言中各种范畴与层次的区别，便于教学。这种方法源于北宋学者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经过权近的发挥之后成为韩国儒学的传统特色，继权氏之后，有郑之云《天命图》、李滉《圣学十图》等，都是韩国儒学中的重要著述。郑梦周数传之后，出现金宗直（1431-1492）、赵光祖（1482-1519）等人。学者在辗转传习的同时，寄托学术精神“道统”谱系也被逐渐建立起来。金纽说：东方道学之宗源于圃隐郑先生，冶隐吉先生受业于圃隐门下，承其正脉。江湖金先生就学于冶隐，在其族中传学统之绪，占毕斋先生学源纯粹，出于正路。时先生门下所出之明贤高士不仅十余名。寒暄堂、一蠹、梅溪等受其劝奖启发，静庵（赵光祖）、晦斋（李彦迪）、退溪（李滉）等数贤相继而起，上承洙泗、濂洛之学统，下启亿万年无穷之美。到十六世纪后半期，性理学传播到朝鲜地区经过三百多年的累积，终于出现了退溪李滉（1501-1570）、栗谷李珥（1536-1584）两座高峰。退溪笃信朱子而深造自得，他中年在乡下隐居，用朱子诗义将*家门口的池塘取名为“光影塘”。为了深入理解朱子的学术，他还编辑了《朱子书节要》。他的重要著述《圣学十图》其中也多依仿朱子之处。栗谷也尊朱子，据说他尝感慨说“幸生朱子之后，学问庶几不差”。对于道学源流，栗谷有一段著名的论述，他说：郑圃隐号为理学之祖，而以余观之，乃安社稷之臣，非儒者也。然则道学自赵静庵始起，至退陶（即退溪李滉）先生，儒者模样已成矣。这是大师的学术评论标准，或者过于苛刻，但也充分说明，至退溪、栗谷，朝鲜王朝的性理之学已经形成了充分独立的传统，这点也得到现代学术研究的肯定。退溪、栗谷之后，朝鲜儒学仍有重要的发展，其中如继承李珥学统的宋时烈（1607-1689）、阳明学者郑齐斗（1649-1736）、实学巨子丁若镛1762-1836）等，都是儒学史上能给人以长久启发的重要人物。朝鲜地区的儒学是中国儒学传统的一部份，与本土儒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要完整而深入地理解这一光辉的传统，我们有必要扩大视野，在古代东亚汉文化圈的整体视野中考虑问题。长期以来，对域外儒学的资料都不够重视，以前在国内也有《退溪全书今注今译》、《宋子选集》等少数资料，但远远不能满足研究的需求。出于多方面的考虑，我们编辑了这套《韩国儒学文集》，其中共收录朝鲜半岛历史上的儒家学者的文集三十二种。

一九八八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获香港「大学及理工拨款委员会」资助，并得香港中文大学电算机服务中心提供技术支持，建立「先秦两汉全部传世文献计算机化数据库」，并编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先秦两汉传世文献数据库」之建库工作已于一九九二年全部完成，「逐字索引」迄今亦已出版合共五十二册。一九九二年及一九九四年，本所先后获得台湾「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拨款资助，开展「魏晋南北朝传世文献数据库」首两期建库工作；复于一九九五年获「香港研究资助局」拨款资助，完成后一期工作，将魏晋六朝传世文献，凡八百种，约近二千四百万字悉数输入计算机。数据库建立后，将陆续编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魏晋南北朝古籍逐字索引丛刊》，以便利语言学，文学及古史学之研究。

本书是为适应当人中学生的阅读需要，特别编写的一部图文并茂的历史文化名著课外读物。该书由富有研究成果的名家执笔，精选出《道德经》中的主要篇段，并辅之以《庄子》中的精彩故事，使中学一朋友通过比较阅读更容易地理解《道德经》这部伟大哲学著作中的深奥道理。全书对名著原文作了简要、通俗的注释和白话翻译，同时还从现代角度给予了精当的点评。尤其独到的是，每篇后面都结合社会人生提出了问题，请读者自答，以活跃创造性思维。本书融知识性、趣味性、时代性于一体，结构新颖，内容丰富，是领略古代智慧、提高人文素养的入门向导书。可供广大中学生及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各方面读者阅读欣赏。

李春青主编的《北师大名师伴我读荀子（小学中高年级卷）》内容简介：荀子（约公元前298—前238）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末期赵国猗氏（今山西安泽）人。他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教育家，是先秦后一位儒学大师，时人尊称“荀卿”，曾三次担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一种主管教育的官员），后为楚兰陵（今山东兰陵）令。法家代表人物李斯、韩非都是他的学生。《北师大名师伴我读荀子（小学中高年级卷）》阐述：荀子著名的思想是“性恶论”。与儒家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不同，荀子反对“性善论”，主张“性恶论”，因此他十分重视人们后天的学习修养，也十分强调礼法在塑造人性方面的重要性。在历史上，荀子的思想与学说并不算正统，但他学问渊博，在继承前期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各家的长处加以综合、改造，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现存的《荀子》共三十二篇，大部分是荀子自己的著作，涉及哲学、逻辑、政治、道德等许多方面的内容。文章论题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有很强的逻辑性，语言则丰富多彩，善用比喻，名言警句极多，素有“诸子大成”的美称。本书节选了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部分章节，希望对少年儿童的成长有所启发和帮助。

本书是特别编写的一部图文并茂的历史文化名著课外读物。该书由富有研究成果的名家执笔，精选出《论语》中的主要篇段，并辅之以《孟子》中的精彩议论。全书对名著原文作了简要、通俗的注解和白话翻译，同时还从现代角度给予了精当的点评。其内容包括：任座直言、苟变吃人两个

《资治通鉴全本新注》作者是知名历史学者张大可先生，他花费数十年时间对《资治通鉴》全文进行逐字逐句注释，帮助读者轻松阅读，该注释简明，语言畅达，使中等文化程度的人能读懂，融学术性、资料性、工具性于一体，语言畅达，雅俗共赏，是颇见作者功力的一部古籍整理，力求达到既供阅读，亦供收藏的一部国学精品。《资治通鉴》是北宋大政治家、历史学家司马光主修的我国第一部编年通史。全书294卷，约400万字，该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起宗显德六年（公元前959年），记载了战国秦汉、魏晋六、隋唐五代共十六个朝代、三百六十年错中复杂的历史，要把它的精言要义畅达地疏解出来实非易事。对《资治通鉴》传统的注解所注内容不出字音、字义、人物、地理、职官、历史掌故诸项，以助读者理解原文。但传统的注解方式，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只是微观的研究方法，注重解读原文字面意义。而今日读《史记》和《资治通鉴》，不只是要理解其字面意义，更重要的是理解其内涵思想，从中受到启发，引起人们对历史的反思，提高综合鉴赏能力，这就需要有宏观的解剖与分析。现代研究《资治通鉴》的论文、论著属于宏观的范围，但脱离原文，不免有空疏之遗憾。有鉴于此，本选题在传统注疏中注入宏观内容，创造一种新体例，反映今日的时代思想与今日的研究方法，体现时代性，是形势使然。本书新注，毅然打破传统的注疏方法，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既要读者能读懂原文，还要读者明白司马迁一家之言的宗旨，了解《资治通鉴》的总体结构和作者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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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逐字索引》所附正文据《四部丛刊》三编影明如隐堂本《洛阳伽蓝记》。今除别本、类书外，并据其他文献所见之重文，加以校改。校改只供读者参考，故不论在[正文]或在[逐字索引]，均加上校改符号，以便恢复底本原来面貌。本《逐字索引》所收之字一律划一用正体，以昭和四十九年大修馆书店发行之《大汉和辞典》，及一九八六至九九零年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之《汉语大字典》所收之正体为准，遇到有异体或伪体，一律代以正体。逐字索引的编排为：1.以单字为纲，旁列该字在全文出现之频数，按频数下按原文先后列明该字出现之全部例句。2.全部《逐字索引》按汉语拼音排列；一字多音者，只于常用读音下，列出全部例句，异读请参《汉语拼音检字表》。3.每一例句后加上编号表明原文中位置。

一九八八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获香港“大学及理卫拨款委员会”资助，并得香港中文大学电算机服务中心提供技术支持，建立“先秦两汉全部传世文献计算机化数据库”，并编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先秦两汉占籍逐字索引丛刊》“先秦两汉传世文献数据库”之建库工作巳于一九九二年全部完成，“逐字索引”迄今亦已出版合共五十六册。一九九二年及一九九四年，本所无后获得台湾“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拨款资助，开展“魏晋南北朝传世文献数据库”首两期建库工作；复于一九九五年获“香港研究资助局”拨款资助，完成后．期工作，将魏晋六朝传世文献，凡八百种，约近二干四百万字悉数输入计算机。数据库建立后，将陆续编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魏晋南北朝古籍逐字索引丛刊》，以便利语言学、文学及占史学之研究。《香港中文大学魏晋南北朝古籍逐字索引丛刊》之编纂工作，因涉及文献数日众多，故仍以分期形式出版。首阶段先行处理较常用之典籍，当中举凡未有现成以计算机化数据库编成“逐字索引”之占籍，将优先出版。至于已有“逐字索引”者，将留待次阶段重新编纂出版。本所将搜集有关文献之不同版本，乃至类书如《太平御览》、《艺文类众》等引录与今本不同者，详加注释，务求详审，准确无误。

齐竟陵王萧子良集逐字索引》是中国文化研究所继《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后另一制作，属于《魏晋南北朝古籍逐字索引丛刊》计划辑的第三种书。《魏晋丛刊》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刘殿爵教授、陈方正博士、何志华教授主编，中文大学出版社分阶段陆续出版，首三辑索引共二十四册，主要为子部及别集类文献，种《谢灵运集逐字索引》及第二种《谢朓集逐字索引》已于较早前出版。《齐竟陵王萧子良集逐字索引》共分三卷，按诗、赋、文排列，卷三为「附录」。全书正文主要以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和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为底本，并以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和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等版本互校。附有「增字、删字、误字改正说明表」、「汉语拼音检字表」等，俾便读者查阅。本书适合研究中國古典文學、中古時期語言學及語法學的讀者，以及圖書館收藏的工具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