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古建二十年》回顾征程，历数家珍，图文并美，令人感怀。册中或回忆峥嵘岁月，或展示施工业绩，或论述古建文化，或展望古建未来。一篇篇，一字字，抒写了山西古建人对古建事业的炽热情怀，展现了他们奋进克难的坚定信念，也蕴含着他们对山西这片古建筑热土的顶礼深情。这本纪念册是中国古建筑保护历程的缩影，也是中国古建筑施工企业发展壮大的缩影。通过山西古建的20年历程，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了中国古建筑保护事业的可喜成就，看到了中国古建人传承文化、报效社会的奉献精神，也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复兴和强盛。

河南省漯河市地处中原腹地，人杰地灵，桥文化在这里大放异彩。古有闻名遐迩的小商桥，创建年代可追溯至隋开皇四年（584年），至今留存；今有平汉铁路沙河大桥、牡丹江路沙河大桥、泰山路沙河大桥、嵩山路澧河大桥、太行山路澧河大桥等横亘在母亲河之上，行人辎重往来便利。漯河市桥梁历史之悠久、数量之繁多、造型之丰富，堪称中原地区之最。伴随着桥梁的建设与发展，漯河市充分发挥河流资源优势，取得了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中原桥城？漯河》一书由漯河古代桥梁研究、漯河近代桥梁研究、漯河现代桥梁研究、桥梁建设对漯河城市发展的作用及影响、研究成果等部分组成，是一部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桥梁建筑与文化的记录。希望本书能够架起一座文化之桥、友谊之桥、发展之桥，在时间的长河中连通古今，在空间的脉络里延展内外，将漯河“中原桥城”这张名片展现给广大读者。

本书汇聚了150座人类历史上具有重要人文和科技价值的经典建筑，从埃及金字塔、希腊帕特农神殿，到近年来杰出建筑师设计的前卫作品。依据建筑的使用功能，全书分为9章，涵盖了从文化标志建筑、城市公共空间，到民居宅邸、城堡要塞等各类型。为探索建筑史发展中的流派继承与风格嬗变，书中每座建筑都配以数张比例精准的建筑图，共计1030张，包括平面、立面与剖面图，其中部分历史建筑的图纸为本书专门制作，另配有彩色照片230张。本书既能作为建筑专业课程的辅助教材，又是一部综合理工与人文学科的通识读本。

本书在论述中国建筑独特的外观（屋顶、屋身和台基的组合）、结构（木构架）、布局（院落式）以及装饰的基础上，以历史发展为经，以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类型及其杰作为纬，配以大量精美彩图和古代绘画作品，简明、生动、清晰地呈现出中国建筑的独特美感和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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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研究计划”意在通过各位专家、学者亲自口述的方式，偏重历史性与人文性，按照各自人生经历，从家庭背景、历史际遇、学科发展和研究领域等几个方面切入，辅以珍贵的一手资料，如照片、书信、文件等，来梳理和总结我国建筑学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状态和脉络。潘谷西为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一生从事中国建筑史与中国古典园林的教学与研究，是我国的中国建筑史学家。

本图书梳理了我国南方地区干栏的兴衰，勾勒出我国南方地区干栏经历的变迁过程，并探索其变迁的原因。首先站在宏观的角度，通过干栏式建筑遗址所反映的特征，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范围内讨论干栏式建筑的变化过程；通过对古代文献记载的梳理，探寻古人对干栏的认识；通过考古发掘的干栏图像与模型，寻找干栏的传承与延续的轨迹。再深入到巴蜀、桂西和黔东南，通过对历史文献和现存实物的分析比对，研究这三个地区干栏的变迁与原因，探索苗族、侗族、壮族干栏的空间特征以及变化过程，探讨苗族干栏的形成原因。《中国南方干栏及其变迁》对古代建筑史、少数民族社会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是战国末年（公元前221年前后）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纂的一部书，是杂家学说的代表作.该书兼收并蓄，细大不捐，是先秦思想文化之总结。在公元前239年写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前夜。吕不韦，生年不详，卒于秦始皇十二年（公元前235年）。他原是阳翟（今河南禹县）的大商人，在经商期间，遇到了流亡赵国的秦公子子楚，当时子楚在赵国的处境很艰难，吕不韦很同情他，并认为子楚是“奇货可居”，于是用金钱资助子楚，并帮助他获得了继承王位的资格。公元前253年，子楚继承王位，是为庄襄王。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并封他为文信侯。庄襄王死后，其子政立，是为秦始皇。秦始皇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在他执政为相期间，秦国出兵灭东周，攻取韩、赵、卫三国土地，建立三川、太原东郡，为统一中国作出了积极贡献。秦始皇亲理政务后，将他免职，并迁去蜀，后忧惧饮鸩而亡。吕不韦为相期间，门下食客三千人，家僮万人，他命门客“人人著所闻”，著书立说，为建立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寻找理论根据，这些著作最终汇编成了《吕氏春秋》。吕不韦身为秦相国时召集门客撰写《吕氏春秋》，有很深的用意，实际上是吕不韦提出的一套施政大略，反映了吕不韦对社会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多方位体认。全书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三个部分，共一百六十篇。十二纪是全书的大旨所在，是全书的重要部分，分为《春纪》、《夏纪》、《秋纪》、《冬纪》。每纪都是5篇，共60篇。本书是在“法天地”的基础上来编辑的，而十二纪是象征“大圜”的天，所以，这一部分便使用十二月令来作为组合材料的线索。《春纪》主要讨论养生之道，《夏纪》论述教学道理及音乐理论，《秋纪》主要讨论军事问题，《冬纪》主要讨论人的品质问题；八览，现在63篇，显然脱去一篇。内容从开天辟地说起，一直说到做人务本之道、治国之道以及如何认识、分辨事物、如何用民、为君等；六论，共36篇，杂论各家学说。《吕氏春秋》撮取儒、道、名、法、墨、兵、农、阴阳等诸家之说，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农业、外交、伦理、道德、修身等各个方面，同时涉及天文、历法、地理、乐律、术数等等，成为一本体系庞大而复杂的学术著作，既有指导实践之用，又有知识教育之功，且蕴含着耐人深思的哲学意味，可谓先秦诸子百家的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实践经验以及各种文化观念、哲学思想的提取和浓缩。而在总体思想构架上，则如汉代高诱《吕氏春秋序》所述：“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是为糅合儒、道、法、墨为骨干，但尚未形成有机贯通的整体思想体系，所以《汉书·艺文志》将之列入“杂家”类。 《吕氏春秋》对先秦诸子的思想还进行了总结性的批判。《不二》篇中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它认为，这不同的思想应当统一起来，“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不二》）思想统一后，才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一穴。”统一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批判吸收的过程。所以，《吕氏春秋》对各家思想都进行了改造、发展与摒弃。例如，儒家主张维护君权，这种思想被《吕氏春秋》吸收了，但是它是以独特的面目出现的。它主张拥护新“天子”，即建立封建集权国家。它说：“今周室既灾，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谨听》）：“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执一》）《吕氏春秋》写成后，相传吕不韦曾布之于咸阳门，有能增损一字者赏千金，时人无能动一字者。当然，这或许是慑于吕不韦的权势，并非真的一字不能改易，但也说明吕不韦对《吕氏春秋》的自重和自信。惜乎吕不韦很快失势，《吕氏春秋》当时并未大行于世，但其影响却始终不绝，汉代以后的历代统治实际上都是儒、道、法三家思想的互补为用，《吕氏春秋》可谓最早透露了这种统治思想结构的萌芽，对后世具有某种启迪之功。因此，《吕氏春秋》是研究先秦思想史的重要资料，同时也是研究先秦文化史的可贵资料。从文章学的角度说，《吕氏春秋》结构比较完备，篇章规划整饬，不少文章明朗犀利，将故事、譬喻、议论有机融合在一起，在古代散文史上也有相当地位。最早为《吕氏春秋》作注的是东汉的高诱，近代以许维遹的《吕氏春秋集释》最有影响，另有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张双棣、张万彬、殷国光、陈涛的《吕氏春秋译注》等；校本流传最广和最佳的是清毕沅本和近人蒋维乔、杨宽、沈延国、赵善诒合撰的《吕氏春秋汇校》本。本套《吕氏春秋》除了对原典进行了精准的释义之外，还增加了吕不韦小传，另外对《吕氏春秋》的思想理念、《吕氏春秋》中的名言警句、寓言故事以及《吕氏春秋》的大智慧都有详细的论述。相信读者读完本书之后将会发现，这的确是一套很不错的东方人的伟大典籍。

《战国策》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史学名著，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共33卷，约12万字，是先秦历史散文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战国策》的作者直到现在也没有确定，原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 《修书》等名称。西汉末年，刘向校录群书时在皇家藏书中发现了六种记录纵横家的写本，但是内容混乱，文字残缺。于是刘向按照国别编订了《战国策》。因此，战国策显然不是一时一人所作，刘向只是战国策的校订者和编订者。因其书所记录的多是战国时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所以刘向把这本书命名为《战国策》。虽然习惯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它的情况与《左传》、《国语》等有很大不同。有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如《魏策》中著名的“唐且劫秦王”，写唐且在秦廷中挺剑胁逼秦王嬴政（即秦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一类内容，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故事。《战国策》的思想观念，就其主流来说，与《左传》等史书也有截然不同之处。刘向序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战国策》保存了不少的纵横家的著作和言论。春秋以来，长期分裂战乱，人民无不渴望解甲息兵，恢复和平统一生活。诸侯中的强大者，都想“并天下，凌万乘”。所以战国末年，秦齐二国皆各自称帝。由于社会变革的影响，“地势形便”的秦国后起变法以致富强，打破六国均势局面。从此以后，秦以新兴力量向外扩张，企图蚕食诸侯，统一海内，引起各国间的复杂矛盾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诸侯间的胜负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武力，但也决定于谋臣策士的胜算和纵横势力的消长。所谓“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那就是说，胜负的最后关键并不完全决定于军事，而更重要的是决定于政治的巧妙运用。这时候，春秋时代所讲的礼法信义，不得不变为权谋谲诈；从容辞令的行人，不得不变为剧谈雄辩的说士。所以《战国策》中所载一切攻守和战之计，钩心斗角之事，正是这一时代政治斗争的反映。而其时许多谋臣策士的游说和议论，也是春秋时代行人辞令的进一步发展。《战国策》所写的人物是极其复杂的，其中有不少是追求个人功名富贵的利己主义者，例如苏秦起初本是以“连横”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乃转而以“合纵”说燕赵。陈轸先仕秦而后仕楚，既仕楚而又贰于秦，朝秦暮楚，立场不定。但也有排难解纷而无所取的“天下之士”，如鲁仲连的义不帝秦。也有意在收买人心、焚券“示义”的冯谖（齐策四），虽然他是为统治阶级效劳，却也替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也有敢于反抗强暴，蔑视王侯的义侠和高士。如唐且的“布衣之怒”（魏策四），颜斶的直叱“王前”（齐策四）。而后者更反映士的地位的提高和民主思想的抬头。此外书中还从侧面揭露统治阶级女性固宠的斗争和宫闱的丑行，如郑袖的谗害魏美人（楚策四）、秦宣太后欲以魏丑夫殉葬（秦策二），表现了她们的阴险与无耻。以上这些虽然只作客观叙述，但也反映了战国时代各种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战国策》的文章特点是最长于说事，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喜欢夸张渲染，充分发挥，畅所欲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苏秦说赵王”（赵策二）、“张仪说秦王”、“司马错论伐蜀”（并秦策一）以及“虞卿斥栲缓”（赵策三）等，就历史散文的明白流畅来说，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策士们估计形势，分析利害，往往细致准确。如“苏秦劝薛公留楚太子”，分析它有十个可能的结果（齐策三）；“齐索地于楚”，而“慎子告襄王”三计并用（楚策二）。虽然《战国策》记述事件的后果不尽可靠，但作为纵横家论事的本身来看，则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战国策》中描写人物的形象极为生动。如“苏秦说秦不行”及“相赵归家”，前后颓丧和得意的情状，以及庸俗的世态人情（秦策一），鲁仲连的倜傥奇伟，慷慨慕义，“不诎于诸侯”的精神，无不栩栩如生，惟妙惟肖。至于书中说事，常常运用巧妙生动的譬喻，通过许多有趣的寓言故事，以增强论者的说服力，甚至有时还可以节省文辞。如“江乙以狐假虎威对楚宣王”（楚策一）、“苏代以鹬蚌相持说赵惠王”（燕策二）、“苏秦以桃梗和土偶谏孟尝君”（齐策三）、“庄辛以蜻蛉黄雀说楚襄王”以及“汗明以骥服盐车说春申君”（并楚策四）等，入情入理，也是一个特点。特别像邹忌讽谏的方法更为巧妙。他拿亲自体验的生活琐事来启发齐王，小中见大，步步进逼，使齐王感到四面八方被陷臣包围的危险，不得不下令大开言路。邹忌的生活体验可能是事实而非虚构，但借来作为一种增强说服力的手段，依然带有寓言意味，可谓别开生面。总之，《战国策》是我国一部优秀散文集，它文笔恣肆，语言流畅，论事透辟，写入传神，还善于运用寓言故事和新奇的比喻来说明抽象的道理，具有浓厚的艺术魅力和文学趣味。本套《战国策诠解》，参考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战国策》作出了详细注释和今译，并围绕各章主旨，对《战国策》中的名言、《战国策》中的故事以及《战国策》的说服智慧进行深入阐发。通过阅读本书，对现代人了解战国时代风云以及战国时代人物的命运与智慧都大有益处。

《贞观政要》是唐朝史官吴兢（670~749年）编撰的政论性专史，是一部对“贞观之治”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和全面介绍的著名史书。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史上曾经先后出现过几个深为后世称道的清明时代，如“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等，它们都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以及周、汉、唐这些强盛王朝的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应当首推唐太宗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598~649年）的年号，相当于公元627~649年，历时二十三年。唐太宗吸取了隋朝的历史经验教训，在隋末的农民起义中，他看到人民群众“能载舟亦能覆舟”的伟大力量。于是针对隋朝的弊政，进行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在政治上，他实行廉政，对行贿受贿、贪污腐化的官吏深恶痛绝，并严惩不贷；对那些廉洁奉公的官吏，则给予表彰和奖励。他对自己的子女严加教育。他广开言路，从谏如流，特别欢迎大臣能够直言不讳地指出他的缺点和错误。他任人唯贤，尤其是对那些曾经反对过自己的贤才，不念旧恶，以诚相待，委以重任。经济上，他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方针，使农业在短短时期内得到恢复和发展。由贞观初年老百姓流离失所、啼饥叫寒，到贞观中期便“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至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沧海，皆不赉粮，取给于路”。出现了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使生产力得到空前的提高，人口得到大幅度增加。军事上，他勤于武备，但不穷兵黩武。他彻底击败东突厥，保卫了西北边防的安全。并把突厥的余部妥善安置，解决与缓和了部分民族矛盾。在外交方面，他实行“和亲”等睦邻政策，使中国与周围的少数民族和邻邦，能够友好往来、和睦相处。文化教育方面，他大力兴办学校，仅在京师的国学里，学生就多达万人，邻邦酋长的子弟也不远万里前来求学。他还实行科举制度，从莘莘学子中，大力选拔人才，使大批有才能的下层知识分子有参政的机会。他尊师重道，重视文化典籍的整理和普及。由于唐太宗实行以上的改革政策，使大唐王朝在隋末战争的废墟上，迅速建成一个东方强国。不仅国内和平安定、经济繁荣，而且四方邻国竞相来朝，大唐声威，远及海外。这就是历史上一再称颂的“贞观之治”。正是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才为唐朝后来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坚实雄厚的基础。当然，唐太宗不是完人，他也是有缺点的。他在贞观后期的作为，显然不如前期，晚年骄傲自满、故步自封的倾向，显然不如早年的虚心进取、勤俭持国、励精图治。但总的看来，他还算是有始有终，完其全节，称得起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对于唐太宗李世民及其臣属究竟是怎样实现“贞观之治”的，初唐以后的历代政治家和史学家都对这问题很感兴趣，一千多年来曾经做了大量的探讨。其中，最先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并为后人提供了充足史料和基本研究思路的，正是唐朝的吴兢和他编撰的《贞观政要》。从吴兢的《上表》和《贞观政要序》中可以看出，他编撰这部书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出于对“贞观之治”的仰慕。他认为“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虽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周之文武、汉之文景，皆所不逮也。至如用贤纳谏之美、垂代立教之规，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并焕乎国籍，作鉴来叶”。二是出于对当朝统治者的期望。吴兢认为他所处的时代已较贞观时期大为逊色，希望通过览阅此书能使“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以太宗君臣为楷模，励精图治，以实现太平盛世。《贞观政要》是一部按专题写成的政治史著作，集录的主要是唐太宗君臣论政的言论。全书共采摘了唐太宗和四十五位大臣的政论或奏疏。这些人同处于隋末唐初社会矛盾斗争的尖锐时期，多是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家，通晓儒家经典，深谙儒家治国安邦之术。同时又熟悉历史，知道暴秦是怎样败亡的，两汉是如何衰落的，了解南北朝时期黑暗混乱的社会状况，更亲身参加了推翻隋朝的斗争，因而头脑比较清醒，能够总结经验，接受历史教训，认真对待社会现实，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也比较高明，其政论自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全书共分十卷四十篇，因其编辑是“随事载录，用备劝戒”，所以每篇都是围绕一个中心问题展开的，每卷大体上也有一个中心。书中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的问题也非常深刻，确实可称得上“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贞观政要》中选编的仅仅是唐太宗君臣论政的部分内容，而且都是所谓“良法善政”、“嘉言美行”，宣扬的是德政与治术，所以对“贞观之治”讴歌有余，分析不足。在看待历史人物方面，吴兢认为太宗皇帝和魏征、房玄龄等大臣是圣君贤相的典型、君臣相处的楷模，对其所作所为多少理想化了，“爱而不知其恶”，不免有溢美失实之处，这是我们阅读时应该注意的。总的说来，《贞观政要》一书条理清晰、叙事简明、论议深刻、风格独特、体式新颖、语言平易，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它不仅为人们保留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文案掌故，更为后世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有益的启示。《贞观政要》自问世以后一直很受重视，刊行十分广泛，存留至今的各种版本很多。《贞观政要》在海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对邻国日本、韩国等国。日本最高统治者定《贞观政要》为必读教材，韩国前总统金泳三就任前反复研读的书中，就有《贞观政要》一书。这里所列举的史实，足以说明《贞观政要》问世后，一千多年来在中国历史和海外所产生的深远而重要的影响。本套《贞观政要》除了对吴兢的原典进行了精准的释义之外，还增加了唐太宗李世民以及贞观名臣名将的小传，另外对《贞观政要》的思想理念、《贞观政要》中的名言以及《贞观政要》的领导智慧都有详细的论述。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注文、译文以及解析中可能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望海内外专家和学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