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十多年，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着空前的巨变：村民正在日益理性化，乡村社会呈现出“结构混乱”的态势，共同体不断趋于解体，传统的地方性规范式微，无法内生出权威和秩序……今天的乡村社会更需要国家权力的进一步深入，以遏止农村黑恶化的暗流，保证基本的秩序与公正，促进新的稳定结构早日形成。

《21世纪法学规划教材：刑事诉讼法（第3版）》是以流畅精炼的文字对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全面系统阐释的优秀教科书。全书以原理论－制度论－程序论为逻辑主线，以他国制度为参照，以相关实例为补充，并辅以简洁直观的图表，对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理、具体制度和诉讼程序进行了全新的分析与阐释。尤其出色的是，为了加强对未成年人权利的保护，《21世纪法学规划教材：刑事诉讼法（第3版）》还列专章介绍了我国的少年案件司法程序。本次修订为第三版，既增添了关于近年来刑事立法与司法方面最新进展的内容，又进一步完善了全书的逻辑架构与论证体系，使《21世纪法学规划教材：刑事诉讼法（第3版）》更显卓越。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渊源于1915年创设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当时的东吴大学法学院突出“英美法”教学模式和高级法律人才的培养，以其科学的培养目标和鲜明的教学特色，赢得了“南东吴，北朝阳”的美誉，培养了王宠惠、吴经熊、倪征噢、李浩培、潘汉典、杨铁棵等一大批现当代著名的法学专家，使东吴大学的法学教育一度饮誉海内外，成为中国法学教育家园中的一朵奇葩。从1952年院系调整起，学院历经风雨，几经坎坷。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学院由“江苏师范学院”易名为“苏州大学”，同时恢复法学教育，成为全国最早恢复法学教育的院校之一。2000年学院校友王健教授次子王嘉廉先生慷慨出资捐建苏州大学法学楼，设立奖学金，以推动苏州大学法学院的法学教育和研究。苏州大学法学院同年更名为王健法学院，成为全国第一个由海外专项基金参与建设的公办法学院。

《民事诉讼制度的理论基础》对民事诉讼的法理基础、人性基础、伦理基础、文化基础和政治基础作了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是苏州大学诉讼法学硕士点崇尚的一种结合性研究方法，即将作为部门法的诉讼法与法学乃至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提高诉讼法学的理论深度，并期望在方法上能够有所拓展。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是中国民事诉讼理论研究最为活跃，成果最为卓著的时期。一方面传统理论得以重新梳理、解读和发展，另一方面新课题的开创性研究层出不穷。民事诉讼法学界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繁荣。而最高人民法院令人应接不暇的改革举措，更使民事诉讼领域锦上添花。然而，在这种繁华的学术景致呈现过后，却迎来了一个新的学术困境——我们民事诉讼制度变革最终受制的因素是什么？

《民事诉讼体制比较研究》采用比较的方式，通过对世界几个主要国家和我国民事诉讼体制形成与发展的研究，以及对于这些国家民事诉讼体制与各国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化之间有关规律和联系的归纳、分析，力图从宏观上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建设性意见，从而促进有关研究的深化，以达到《民事诉讼法》修改能够与中国现实的社会状态，以及发展相匹配，使之更加适应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民事司法救济发展的需要。 全书在结构上分为七大部分，具体包括民事诉讼体制比较研究的价值考察、两大法系夹缝中的日本民事诉讼体制、英国民事诉讼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封建社会民事诉讼体制的形成与发展等。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人身保护令作为普通法古老的特权令状，在英美法国家被誉为“大自由令状”。人身保护令是“质疑非法羁押的所有方式中伟大和有效的令状”，“为任何社会认为无法容忍的限制自由提供迅速和有效的救济”，是“解除不正当限制个人自由的司法方法”。现而今，人身保护令已经成为世界各法治国家和国际社会公认的司法救济措施，发挥着使被非法羁押的人重获自由的功能。从19世纪末，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国洗衣工到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再到20世纪初期人身保护令开始写进中国宪法，人身保护令在中国大地上也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雨。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回顾和审视这段历史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人身保护令作为质疑非法羁押最为有效司法救济，我们期待着她的回归。

诱惑侦查指国家机关侦查人员采取一定的诱导性策略，暗示或诱使侦查对象实施某种犯罪，并在犯罪实施时或结果发生后拘捕犯罪人的一种侦查取证方法。采用诱惑侦查的方法侦破毒品犯罪等具有高度隐蔽性特征、高度组织化程度的犯罪，在许多国家是普遍的实践。鉴于这一特殊侦查措施可能侵犯侦查对象合法权利的潜在风险，一些国家和地区通过成文法或判例法对其进行规制。在我国，诱惑侦查的运用存在的问题集中体现为理念缺失、制度阙如、操作失范，既不利于权利保护，也不利于犯罪控制。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不应当容许这一隐含较大侵权风险的侦查措施长期处于“法外运行”的状态。从程序法的角度研究对这一侦查手段进行法律规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正是实践中的迫切需要。本书以诱惑侦查法制化为主线，围绕诱惑侦查合法性把握、违法诱惑侦查的处理这两大核心问题，共分三章展开研究。第一章为基本理论。力图通过对相关理论问题的阐释，更加准确、全面地把握这一侦查手段的本质。本文分析了诱惑侦查的概念，揭示了诱惑侦查具有主动性、欺骗性、诱导性三大显著特征；在目前主流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笔者自己关于诱惑侦查的四种分类；对诱惑侦查与卧底侦查、控制下交付、“诱捕行为”、特情侦查、陷害教唆、侦查圈套等易于混淆的概念进行了比较与辨析；剖析了诱惑侦查实际运行存在较大的风险性，但对于打击某些特殊犯罪具有实践的必要性；从诱惑侦查包含的侵权行为具有一定的许容性，在其他情形下可能视为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具有一定的许容性，对尚未真正实施犯罪的人采取主动性的侦查具有一定的许容性，可能引起司法伦理困境的欺骗、诱导策略具有一定的许容性四个角度，探讨了诱惑侦查正当化的法理基础；基于对诱惑侦查本质特征的把握，对诱惑侦查属于强制侦查还是任意侦查、诱惑侦查是否违反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这两个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回答。第二章为诱惑侦查的历史发展与比较考察。从法理、制度与实务三个层面，分析了主要法治国家和地区诱惑侦查的发展演变，介绍了国际法上对于诱惑侦查的基本态度和做法，力图从中揭示出一些共通的理念，以为我国建构诱惑侦查法制之借鉴。关于美国的诱惑侦查，在国家权力空前扩张这一背景下，论述了早期诱惑侦查在实务中被大量采用的实际情形以及司法上的宽容态度；分析了从私法解释理论到现代圈套法理萌芽这一重要的理论转型，揭示了其中蕴涵的重要观念变化；讨论了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圈套问题的几起重要判例，论述了美国圈套法理的五大新近发展趋势：合法性审查的重点从被告主观心理朝着因果关系转变、合法性判断方法倾向于综合审查、强调警方在采取诱惑侦查之前应具有合理怀疑、认可一定程度的积极介入行为、更加注重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关于英国诱惑侦查的历史发展，介绍了从18世纪以来的两大发展阶段，重点阐述了1980年Sang案以后在制定法与普通法规制方面取得的长足进展。以英国上议院对于2001年Looseley案判决为标本，论述了英国法上关于诱惑侦查合法性的若干要点：一是强调诱惑侦查的最后手段性；二是强调诱惑侦查行为适度，包括以普通人行为作为检验标准、要求诱惑行为限度区别化、积极介入适度许可；三是强调诱惑侦查的目的正当性；四是注重因果关系；五是注重审查监督。概括了英国诱惑侦查法理的三大特色：一是在合法性的终极标准上，表现为一系列抽象法律理念；二是在个案考量上求诸多种相关因素，表现出综合审查而非孤立认识的特点；三是在判断方法上注重利益权衡，诉诸法官自由裁量。揭示了英国司法实践中对待诱惑侦查仍然持相当宽容的态度，典型地反映出“纸面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在某种程度的背离，并分别从观念层面、方法层面、证据可采性标准方面深入剖析了造成这种背离的原因。关于澳大利亚的诱惑侦查，根据历史发展的脉络，分别讨论了前瑞积威案阶段、瑞积威案判决与后瑞积威案阶段的法理与实务，着重论述了这一过程中合法性检验标准以及违法诱惑侦查的处理等方面的发展变化。此外，还分别论述了加拿大、日本、德国、荷兰、法国、瑞士、意大利、葡萄牙以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诱惑侦查法理特色与实务状况，分析了欧洲人权法院关于1998年的Teixeira de Castm诉葡萄牙案判决和联合国禁毒署于2003年公布的《控制毒品相关犯罪模型法》，力图从中揭示出国际法上对待诱惑侦查的倾向性态度。在历史考察的基础上，对各国诱惑侦查法理进行了比较分析，阐述了诱惑侦查的四个方面的发展趋势，如对待诱惑侦查的态度普遍经历了由放任而至规制的历程，最终走上了法制化的道路；在顺应人权保障大趋势的前提下，对于犯罪控制表现出格外关注等。第三章论述了我国诱惑侦查法制化。这是本论文的最终落脚点。这一部分对我国诱惑侦查的立法与实务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当前诱惑侦查存在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适用案件范围掌握比较随意，缺乏合理限制；二是对诱惑侦查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不利于被告人权利保护；三是如何把握诱惑侦查合法性界限，做法不尽一致；四是对明显不当的诱惑侦查，缺乏权利救济措施。提出我国对于诱惑侦查应当秉持的基本态度：一是承认诱惑侦查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二是积极推进诱惑侦查法制化。关于诱惑侦查合法性判断，对主观标准、客观标准、综合标准以及流行的“两分法”进行了全面反思，提出我国应当采取以因果关系为核心的综合审查方法，具体论述了我国诱惑侦查的必要性原则、合理怀疑原则、目的正当性原则、主体特定原则、行为适度原则、因果关系原则、风险控制原则、审查监督原则八项原则。在阐述一般原则的基础上，注意把握实践脉动，讨论了我国实务中存在的连环式诱惑侦查、连续性诱惑侦查、反向诱惑侦查、网上诱惑侦查几种特殊形态诱惑侦查的合理性把握。关于诱惑侦查合法性的证明，论述了证明责任分配、证明标准设定，指出我国应当加强相关配套制度建设，主要是妥善处理秘密侦查员以及特情、线人作证与公共利益保护的关系，赋予技术侦查取得的视听资料以证据能力。关于违法诱惑侦查的处理，认为我国应当根据其程序性违法程度，适用不同的制裁措施，对于诱使无辜人员犯罪，即构成因果关系的诱惑侦查，应当终止相关诉讼，并宣告被告人无罪；对犯意强化型的诱惑侦查，应当适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对于轻微犯罪可以免除处罚。

本教材以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知识体系为基础，合理吸收国内外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详细阐述了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制度和基本程序，力求系统准确，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实现科学性与实用性的有机统一。本套教材力求适应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新要求，面向并体现21世纪高等教育的新思想和新观念，在内容上注意吸收国内外教育、科研的最新成果，正确阐述学科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努力做到知识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本套教材编写体例上继承了传统教材的优点，做到科学、规范、统一，并力求有所创新，以适应新世纪高等教育发展的全新要求。

《票据诉讼制度研究》确定以票据诉讼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从票据诉讼的实体法理论和程序法理论两个方面，对票据诉讼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梳理，并对建构票据诉讼制度具有基础性意义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票据的特点和基本功能的考察，分析我国票据纠纷的特点和类别，并从诉讼效率的价值观出发，提出建立我国票据诉讼特别程序的具体构想，以程序多元化为视角展示了我国票据权利司法保障机制——票据诉讼体系的设置，从而使我国票据诉讼理论进一步系统化，完善了我国票据司法保障制度的理论体系。《票据诉讼制度研究》适合于从事法律行业的人士参阅。

这本合集收录了作者几年来写作的证据法论文。书中的第一部分（证据之资格）的两篇论文，处理的是证据法的ABC：严格证明法则、直接审理原则及证人审判外之陈述；第二部分（证据之评价）的两篇文章，处理的是通过资格考验的证据如何评价，以及如何裁判的问题；第三部分处理的检察官“举证责任”问题，有着特殊的本土性时空脉络；第四部分的两篇文章，作者把焦点转移到对台湾地区刑事司法具有典范意义的法庭诘问议题。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