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行政调解作为行政机关解决民事争议的一种手段已经得到广泛应用，但是“调解”、“和解”作为行政纠纷的解决方式则尚需要获得进一步的完善：前者在制度上较为分散，未被系统地建构，其一般机理也未得到系统性的探讨，后者则遭遇学理与制度实践的拒绝。然而，行政调解作为一种温和、灵活的行政手段已经日益得到广泛应用；而理论及立法的否定，也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行政纠纷和解的实践。它们都很需要获得推进。基于这一点，本项研究试图探索在我国建立行政调解、和解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为之提供有益的立法建议；这一研究在学理探索和实践需要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

《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研究》在研究中的五处难点和创新之处在于：界定诉讼证据及与证据属性的关系；揭示证据属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证据认定过程中迥异的作用方式；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内涵之界定；非法取证、证据合法性、违法取证之间关系的揭示；构筑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独特规则案卷排他规则和禁止单方接触规则；提出了改革我国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之具体方案。证据合法性问题，本质上是法治诸价值间的冲突和协调，包括了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之间、目的合法和手段违法之间、保护自身权益和不侵犯他人权益之间、保护合法权益与维护法律秩序之间（过度的排除导致法律秩序维护不力）等多种多层次的冲突和协调。

众所周知，日本民事诉讼法习德国民事诉讼法而成，日本民事诉讼法学是在德国民事诉讼法理论的笼罩下发达起来的。在尊重学术传统的前提下一路前行，提升学术的品质，或者说要达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效果，就必须在学术方法上有独特之处。本文集收录了中村宗雄先生和中村英郎先生两位大师级民事诉讼法学者的十一篇著述。中村宗雄先生以自然科学为范示，运用阶层构造理论重新研析民事诉讼，奠定了“中村民事诉讼法学”的理论基础。中村英郎先生在此基础上再创辉煌，运用法规出发型和事实出发型的诉讼类型分析法，完备日本民事诉讼理论，使“中村民事诉讼法学”更加发扬光大。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刑事诉讼法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法律部门。在古老的法律典籍中，与刑法一道占有着非常突出而重要的地位。在西方，伴随着17、18世纪成文法运动的兴起，刑事诉讼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在各国如雨后春笋般诞生。相比之下，我国的这一进程要晚得多，19世纪末西法东渐和清朝修律变法，将千年诸法合体的胞衣冲破。在中国近现代政治的动荡中，刑事诉讼法也经历了诸多的艰难曲折。我国于1979年才制定了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典，1996年进行了比较大的修改，沿用至今。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在我国很长一段时间里，程序法一直被当作实现实体法的工具和手段而处于附属的地位。司法实践中重实体而轻程序，不遵守程序法甚至违反程序法的现象十分普遍。只是近十多年来，由于法律程序对于实现法治、保障民主的重要性，程序法才逐渐被人们所广泛认知。法律程序被认为是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分水岭，甚至有人说程序法是实体法之母。法律程序的意义在于为公权力划定行为的边界，控制国家公权力的滥用，避免国家机关对公民个人自由造成威胁或伤害，保障人民的权利，以体现法治的精神。实际上，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正当程序革命，已将程序的意义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刑事诉讼法因关乎人权、自由而与宪法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在我国，刑事诉讼法是规范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等国家机关职权活动，打击犯罪，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保护刑事被害人及其他公民正当权益的基本法，其根本的价值目标是实现刑事司法公正，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在现代法治社会，应当在“正当程序”的框架内，为解决“如何查明案件事实”或者说“怎样实现真实”问题，设立合理：程序制度。具体说：首先，本书在第一章第二节中论证了，遵行正当程序进行诉讼证明，能够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根据正当程序及其保障原理，违反正当程序及其保障原理的证明行为（事实主张行为、举证行为、质证行为和辩论行为等），将会受到否定评价（比如产生行为无效、失权等后果），行为人也会负担诉讼费用，甚至会受到罚款等处罚，藉此以形成或维护符合正义要求的诉讼证明秩序。其次，在诉讼或诉讼证明中，“实现真实”是多种利益或价值权衡的结果。在诉讼或诉讼证明中，“实现真实”是其首要的但不是唯一的价值追求，还有比“实现真实”更高的利益追求及诉讼效率等价值追求。在本书的相应部分，将分析为什么证明标准采取盖然性标准？为什么排除适用非法证据？为什么在民事诉讼中严禁适用测谎仪？为什么建立举证时限制度？为什么在“事实真伪不明”时适用证明责任规范作出判决？再次，在民事诉讼中，对立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法官之间充分对话和相互说服，然后法官以裁判将对话的结果或说服的内容固定起来并表达出来。其中，诉讼证明实际上是当事人运用证据和事实说服法官以作出利己的裁判，故诉讼证明属于“他向证明”而非“自向证明”。与“自向证明”不同的是，在“他向证明”中，证明人必须向他人（裁判者）证明自己的行为或主张是正当的或合法的。 最后，诉讼或诉讼证明应当遵行程序法定原则。诉讼证明程序法定原则属于民事诉讼安定性的范畴，即要求法官和当事人应当按照法定程序有序地进行诉讼（证明），其诉讼结果或证明结果必须得到充分保障。诉讼证明程序法定原则或诉讼安定性从技术层面要求法官和当事人遵守正当程序，保障诉讼证明有序顺畅进行以避免程序混乱和诉讼迟延，最终实现司法正义或诉讼公正。笔者在本书中根据诉讼证明的逻辑和理路，将“民事诉讼证明”划分为五个部分：（1）“总论”，主要讨论民事诉讼证明的基础原理，包括正当程序保障原理、诉讼证明的基本目的（实现真实）、实现真实的法律制度体例等。根据“总论”所阐释的基本原理，分别阐释如下几项问题：（2）“证明什么”，主要阐释证明对象和免证事实；（3）“用何证明”，主要阐释证据及其规则；（4）“由谁证明”，主要阐释当事人证明责任和法院职权探知责任；（5）“如何证明”，主要阐释诉讼证明程序或证据调查程序。本书虽然将大部分篇幅放在民事争讼案件事实证明问题之上，但是还从民事事实证明体系化的角度出发，讨论了非讼案件的证明问题，并且还涉及实体法中的“证明规范”问题。从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体例来看，“证明规范”不仅存在于证据法、民事诉讼法之中，而且还大量地存在于公证法、实体法等之中。就实体法中的证明规范而言，比如在“权利证明”规范或制度中，对债权的存在及其清偿要以包括公证在内的证据来证明，对物权则主要以登记制度、产权证书来证明。就我国《合同法》而言，包含了许多证明或证据内容的规范，比如《合同法》第68条规定，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的，可以中止履行；第197条要求合同采用书面形式。本书主要根据现代民事诉讼正当性或者正当程序保障原理，阐释和讨论民事诉讼证明问题，其中运用了利益衡量方法、规范分析方法和比较分析方法。在民事诉讼领域，尤其是在群体性纠纷诉讼中，往往需要运用社会调查方法、统计方法、概率论等来证明或认定案件事实。对此，笔者受其知识结构的限制，在本书中不予阐释。

《鉴定结论适用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一书秉承了当今诉讼法学界公认的一些理论，在程序公正理念的基础上，提出了鉴定结论适用的具体规则，但在具体的论述上又充分体现了作者个人的观点。全书在系统地考察和梳理有关司法鉴定的各种观点的基础上，指出司法的目的和科学手段的结合是司法鉴定的本质特征。从动静两个角度分析了鉴定结论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以及鉴定结论适用中鉴定材料的收集、鉴定结论的生成、鉴定结论的审查评断的动态过程。明确鉴定结论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是鉴定结论适用的核心问题。在对两大法系国家的鉴定结论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规范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剖析了我国鉴定结论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规范的立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论证了规范鉴定结论证据能力的必要性。而后提出了以鉴定之必要性、关联性、科学可靠性、主体资格、鉴定过程正当、鉴定资料来源合法等为要件的鉴定结论证据能力规范构想，以及鉴定结论无预定的、优先的证明力、鉴定结论效力等级禁止、心证公开等鉴定结论证明力规则。同时又点明鉴定结论的科学性问题是鉴定结论证明力的亮点，它是鉴定结论适用的又一核心问题。将“最大限度地利用现代科技成果，同时最大限度地阻止非科学的鉴定结论进入审判程序”作为鉴定结论科学性评判的价值选择标准，立足于鉴定结论的法律性与科学性，对鉴定结论的适用进行了解剖式的要素分析，围绕鉴定资料收集、鉴定主体资格、鉴定程序等环节中存在的问题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对策。最后凝炼出包括鉴定结论适用之取证规则、鉴定启动程序规则、鉴定实施程序规则、鉴定结论质证规则、鉴定结论之科学性评断标准规则、鉴定结论证据能力与证明力规则的证据规则体系。

《从诉讼档案出发：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所收的论文，系由UCLA中国法律史研究群的诸位学者亲自挑选，主要研究时段上至清代，中经民国，下迄当今，广涉司法实践、地方行政、妇女与性、土地买卖、税收与教育、地方政权建设、跨国家庭纠纷等多重面相。对于中国学者而言，《从诉讼档案出发：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提供的重要启示不仅包括提醒我们注重对诉讼档案的充分运用。以及吸收优秀的社会科学成果，还包括借历史之光洞见现实问题，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中国法律史研究“博物馆化”的困境。199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新进展，先前的不少旧见陈说，均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反省和批判。而引领此－学术风潮的代表，乃是以黄宗智教授为核心的/inn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中国法律史研究群。他／她们立基于先前甚少为学界所系统利用的各种诉讼档案，贡献出一批引起国际学界广泛关注的研究成果。

证据科学（Evidence Science），是综合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研究证据采集、鉴定技术以及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之一般规律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体系。在证据研究领域，证据法学无疑是一门诞生较早的学科，而且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和方法。但是，证据问题并不局限于法学和法律，它还渗透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乃至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比如，历史研究、科学探索、管理决策都要有证据支持。人们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证据问题，特别是在出现争论或争端时，解决问题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拿出证据来支持自己的主张。这样看来，证据的运用就有一些共同的规律性。证据科学研究，旨在以证据为研究对象，打破学科壁垒，从多学科或跨学科的广阔视野探求证据的本质和证据运用的规律。这是一种从分析走向综合的研究范式的转变。“证据理论与科学”，这个主题反映了我们试图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角度对证据的理论基础、理论体系、运用方法等加以探索的志趣。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国政法大学）2007年9月举办了首届证据理论与科学国际研讨会，为各国证据研究学者提供了一个跨学科国际交流的平台，本论文集收集了参加此次研讨会的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应该承认，这些研究成果还是很初步的。我们计划每两年举办一届“证据理论与科学国际研讨会”，并争取一届比一届办得更好，让全世界所有研究证据问题的学者都知道它，让这个研讨会的成果在世界学术界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将其打造成一个国际知名的品牌。

本书是“21世纪民事诉讼法学前沿”之一。本书系统阐述民事诉讼法的基础理论，共5章，包括民事诉讼目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诉权、民事诉讼标的及既判力理论等。

作为最高人民法院业务庭主办的业务指导和研究性刊物，《刑事审判参考》自1994年4月创办以来，秉承立足实践、突出实用、重在指导、体现权威的编辑宗旨，在编辑委员会成员、作者和读者的共同努力下，密切联系刑事司法实践，为刑事司法提供了有针对性和权威性的业务指导和参考，受到刑事司法工作人员和刑事法律教学、研究人员的广泛欢迎。该书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至五庭合作主编的一本业务指导性刊物。每集均设有多个固定栏目，并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调整，以利指导刑事审判工作。该书以其独有的指导性、权威性和实践性成为了全国各级司法机关中从事刑事诉讼工作的侦查、检察、审判人员及刑事律师的必备书籍。本集是2008年第6集（总第65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