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教材主要以“项目引导、任务驱动”为体例、“工作过程导向”为内容进行编排，将侦查策略和侦查措施知识点分三部分进行，着重培养学生的行业技能。第一部分是侦查策略，主要围绕侦查策略的概念、与相关行为的区别、法律规范、与侦查措施的关系、反侦查行为、侦查策略的分类、技巧及侦查策略的实施步骤展开介绍。第二部分是以具体的侦查措施的概念、方法、实施程序、审查评断等为主要知识点展开介绍，包括取证性侦查措施、查缉性侦查措施、强制性侦查措施、秘密侦查措施等。第三部分是介绍几类特殊犯罪案件的侦查策略，实现侦查策略与措施的运用。

《现场勘查》重点从学科理论建构的高度阐述现场勘查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按照学理与法理并重的精神，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坚持学科整体联系的方法，在介绍本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基础上，重点阐述现场勘查的基本方法，着眼于现场勘查技能和刑事司法一体化意识的培养，力求开阔视野和拓宽思路。 本书既可作为教材，帮助学生课后复习，巩固课堂教学效果，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同时可供公检法司部门在实践中参考。

本教材以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为依据，并适当注意吸收新形势下我国讯问实践的新经验和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新成果，注重学生所应具备的侦查讯问相关能力的培养，实现对学生的基本实践能力与操作技能、综合实践能力与综合技能的培养，突出警学结合的高职特色。教材按照“以能力为本位、以职业实践为主线、以项目驱动为主体的课程体系”的总体设计要求，以项目任务为中心构建课程体系，以“理论够用、适应岗位、技能为主、与时俱进”为编写原则，打破传统的学科课程设计思路，从结构到内容对教材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和整合。《侦查讯问（第2版）/高等法律职业教育系列教材》紧紧围绕项目任务完成的需要来选择和组织课程内容，突出项目与知识的联系，让学生在职业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掌握知识，增强课程内容与职业岗位能力要求的相关性，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

本书揭示了网络病毒、网上钓鱼、QQ诈骗、校园套贷、手机APP陷阱等网络违法行为，以及其非法获利变现的渠道与环节。同时也深入阐述了如何利用数据进行有效地驱动侦查及调查取证。未来已来，预见方能遇见。技术问题需要技术防治，数据侦查是防控网络陷阱的必由之路，因此应充分利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实现对网络黑产有效地打防。当然，本书也注重将证据法相关的理论研究与实务案例相嫁接，增强网络安全的维权意识。

本书共分为以下5大部分：入罪之前、“不等于不”、“寻衅滋事”、罗生门之判、你的权利。共收录罗翔教授的40余篇随笔文章，罗老师在书中通过盘点一系列社会热点案件，探讨了刑法义理及其适用，盘点了丰富的法治知识与人文理念。作者笔调自省而尖锐，洋溢着责任感与人文情怀。本书不仅启蒙读者的法律思维与维权观念，更可以帮助理解刑法背后更深层次的哲学基础。

《刑法学教义（分论）》是《刑法学教义（总论）》的后续之作。全书共分为三编：第一编为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分为侵害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和侵害财产罪；第二编为侵害社会法益的犯罪，分为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三编为侵害国家法益的犯罪，分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贪污贿赂罪和渎职罪。虽然在编章排列上与我国刑法典有所区别，但在具体罪名研究上，除金融诈骗罪安排在侵害财产罪外，均按照刑法典的条文顺序编排。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没有采用传统刑法教科书的范式和体例，也没有研究刑法典中的所有罪名，而是选取了约一百余个常见、多发的罪名为本书研究的重点。同时，本书将与该罪关联的罪名也予以重点讨论，尝试厘清罪与罪之间的关联关系，为罪名的选择适用提供参考意见。当然，本书仍然遵循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没有特别追求各罪在研究体系上的一致性，对各罪犯罪构成中争议不大的内容，不再特别阐述。本书适合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司法实务人员用作扩展知识的教科书或辅助读物。

本教材以注重具体操作技能、能力培养，强调理论知识适度，同时兼顾学生后续发展为理念，对刑事侦查技术专业面对的就业岗位狱内侦查业务岗位常用的各项侦查措施与策略进行梳理，以掌握这些措施与策略所需知识与操作技能形成学习内容。对学习内容按每个具体的侦查措施与策略形成一个学习（工作）任务，每个学习（工作）任务按照完成这一学习（工作）任务必备的基础知识、需要掌握的操作技能、能力和学习（工作）任务的材料呈现为主，并配合以学习思考、业务训练项目，灵活选择知识拓展、链接阅读、推荐阅读文献等内容来引导学生后续学习和发展的思路来安排教材内容。

《刑法理念导读》一书是较为特殊的：它不是专著，而是一部选集。这部书以刑法理念为主题，选编相关论文，形成本书的基本内容。《刑法理念导读》一书共十一章，分别为：法治国的刑法文化；刑事法治的理念建构；从政治刑法到市民刑法；刑法机能二元论；罪刑法定原则；罪刑均衡原则；从威吓到忠诚：一般预防的话语转换；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关系；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刑法结构调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刑事法治视野中的刑事政策。

普通法国家通常将最后手段原则视为道德原则，德国学界却普遍认为其为宪法原则。在我国，除了罪刑法定原则外，由于以死刑和自由刑为核心的刑罚总存在着“剥夺过剩”的问题，“人权”的入宪必然会推导出刑法是最后的手段的结论。最后手段原则与比例原则有相同的诉求，即也由适当性、必要性和权衡性等三个子原则构成。然而，由于最后手段原则主要表达的是权力主体的一种自我克制义务，再加上法益的概念的模糊性和民主制度，所以，该原则虽有批评功能，但很难获得司法适用力。只有当刑法禁止与民法或者其他法律发生冲突，最后手段原则能反映被告人的权利时，才具有直接限制刑法禁止适用范围的功能。而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保持构成要件要素与正当化事由的分立，并赋予后者有否定符合刑法禁止的行为的违法性的效力，所表达的其实就是最后手段原则的外部诉求。而两阶层犯罪论体系主张符合性判断与违法性判断合并，实际上否定了最后手段原则司法适用的路径，而且，这还忽视了强调形式理性的公法与不拒绝实质判断的私法无法融合的问题，特别是，这种做法违反了宪法上的分权制度。

无论是形式上研究共同犯罪现象的传统共同犯罪理论，还是置重于法益侵害因果性的因果共犯论，都具有强烈的自然主义色彩，欠缺对规范性归责的足够关注。实际上，归责理论不仅影响单独犯罪，对共同犯罪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在以自由而不是因果为中心的规范性归责的视野之下，共同犯罪不只是一种社会现象和因果事实，更是一种归责形态。透过规范性理解其归责基础与界限，可更新共同犯罪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并实现共同犯罪理论的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