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如何深植于宪法，成为一种“道德”？宪法如何护佑人权，使权利获得“新生”？同性婚姻问题、妇女堕胎问题、死刑施用问题——诸般人权热议如何经由宪法之运作形成底线共识？迈克尔·佩里教授在本书上篇展示了二战以来人权如何发展为全球性道德的“国际化”过程，以及在此背景下，如何理解美国宪法中的人权基本规范。在本书下篇，迈克尔·佩里教授特别讨论了广受公众关注的几项基本权利，如免受酷刑（包括死刑）的权利、道德平等权、宗教与道德自由、同性婚姻及堕胎问题等，在当代美国社会中的变迁与发展。作者对上述问题的理解，代表了美国温和派知识分子对于宪法及人权的典型看法。

《行政组织法典汇编（1949—1965）》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令汇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汇编》（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1980年重印）为基础，将1949年12月至1965年12月间由政务院（国务院）、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海关、司法等国家行政机关批注与发布的关于行政组织方面的法令、法规以时间为序汇编成集。

《陕甘宁边区行政救助法典汇编》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为基础，将1937年9月至1949年12月间以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发布的行政救助方面的文电以时间为序汇编成集。文件整理编辑过程中，我们力求保持文件的历史原貌；对一些不影响理解的常见字词（如“的、地、得”、“象、像”、“作、做”等）及数字，尊重不同时期之用法，不予统一或修正；只对个别有明显错漏的字句，做了必要的技术处理。

《陕甘宁边区行政组织法典汇编》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为基础，将1937年9月至1950年1月间以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发布的行政组织方面的文电以时间为序汇编成集。文件整理编辑过程中，我们力求保持文件的历史原貌；对一些不影响理解的常见字词（如“的、地、得”、“象、像”、“作、做”等）及数字，尊重不同时期之用法，不予统一或修正；只对个别有明显错漏的字句，做必要的技术处理。

《陕甘宁边区行政强制法典汇编》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为基础，将1937年9月至1949年12月间以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发布的行政强制方面的文电以时间为序汇编成集。文件整理编辑过程中，我们力求保持文件的历史原貌；对一些不影响理解的常见字词（如“的、地、得”、“象、像”、“作、做”等）及数字，尊重不同时期之用法，不予统一或修正；只对个别有明显错漏的字句，做了必要的技术处理。

“基本权利”是宪法学研究中并不降温的关键词，宪法适用往往要通过“基本权利”的命门。当以研究审视的姿态面对“基本权利”命题时，困惑来自抽象的理论阐释与构建、文本规范的解释与适用，以及日常生活中涉“基本权利”观点的似是而非——理论、规范、生活构成了基本权利研究的场域。《基本权利场域：理论、规范、生活》是作者浸淫于“基本权利”研究多年的成果展示。作者在理论层面阐释了公民作为基本权利主体不同于“个人”主体的法哲学价值、公法人可否成为基本权利主体的前沿问题、财产权保障结构的宪法变迁、广播电视自由的保障及限制。从规范层面而言，作者从我国宪法文本出发探讨救济性基本权利的存在以及基本权利体系在我国宪法中的完善。作者亦从发生在社会现实中涉及选举权与言论自由保护的具体案件出发去探讨基本权利争议的解决之道。

中国知识产权发展报告（2005年卷）是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根据2015年及15年前，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的目标。报告包括：总论、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秘密等11章内容。报告以中英文两种文字出版，是代表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的作品。

在美国，有宪法即有宪法解释，有宪法解释即有关于宪法解释方法的思考。在宪法解释的司法实践与理论研讨中，不断涌现出众多解释方法及理论，比如原旨主义/原意主义、文本主义、共识主义、结构论、原则论、zui低限度主义以及实用主义，等等。《宪法解释的基本问题》全面、客观、平实、简洁地介绍了当代宪法解释方法中的首要问题以及主要流派，并逐一加以比较、评价，使读者能够对美国宪法解释方法的理论及实践问题有一个总体性认识及把握。

晚清以来，国旗、国歌、国徽这些政治符号在中国的相继出现，意味着中国也逐渐迈进了现代国家的行列。从它们被选定的那一刻起，就烙上了时代的明显印记，比如政治意念、符号图案、色彩意义等。但是，随着时间流逝，只要不发生暴力革命，政权更迭在宪法秩序之下运行，那些当时鲜明的时代元素或许会淡化，沉淀下来的只是其历史内涵和象征意义。余凌云著的这本《中国宪法史上的国旗国歌国徽》梳理了国旗、国歌、国徽的历史及制度、发展脉络等，旨在分析与探讨国旗、国歌、国徽的宪法意义、审定的机构与程序以及有关使用的规范。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首先形成了投融资机制的创新，可以将大量非政府的民间资金、社会资本引入公共工程与服务领域，但其实它又决不仅仅限于投融资模式层面的创新，它还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绩效升级方面的鲜明性质形成了管理模式的创新，并天然对接混合所有制改革和法治化制度建设，具有国家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层面的重要意义。所以，应当恰如其分地和全面地理解与评价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这一制度供给的伟大创新：它是从投融资模式，到管理模式，再到治理模式贯通的新型制度供给，特别是对于在新历史起点上面对全面建成小康和现代化的“中国梦”目标，力行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当代中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具有不容忽视的重大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