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佤山行：云南西盟佤族社会调查纪实（1956-1957）》是作者在20世纪50年代到云南西盟对佤族经济社会进行长期考察的结晶，是一本佤山亲历记。作者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敏锐的观察力和生动的笔触，再现了半个多世纪前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佤族社会面貌．记录了民族科考人员艰辛的边地生活．体现了他们对事业的执著和对佤族同胞的深情。书中对佤族的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军事攻防、宗教活动、风尚礼俗以及家庭婚丧、文学艺术等都作了详细的记述；对佤族特有的重大宗教活动“拉木鼓”、“镖牛”、“盖大房子”、“送人头与砍牛尾巴”有着生动的描写。近百幅老照片更是难得一见。全书具有科学性、文学性和可读性．有助于读者对佤族这个古老民族的全面了解。

有关匈奴的研究早在19至20世纪中期就已为历史学界、民族史学界所关注，成为当时备受青睐的显学之一，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关匈奴的研究已很少有AH津。作者之所以在这一背景下打算写《匈奴史研究》这本书，最初的缘由是因为在杨建新先生主编的《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中，作者承担了其中《秦、西汉卷》的撰写工作。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大量接触了前辈学者的研究，并为他们渊博的知识叹服，但同时也发现有关匈奴的历史仍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因此，在作者撰写《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秦、西汉卷》时，曾将这些问题一一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和探讨，而《匈奴史研究》这本书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可以说，《匈奴史研究》是作者近年来有关匈奴研究的一次小结。作者深知，作者的研究是很粗略的，对匈奴历史的特点、匈奴经济、社会生活以及匈奴民族发展变迁等问题的探讨是很不够的，与前辈相较，作者的这一点研究若能起到些微的拾遗补阙之功效的话，作者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作者相信，书中的差错和不足，自有同仁来补正。

《清初遗民社会：满汉异质文化整合视野下的历史考察》试图以明遗民为视点，尝试从清初满汉文化的整合与明遗民待清态度的变迁二者之互动为切入口，来阐述明遗民在清初的历史演绎。文章的取径始终围绕着两个断面：一方面，在清初，满汉两种异质文化经由了从冲突到调融再到整合的历史流变，另一方面，与之相偕应，明遗民对清廷的态度亦发生了从抗争、不合作到徘徊、分化再到亲附合流的蜕变。纵向上，揭示清初满汉文化整合与明遗民变迁的双向互动与基本规律；横向上，展示明遗民与清初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的多层面的内在牵连。

《布朗族社会历史调查（2）》内容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是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五，内容包括了20世纪50年代中央访问团收集的资料，全国人大民委、中央民委等组织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以及民族识别等工作所搜集到的资料，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各省、自治区陆续分别出版，全套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共有84种145本。这些资料集中记录了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基本情况，是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中的重要参考资料，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和好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问世以来，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和文化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各方面情况有了不少变化，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些历史调查资料的作用，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国家民委决定修订、再版《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并将其列为国家民委重点科研项目。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二——《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共计55本，于上世纪80年代陆续出版。该《丛书》记述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出版后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鉴于这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已积淀为各少数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多年来少数民族历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为适应民族工作发展的需要，国家民委决定对《丛书》进行修订、再版。这次修订工作本着“适当修订，适量续修”的总原则进行，有明显错误的，改错；可改可不改的，不改；争议较大的不动，用注释加以说明；适量增加必要的新内容。我们委托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委、黑龙江社会科学院组织专家学者对原版《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有关内容进行了重新考究，作了必要的修订和补充，特别是增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情况。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包括《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记录了中国55个少数民族从起源至21世纪初的历史发展进程，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荟萃了大量原始的、鲜活的、极其珍贵的资料，是一部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大型综合性丛书，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重大项目和重大出版工程。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展开。为了摸清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抢救行将消失的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1953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进行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又开始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三代人与三个时代的对话：近现代陕甘宁青回族家族社会研究》选取了陕甘宁青回族穆斯林家族中的天水吴氏、灵武王氏、岐山马氏和西安乌氏四个较为典型的案例，作为陕甘宁青社会的缩影，对这些家族的兴衰和文化嬗变作了具体的研究，并进一步分析了家族势力对地区社会的客观影响，探寻了家族在西北社会中积极和消极的作用。就研究对象辐射面看，显然是对西北回族穆斯林家族社会的一种综合性研究。首先，作者正面纠正了《辞海》中对“家族”的界定的含混和错误，指出：家族是在婚姻和血缘关系基础上，由若干核心家庭（一对夫妻及其子女）或联合家庭（两对以上夫妻及其子女）共同组成的亲属集团。考量家族是否成立的重要标尺，也即联络家族的情感纽带，是他们自认为或被认为拥有某一位共同的祖先。其次，作者通过对回族穆斯林家族的历史回顾，探讨了家族和家族政治与西北多民族社会的互动关系，勾勒了穆斯林社会群体构成的模式和流变的过程。同时，将人文生态纳人生态环境范畴，综合考察其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再次，还结合宗教学、社会学、民族学、文化生态学等理论和方法，对晚清以来陕甘宁青回族家族社会形成的动因以及家族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的流变和社会功能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如作者在《三代人与三个时代的对话：近现代陕甘宁青回族家族社会研究》中从宗教学的角度审视陕甘宁青穆斯林社会的传统积淀；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陕甘宁青回族家族的发展动因和社会功能；从生态学的角度探讨人文生态和社会发展的关系。这种多学科方法的吸收和应用，不仅使本项研究得到了深化，而且还为读者全面认识和理解陕甘宁青回族家族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最后，在具体论述中，《三代人与三个时代的对话：近现代陕甘宁青回族家族社会研究》以陕甘宁青社会历史发展中最具特色的家族和家族政治为切人点，进而解读陕甘宁青近现代回族家族社会，以及陕甘宁青社会人文生态的形成动因，由微观而宏观，点面结合，见微知著。作者提出的陕甘宁青回族社会具有的家族政治积习、家族制度与伊斯兰教互为民族感情和宗教精神的源泉等观点，可谓新论迭出，令人耳目一新。

《不熄的火塘：彝族腊罗巴支系的亲属制度》旨在向读者展示彝族腊罗巴支系亲属制度的实践状况。运用谱系调查的方法，笔者在较长时段的参与观察和访谈中搜集了大量的亲属制度材料，并通过对比分析，确定亲属制度各个方面的基本状况。从身体表征系统出发，笔者揭示了腊罗巴人血缘传递的基本观念，并在确定他们社会血亲性排斥范围的基础上，框定其社会血亲及姻亲的范围，以及陈述了与此相匹的居住形式、财产传递和亲属称谓，进而在学术上对该支系的亲属制度系属做了定性分析。

《血浓于水：华北高村汉族的亲属制度》研究的主题是汉族社会的亲属制度。前辈学者对汉族亲属制度的研究成果丰富，几乎在每一个小的环节上都有大量的研究。惜乎汉族的亲属制度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没有被系统地考察过，特别是没有对其中的各种次一级制度作出贯通的解释。以弥补此项缺憾为目的，《血浓于水：华北高村汉族的亲属制度》通过对华北一个汉族村落历时七个月的田野工作，考察了汉族社会的身体表征系统，描述了汉族的社会血缘观念；并以社会血缘观念为逻辑起点，重新考察了汉族的婚姻制度，对不同的婚姻形式作出了系统分析，确定了婚姻制度中所涉及的多种社会身份的归属问题；《血浓于水：华北高村汉族的亲属制度》还以系谱调查为基础，对高村的承继制度（特别是分家制度）做了归纳分析，集中讨论了嫁妆和别居异财情况下财产的性质，提出分家最终完成与否的判别标准；最后，考察了汉族社会的基本亲属单位“家”的界限和结构，以及在丧礼中呈现出来的亲属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展开。为了摸清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抢救行将消失的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1953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进行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又开始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三次大规模的系统调查的基础上，中央民委从1958年开始组织编写《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三种丛书。“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民委机构撤销，此项工作被迫中断。1978年国家恢复民族工作机构，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改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工979年，国家民委决定继续组织编写以上三种丛书，并增加编写《中国少数民族》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两种丛书，定名为《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编辑出版列入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重点科研项目。《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共计402本，一亿多字，该项目自1958年启动至1991年基本完成，历时30多年，涉及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及中央有关单位400多个编写组，1760多人参与，分别由全国30多家出版社出版。纵观历史，像这样全面系统地调查研究、编辑出版介绍各个少数民族的丛书在中国前所未有；横看世界，像这样由政府部门组织为国內各少数民族著书立说实属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