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从事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最早的田野调查研究专著名为《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云南刀耕火种研究》，该书于l991年作为“中国民族文化专题研究丛书”之一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国内外许多学者与我相识，并长期保持交流关系，便是通过此书开始的。十多年过去了，书店里早已见不到此书的踪影，可是还常有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前来联系购书。最近，云南教育出版社又委托我主编“田野中国”丛书。作为主编和作者之一，我想将此书再次奉献给读者，这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直到今天，此书仍然是我从事田野研究的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其次，从其写作方法来看，比较符合“田野中国”这套丛书的要求，即可读性较强一些；再次，新版本增加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的300余幅田野图片，不仅大大丰富了书的内容，翔实而形象地表现了云南刀耕火种由盛转衰的过程，生动地反映了山民们的生态和生活，而且在研究方法上做了新的探索，即以影视手段去展现时下倍受学界关注的“生态史”、“环境史”的研究主题，因此，这样的田野作品就显得特别有意义了。《云南山地民族文化生态的变迁》的田野调查对象，是云南西南部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20世纪70～80年代，由于工业社会快速发展所导致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恶果的凸现，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全球最受瞩目的问题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与热带、亚热带森林关系密切的刀耕火种农业，自然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成为了不同学科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包括《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记录了中国55个少数民族从起源至21世纪初的历史发展进程，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荟萃了大量原始的、鲜活的、极其珍贵的资料，是一部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大型综合性丛书，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重大项目和重大出版工程。

《泸沽湖畔的普米人》就是作者在当地进行田野调查的实录，这些事实都是在泸沽湖周围发生的，因而名之日《泸沽湖畔的普米人》。应该说它是《泸沽湖女儿国考察记》的第三部，前边的两部是《女儿国亲历记》和《走访与伙婚》。第三部的写法分上下篇：上篇是仿效考古学的方法，把普米族的婚姻家庭分为区域类型，对三个地区的普米族的婚姻家庭进行了田野调查和研究；下篇是按社会生活专题进行了比较研究，其中的（三）、（四）两节，虽然不全然是普米族内容，但他们都是与普米族密不可分的西番人风俗，又为田野调查所得，也附于此，对寻找普米族巫图必有好处。

《女真：满族建国研究》从史料出发，从明朝对女真实施羁縻政策开始，从生产力的提高、生产方式、社会组织结构、公共权力的演变、文化的融合等方面，层次递进地探索女真社会的变化和演进，搜寻女真—满族的国家形成过程，为读者呈现出一个民族迈进国家门槛的历史过程。明代女真人在辽代、金代、元代及其以前都一直保持着传统，而在明代崛起。是什么原因促成其社会的觉醒？《女真：满族建国研究》稿不仅全面回答了明代女真人为什么崛起的问题，还回答了明朝在其中的特别历史作用——明朝对东北的政策培育了女真—满族的成长。在考察女真—满族走向文明的过程中，作者还让我们看到人类是如何从野蛮社会迈向文明社会的图景。

《永远的家：传统惯性与社会结合》把人类学的社会研究传统和文化研究传统通过家、传统的惯性、社会结合等主题有机地结合起来展开讨论。作者通过在中国不同民族和地域的田野调查和理论提升，给读者展现家族文化的传统与延续、家的社会结合与周边社会、家族与民族的内在特点和运行机制，并把其纳入历时性与共时性、文本与情境、中心与周边、民族与国家、全球和地方、和而不同与文化自觉的视野下进行比较研究。重新思考文化和社会的延续性以及在不同时空视野下，人类学之中国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本书主要使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结合使用民族学、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以及考古学等学科的方法，综合研究水书与水族社会。本书的主要目的，不是试图解释水书的数术及其内在逻辑结构，也不是试图解释其民间信仰或者宗教含义，而是重在通过水书与水族社会互证，来认识水书、认识水族社会，以期深入理解水书、水族及其民族社会历史文化意蕴。本书以贵州省荔波县老水书先生欧海金的家传手抄本《陆道根原》（即《亥子丑卷》，现藏于贵州省荔波县档案馆。简称欧本）为底本，同时着重参考了姚福祥先生生前手写的《水族古书·亥子丑卷》稿本（现藏于贵州省荔波县档案馆。简称姚本）。但由于下条所述的原因，本书正文主要依照姚本，书末附录有欧本影印件，以展示欧本原貌。从本源上看，姚本来自欧本。如细细相较，二者在条目名称及具体顺序等方面虽然有一定的差异，但各个条目内具体的水书文字则大体如一。由于姚福祥先生已逝，本书具体条目的名称及其出现顺序，基本上一仍姚本，以示对姚先生的深切怀念。水书原文则以欧本为底本，另根据姚本以及其他30余种《陆道根原》抄本，又进行了若干适当的校订。为篇幅计，均未出校记。此外，在本书的具体条目中，我们还适当地根据欧海金先生的见解补入了若于成分。因此，本书不完全是依据底本水书文本而来的逐字对译，而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实际朗读时的记录。由于这个缘故，水书条目中可能会出现虽然有标音，但文本中无相应的水字的情况，也可能见到某些水字的读音与他处读音不同的情况。依姚本体例，凡标题相同的具体条目，当在以（1）、（2）、（3）等区别后相连出现。但不知何故，姚先生手稿中未能够始终如此，不但同题的不同条目有时彼此相隔甚远，有时还没有清楚标示（1）、（2）、（3）等以示区别。本书中，我们基本上仍然依原稿条目顺序不作改动，但有需要时则补足（1）、（2）、（3）等，以清楚标识。本书正文中一个具体条目的全部内容，依次包括条目标题、水书原文、口诀、释义、注释和研究等几个部分。

《哈尼梯田自然与文化景观生态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在一般意义上的《世界遗产名录》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具有重要意义的遗产类型也需要我们的关注和保护。目前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中所列的世界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和文化双重遗产、文化景观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外，还有许多国际组织也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并建立了一些国际性的网络促进不同类型遗产的保护与管理，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国际重要湿地、世界地质公园、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世界纪念性建筑遗产等就是这些“世界级”遗产的突出代表。农业文化遗产，除一般意义上的农业文化和技术知识以外，还包括历史悠久、结构合理的传统农业景观和农业生产系统。为对农业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联合国粮农组织于2004年起在世界范围内评选出了5个古老的农业系统，作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试点，在国内外有关专家和管理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浙江省青田县的稻鱼共生系统名列其中。按照粮农组织的定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按照计划，联合国粮农组织将在今后几年内陆续选出100～150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类型，以促进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共计402本，一亿多字，该项目自1958年启动至1991年基本完成，历时30多年，涉及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及中央有关单位400多个编写组，1760多人参与，分别由全国30多家出版社出版。纵观历史，像这样全面系统地调查研究、编辑出版介绍各个少数民族的丛书在中国前所未有；横看世界，像这样由政府部门组织为国內各少数民族著书立说实属罕见。

彝族人民酷爱自由，又富有革命传统，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来自民族内外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他们举行了无数次的起义斗争，以反抗黑暗统治。鸦片战争后，同汉族等其他兄弟民族人民一起，反抗帝国主义的入侵，保卫了祖国西南边疆，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领土完整。太平天国时期，云南哀牢山地区爆发以彝族雇农李文学为首的彝族农民大起义，建立农民政权达20多年之久，在近现代中国农民革命史上写下了瑰丽的篇章。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时期，不少彝族仁人志士参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行列。1914年安宁河流域“拉库起义”，给予黑暗的奴隶制统治以有力的打击。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标志着中国革命斗争进入新的纪元。1934年和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两度经过彝族地区，不少彝族先进分子参加了红军，踏上北上抗日的征途。在解放战争时期，川、滇、黔、桂彝族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游击战争，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南下进军，消灭了潜逃残敌，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的统治。新中国成立后的彝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相继粉碎了封建制和奴隶制的枷锁，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彝族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空前提高，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彝区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彝族人民同全国其他各族人民团结战斗在一起，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写下了一个又一个光彩夺目的篇章。

《土族简史》是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的一种。本书是根据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统一规划，在党的领导下，由青海省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具体组织、指导，在1963年青海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写的《土族简史简志合编》的基础上，再次经过实地调查，广泛征求意见，查阅资料，核对事实，邀请互助、民和、大通、甘肃天祝的土族干部以及民族研究工作者和史学工作者多次讨论，重新编写、定稿的。参加《土族简史》编写组的有吉有华（土族）、李克郁（土族）、麻宝珍（土族）、孔祥录（回族）、孙滔（回族）、卓玛才旦（蒙古族）、王树中（蒙古族）、马克刚（汉族）等同志。本书执笔人是孔祥录、孙滔、王树中、李克郁、麻宝珍、马克刚等同志，通纂人是孔祥录同志。徐传益、喇秉德二位同志参加了本书部分章节的草写工作。本书民间文艺部分，吸收了钟子林同志的调查材料，参考了李友楼同志收集、整理的资料。本书的地图、照片由孙滔、赵向晨同志绘制、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