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园一脉：施甸县布朗族村寨和文化考察》以施甸布朗族村寨的制度文化、器物文化、观念文化为主要探讨对象，是一部颇具学术水准的施甸布朗族社会发展史的论著，也是为我们当前正在着力开展的文化建设提供丰富生动的地方性知识的一部重要著作。

保安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人口16505人。90%的人口分布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保安族虽然是人口很少的民族，但其族源、历史发展过程、内涵、文化传统却非常丰富、博大。在其民族化过程中，有过从中亚到中国、从青海到甘肃的诗史般的迁徙历史。有自己的语言，没有文字，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信仰伊斯兰教。其民族文化融合了亚非及中亚伊斯兰文化、西域突厥文化、蒙古高原的蒙古文化、中原地区的汉文化以及青藏高原的藏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意识形态、经济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可以说是“小人口、大文化”。

本书从鄂温克族的发源地——贝加尔湖说起，包括了鄂温克族在历史上生活、活动过的地域，鄂温克族自身的历史沿革和发展的进程，以及相关朝代对鄂温克族的影响和邻近民族之间的关系。本书从全方位，多侧面，比较系统地叙述了鄂温克人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创造的森林狩猎文化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讴歌了鄂温克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一代又一代，历经沧桑，奋斗不息，开拓进取的敬业精神；反映了鄂温克人进入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卷人复杂多变的关系中处于无权地位，政治上受压迫和经济上受剥削的悲惨生活；也歌颂了英勇顽强的鄂温克族人民与历代反动统治不屈不挠的斗争，以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作出的贡献。

清代《苗蛮图》文献种类繁多，本书重点研究的是清代后期光绪年间成书的《黔南苗蛮图说》。之所以选择这本文献作为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经过清代前期的历史演变和对贵州民族的识别，到光绪年间，朝廷对于黔省民族的认知水准已经基本定型。也就是说，《黔南苗蛮图说》中所表现的贵州民族种类，代表着清朝政府对贵州民族的最后认知程度。有针对性地研究此书，具有表现清代民族识别水平的意义。其次，在众多的贵州《苗蛮图》文献中，《黔南苗蛮图说》记载的民族种类共有86种，是目前国内外所知同一种书中记载贵州民族种类最多、各种民族的信息量最大的文献。对此文献进行深入的研究，可以较为全面地掌握清代贵州各个民族的整体状况。

《近代上海俄国侨民生活》主要从物质生活、宗教信仰、民俗民风、社会团体、文化生活、经济生活、职业状况等方面全方位描述了20世纪前半期俄国侨民在上海的生活情景。俄侨作为上海外侨的重要一支，人数从20世纪初的几十人曾达到十几万人，在上海近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对于该课题的研究尚不多见，而该书积聚汪之成教授数十年之研究成果，资料翔实，内容丰富，附有80余幅人物、建筑、剧照、报纸等珍贵的老照片，是读者感受近代上海历史、了解俄国文化的重要著作。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共同缔造我们伟大祖国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各族人民都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各民族的历史都是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为了激发各族人民对自己历史的自豪感，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进，我们决定出版这一套《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这套丛书的编写和出版，是经过长时期的集体努力实现的。早在1956年，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族委员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1958年，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下，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具体主持、中央民族学院以及在京和各省区有关单位的积极参加下，一面继续进行调查工作，一面开始编写各少数民族简史和简志，到1959年底，大部分完成了初稿。

《滇西边区考察记》是方国瑜先生20世纪40年代刊行的旧作，经林超民教授推荐，得其家人同意，稍作修订收入“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

本集收录了先君子文通公的讲义二种：一、《周秦民族史》，二、《巴蜀史的问题》。《周秦民族史》是一部老讲义，讲用在十年以上，曾经多次修改。本次重印是以川大讲义作为底本，而保留了河北女子师范学院讲义的第一章，增加了为龙门书局出版《周秦少数民族研究》时所写的《序》和另三篇附录。《巴蜀史的问题》是1959年所写的一篇论文，后经多次修改补充。1961年在川大历史系讲授“巴蜀史”专题课时，曾作为讲义印发。后将两种修改本整合为一，收入先君《巴蜀古史论述》（巴蜀书社1981年出版），今据此重印。兹为便于读者，窃不自嫌浅陋撮取其鄙意以为纲要大旨者，略缀赘语，置于简端，至于能否有裨高明，则非所敢知也。

本书探讨的对象是华夏最古老的一个边缘——华夏北方边缘。作者以人类学的游牧社会研究成果及思考取径，结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对早期中国北方多元的游牧社会作一新考察。作者指出，汉代中原王朝与其北方游牧部族的互动曾造成三种不同的华夏边缘，也是三种人类生态本相——蒙古草原的匈奴、甘青高原河谷的西羌、东北森林草原的鲜卑与乌桓。后来在历史上发生的一些模式化历史事件，许多都可溯及形成于汉代的此三种华夏边缘。作者期望通过情境化与反思性的历史知识，形成对当前中华民族体制下汉﹑满﹑蒙﹑藏等民族历史关系的一种新体认。

2000年底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后，我们就考虑要编写一部全面反映和研究西北少数民族历史的丛书，经过充分讨论，确定了《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这个题目并且被教育部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之所以称“通史”，有这样几点考虑：通史的第一点含义是要与族别史相区别。在已经出版的有关西北少数民族的著作中，族别史、专史和地方史很多，而将西北少数民族在一个时期的活动通盘来研究和阐述的著作则比较少，族别史、专史、地方史虽详于一族之史和一地之史，却不能将其与中国西北地区的整个形势和各民族在同一时期的活动贯穿起来研究，而只有将同一个时期西北的每个民族都放在同一平台上联系起来研究，才能更好地了解一定时期西北各少数民族的全貌。通史的第二点含义是指，我们的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是对各民族的族源、发展过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关系及其生存地的自然生态环境，作全面的研究，避免过去重政治轻经济，重族源轻社会，重文化轻自然生态环境的现象。通史的第三点含义是指，本书不仅按时代将西北各民族置于同一平台上进行全面阐述，而且对各时期各民族的史料、研究状况、有关的论著目录作了较系统、详细的介绍并编制了大事年表，便于读者使用，这也是本书的一个特点。通史的第四点含义是指，本书上起先秦，下至公元2000年，是完整意义上包含了古代、近代、现代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西北少数民族的现代史，学术界还很少有人问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