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包括当今中国境内56个民族多元统一体的实体。这56个民族从历史上形成了他们之间既互相斗争、又互相依存统一，而又不能分割的整体。从远古的历史上看，在“中华民族”出现以前，中原及其周围地区，星罗棋布似的居住着无数的不同种姓的氏族和部落。王玉哲编著的《中华民族早期源流》讨论的是先秦民族史。

历史是不断前行的车辙。当我们为大唐的宏伟开放朝气勃勃惊艳，为武则天这样出类拔萃的女政治家喝彩的时候，其实，应该知道，这背后定然有过往王朝的踪迹影响在。隋唐之前并不是一片荒丘，隋唐之前正有这生机活力的沉积和储备，那就是北魏拓跋王朝。而文明太后，让我们看到了武则天的前世。北魏王朝由一个传奇民族建立并引向强大——拓跋部族。拓跋部是迁徙的民族，源自大兴安岭北端，经过早期千年以上的嘎仙洞时代后，经历了近两百年的盛乐时代，然后进入一百年的平城时代，之后移居洛阳半个世纪，其由原始落后的部落迅速跨进当时先进的封建文明的变革，令人惊异，发人深思。作为中国古代史上北朝阶段的主导者，拓跋部怎样创造了辉煌的事业，又如何奠定了隋唐恢宏的神韵？《拓拔春秋》作者李凭教授根据多年的深入研究，演绎了拓跋部曲折发展的轨迹，将其生动活泼的史事充分展现出来。《拓拔春秋》弥补了正史所载有限、史料缺失导致的这一段历史漫漶和断续混乱的缺憾。

《客家地名文化》收集了闽粤赣三省十四个县份中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地名近200篇，图文并茂地展现了客家县份的特色地名，包括名石、名树、名水、名寺、名居、名桥、名山、名亭、名路等，以及这些地名的来历、沿革、用典，所包含的风景名胜、神话传说、传奇故事、先贤事迹等。书中文章叙事简洁、描写生动、文笔流畅、字斟句酌。

《犹太人与中国》对古代来华犹太人和开封犹太社团做了简要的评析，为研究近代来华犹太人做了必要的铺垫。《犹太人与中国》没有停留在“近代”，而是进一步研究现代中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在华犹太人，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犹太人来华新高潮和在华新犹太社团、群体的形成进行了研究。《犹太人与中国》不但研究“来华”犹太人，而且研究他们离开中国后在全球范围形成的“中国犹太人”群体。《犹太人与中国》还对来华犹太人研究逐步成为学术和公众关注热点的演进过程进行了梳理，并对其所具有的以史为鉴、温故知新的意义进行了阐析。

中国古代虽无“民族”一词，但中国古代用于表达民族共同体的“族”一词的含义，已具有“民族”这种人们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和轮廓。中国古代的“族”，种类繁多，形态多样，发育充分，作为人们的共同体，拥有鲜明的诸多共同因素。而且“民族学”作为一种学科传人中国之时，正是中国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十分突出的时期，民族问题已成为涉及国家社会稳定、领土完整的大事。民族问题，从清末以来就与社会稳定、边疆安全、抗击外国入侵问题完全结合在了一起。因此这一译名一出现，立即成为中国学术界普遍采用的名称。至今，我国的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仍有密切关系，而且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民族学就是西方的文化人类学，但是，实际上由于中国的民族和民族问题与一些发达国家的“民族”、民族问题和“族群”有很大的区别，因此中国民族学在研究中已经凝练出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主导思想，也就是说，中国学术界，在运用从西方传来的“民族学”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密切与中国的民族实际相结合，逐步创建和成长出了中国化的民族学。民族学在中国流行百年的历史，就是民族学中国化的过程。民族学这门学问在中国，其基本学术概念就是“民族”，他就是研究民族这种共同体及其发展的一个学科，不研究民族，他在众多的学科中就没有地位，也就失去了他存在的价值。他的基本任务，是研究和揭示民族的产生、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规律，他是一门科学；民族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民族这种特殊人们共同体构成的诸要素，揭示这些要素在民族共同体中的发展、变化、作用、相互联系及其运行机制；民族学当然还要研究和揭示每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质及其具体发展规律。中国的民族并非仅仅是文化群体，而是一个与政治密切相连，关系到社会、经济、文化、历史、心理及种族、生物等诸多因素的群体，研究他必然涉及众多的学科，因此民族学又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很强的学科。

我国哈萨克族青年学者夏里甫罕．阿布达里的专著《新疆哈萨克族文化转型研究》，就是一部既具有重要理论学术价值又具有很强实践意义的优秀著作。他把中国哈萨克族的文化转型问题，作为中华民族乃至全球性现代化背景下带有少数民族特点的个案，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独到见解。丰富和补充了我们对文化转型问题的认识。同时，对其他少数民族的学者们也有启迪和借鉴意义。他认为，文化转型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历史性的全面超越和升华，是对旧文化的一种辩证的否定；哈萨克族民族文化现代转型的客观要求出于传统文化是“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草原文化模式”，必须使之适应于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由此，他论证了阿拜。库南拜耶夫、唐加勒克。卓勒德这两位近现代哈萨克族启蒙学者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充分肯定在民族文化转型时期思想文化启蒙工作的重要作用。他对“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这两个概念的联系、区别和相互作用进行了分析；对文化危机、文化反思和文化转型三者的逻辑联系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文化反思就是对文化危机的理性反应。是对文化转型的促进力量；并对当代哈萨克族知识界中伴随反思而体现的理性成长过程进行了阶段性梳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处祖国西北边疆、亚欧大陆的腹地，全区面积160多万平方千米，占国土面积的1／6；周边与8个国家接壤，有长达5700千米的界线。新疆古代时属于泛称的西域．历史上．这里是欧亚人口迁徙和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孔道。数千年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沉淀，使今天的新疆成为一处有着深厚底蕴和丰富内涵的历史文化宝地。步入近代，孤悬塞外的新疆饱受列强和境外侵略势力的宰割与欺凌，成为一部近代中国边患史的缩影。民国时期，军阀割据，贫穷和战乱严重地制约了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各族人民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积极投身于各项建设事业中。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新疆已成为全国有发展潜力的省区之一。研究新疆历史的发展与变化，历来受到中外学术界的瞩目，今天，有关新疆研究的著述可谓硕果累累，十分丰富。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还有更多的研究领域等待着学者们去探讨；已有的研究内容也需要进一步深化和细化，有些需要做整体和系统的思考。此外相关研究的基础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出版也不尽人意。而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定势又迫切需要加强对其历史与现状的综合研究。有鉴于此，2004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办公室批准“新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综合项目”（以下简称“新疆项目”）立项为国家哲学会科学基金特别项目。项目为期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局牵头管理，项目专家委员会组实施。

傣族是我国云南省与中南半岛各国关系密切的民族。她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不同历史时期称呼有别。据史料记载，傣族在西汉时期被称为“滇越”，在东汉时期被称为“掸”，在三国魏晋时期被称为“鸠僚”。唐朝时，傣族因居住地的环境等特点分别被称为“茫蛮”、“茫天连”、“茫吐薅”、“大赕”、“茫昌”、“茫盛恐”、“茫鲊”、“茫施”等；因其独特的民族服饰特征，他们分别被称为“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僧耆”等。宋时，因为文献的缺乏，仅知傣族被称为“白衣”。元代，傣族被汉族称作“金齿百夷”，简称为“百夷”。在《元史》中，滇西傣族多被称为“金齿”，西双版纳傣族多以“徽里”、“车厘”称谓出现。明代，滇西傣族被称为“百夷”，西双版纳傣族以“车里”名被汉文文献所记载。到了清代，傣族被称为“摆夷”。本书按照傣族在明代的称呼，用“百夷”记述。明洪武十五年，百夷归附。明太祖初步设置了诸多百夷土司区，制定了百夷土司制度；明成祖制定了百夷土司的印信、底簿、勘合等制度，加强了对百夷的统治。此后，明朝统治百夷地区的土司制度得到不断完善。

《苍狼的帝国：匈奴传奇》是一个充满无畏勇气和冒险精神的民族，这是一个狂野奔放而难以捉摸的帝国。这些来自荒蛮草原和瀚海大漠的游牧者有着说不清的来历，道不明的去向。他们如席卷千山万水的沙尘暴一般骤然兴盛，将无尽的杀戮劫掠和金戈铁马用刀箭刻在史书之上；又像树叶草丛中凝结的露水般默然消逝，只留下千年的感慨叹息和英雄豪情在后人心头萦绕——这就是匈奴。如能穿越时间的阻隔，拂去历史的尘埃，何不随我一同面对他们延续千年的目光？

独龙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旧称“俅人”。分布在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流域的河谷地带，位于高黎贡山以西，但当利卡山以东，设立独龙江乡，是独龙族唯一聚居地。目前约有7400人。使用独龙语，没有本民族文字。独龙族原有原始群婚的习俗，现已不存在。男女均散发，少女有文面的习惯。独龙族人相信万物有灵，崇拜自然物，相信有鬼。本书将带你全面认识独龙族！全书不仅介绍了独龙族及其由来、独龙族的生产生活形态等，还介绍了独龙族的历史沿革、独龙族的宗教信仰与文化艺术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