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徒与公民：泰国曲乡的政治民族志》是关于现代国家公民身份建构的人类学研究。关于国家的人类学是政治人类学当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早期的政治人类学侧重研究无国家社会，随着二战后民族国家的广泛兴起，现代国家当-中公民与国家关系的建构问题成为了当代人类学的关注点。《信徒与公民：泰国曲乡的政治民族志》对于小乘佛教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进行了阐释。作者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公共性的转换入手，着重探讨了由宗教建构起来的公共性逻辑在现代社会的转化形式。泰国作为一个典型的佛教国度，在这一大多数民众信仰佛教的社会里其公民身份是如何在制度、认同和实践层面得以表现的呢？特别是在泰国最基层的村落社会这些要素又是如何其体得以体现的呢？这就需要在民族志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公民身份的实现形式及其背后的政治社会文化等背景进行“深描”，从中发现这一社会人们的思想结构和行动特点。

康敏博士的专著《“习以为常”之蔽》是一部很值得一读的外国民族志，很了不起。该书反映了近年来中国东南亚研究中一个非常可喜的重要转向：即中国大学的博士生开始走出国门，奔赴东南亚国家从事田野调查研究。在此之前，虽然不乏海外中国留学生也到东南亚实地调查，收集资料，但一般都是受国外大学的派遣与资助，专门为国外大学学位论文而准备；同样，虽然中国大学也有部分学者、甚至博士生，曾创造条件到东南亚国家进行这样或那样的研究，但一般或为短期肤浅粗放式的观光考察，或为长期交流学习式的进修访问；虽然中国前辈著名学者如人类学家林惠祥和社会学家陈达，也曾在东南亚从事过长期的实地考察，并有专门著作问世，但那毕竟是在战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就像台湾著名的人类学家李亦园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赴马来西亚柔佛州的田野考察一样，毕竟与内地大学和学者的境况不可同日而语。就社会科学在新中国半个多世纪来的独特历史遭遇和中国对外国地域研究的整体水平而言，像康敏博士那样从事为期近一年的专题田野调查，从学术的原动力到财物资助，完全靠自己筹措而不用依靠海外援助，其困难之大，可想而知；其闯劲之足，令人刮目。正因为如此，如果说北大社会学与人类学系高丙中教授麾下的博士生团队可谓开了风气之先，一点不为过。康敏博士论文的成功实践，从另一个侧面也展示了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包括学术交流）近士多年来突飞猛进的飞跃发展和广阔前景。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前身是建立于1952年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研究部曾汇聚了中国大部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顶尖人才，如中国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开拓者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和李有义等人，以及他们的学生陈永龄、宋蜀华、施联朱、王辅仁、吴恒和王晓义等著名学者。 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部更名为民族研究所，不久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系，20世纪90年代扩大为民族学研究院，2000年更名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半个世纪以来，名称和建制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她致力于民族学教学与研究的宗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从该院毕业的民族学专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已遍布全国各地，多为栋梁之材。同时出版了大量在国内影响巨大的专著和教材。如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的文集，林耀华先生主编的《民族学通论》、宋蜀华先生的《民族研究文集》、陈永龄先生的《中国民族学史》（英文版），还出版了全所历年研究成果的论集《民族研究论文集》（1981—1993年，共九册），这些出版物的共同特点是，以实地调查的材料为基础，以中国的56个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

《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的后人》全书约30万字，配有469幅插图，主要以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的世系延续为主线，介绍了蒙古帝国建立以来，散布在中国境外、活跃在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后裔近800年的历史和现状。书中涉及阿富汗的哈扎拉人、俄罗斯的鞑靼人、乌兹别克斯坦的乌兹别克人、蒙古国的喀尔喀蒙古人等境外蒙古人。

《近代蒙古历史文化研究》是一本论文集，主要研究了近代内蒙古历史文化发展及变革。文章大多简短明晰，深入浅出，对蒙古学研究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近代蒙古历史文化研究》可为国内外从事蒙古族历史文化研究的科研、教学机构使用，可为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民俗学、文献学等学科的研究人员、教师、学生等参考使用。

日伪时期朝鲜开拓民大量迁居中国东北，可谓推拉理论的典范。推拉理论认为，迁移的发生原因在于原居地的推力（push factors）或排斥力，以及迁入地的拉力（pull factors）或吸引力的交互作用而成。推的因素，如政治压力、生活水准低、人口增长、缺乏就业机会等，迫使人们离开故土；而拉的因素，如外国的劳工需求、获得土地、充足的经济机会等，亦能吸引人们寻求移民。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半岛，民族矛盾尖锐，令人窒息的宪兵武断统治根本不给朝鲜人任何政治和行动自由，在狭窄的半岛上失业贫民丛生，到处是流离失所的破产农民。正是朝鲜国内这些诸多推力，更使他们容易受日本所谓“满洲乐园”的欺骗性诱惑和宣传，作为开拓民争先恐后迁居到中国东北来。综上所述，中国朝鲜族迁移中国境内的历史过程，是与中国东北各族人民患难与共，互助互惠，以自己辛勤的劳动，开发和建设美丽家园的过程，也是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不断吸收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逐步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过程。

《马寿千回族史志论集》是一部回族史志论集，其中将著名回族史学家马寿千先生在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民族研究所和民族学系从事回族史学教学与研究而撰写的部分论文或文章辑录成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寿千老师一生潜心回族和伊斯兰文化研究工作取得的成就和对回族史学研究做出的突出贡献。收入《马寿千回族史志论集》的论文和文章编为六编，既有对回族的综合论述，也包括对元代、明代、清代前中期和近代回族史相关问题的专题研究，还有对民族关系的理论探讨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及书评。全书研究视野开阔，内容丰富，资料引证充实，文风简练淳朴，见解多富有创新。第一编综合论述，除对回族的族源与形成，以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进行了全方位、多视角的概括外，还就回族史学奠基人白寿彝教授关于回族史学科的定位、研究方和研究者应具有的条件等作了论述。第二编是专题研究，包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回族的新觉醒、明代哈刺灰人的族属问题、清代回族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发展、回教清真教名称考释等。第三编是近代回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压迫斗争，包括辛亥革命时期回族人民的斗争等。第四编是人物传记，包括从元代到民国时期回族著名人物传记。第五编是文献研究书评，包括家谱、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第六编是关于历史剧的评述以及对相关问题的评述与建言。书后附有专家学者和记者对寿千老师的评述、采访和纪念文章。

《族际认知：文献中的他者》内容为：中国是一个民族学资源十分丰富且有民族志传统的国家，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有关民族志的撰述。这些文献资料所提示的内涵对我们今天认识和理解民族现象启迪颇多。对当前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族际认知——文献中的他者》一书，依据中国汉族、少数民族以及域外有关历史文献，从多维角度对族际认知问题进行研讨。以求最大限度地逼近历史真实，深入阐发其中蕴含的民族文化精髓。从而揭示出各语种文献中所反映出来的民族状况与相互认知。对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不无裨益。

近年来描写满族的书籍，出版的很多。从《我的前半生》、《溥仪离开紫禁城以后》、《晚清宫廷见闻》、《末代皇后和皇妃》、《溥仪和我》、《流浪王妃》、《满宫残照记》等等，都喜欢描写满族宫廷生活，但有的又不熟悉满族生活，甚至以猎奇取胜，歪曲了历史事实。我觉得清朝皇族生活，不能就代表满族，充其量可以说是满族中的一部分。有的回忆录里，令人感到只有忏悔与自我批判，这也不符合事实。令人看了之后对满族更加难以理解。所以，我想在我的晚年写一部《北京的满族》。《北京的满族》预计分三部分，即《北京郊区的满族》、《京旗的满族》、《府邸世家的满族》。时间上重点是从辛亥（1911年）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因为研究这一段时间满族的文章、资料太少，甚至可以说是没有。我为什么先写《北京郊区的满族》呢？因为我的用意是先写下层，写外三营营兵，写由外三营搬迁出来的散居户，写京北一带王公园寝的苏拉（sula，满语“散差”）。这些满族下层，我觉得他们才是满族性格和思想的真正的代表。 我生在辛亥后七年，一个受优待的镇国公府中，自幼熟悉满洲贵族生活。但我的母亲却是外三营的翼长之女，我幼时又到营房中住过。后来家中穷了，曾到先辈的园寝中住了两三年。这样，我这个人幼时，既和满蒙王公、贝勒、贝子，汉族大学士、总督、提督、探花等人和家庭接触过；又和旗兵、跟丁、苏拉、园寝守兵、萨满、香头、农民、窖黑（挖煤工人）等人和他们的家庭也接触过。这个接触又是在幼年，至今印象很深。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是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主持编辑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本《丛刊》的资料搜集和编辑整理工作，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有关地区和单位集体进行的。早在解放初期，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各有关少数民族地区，为了开展民族工作，就曾组织民族研究方面的学者和民族工作者，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情况进行过调查。1956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秉承党中央指示，进一步组织了若干调查组，对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和历史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1958年，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有关单位，在编写《少数民族简史》、《少数民族简志》、《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的过程中，又做了必要的调查。现将历次调查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资料，由各有关单位分别加以整理、编辑出版，这对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科学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