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我国新疆东部的哈密，是一块具有悠久历史、显赫地位的宝地。在恢弘而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哈密成为中原王朝进出“西域”的重要节点以及经营新疆的关键支撑，是中西文化文明互动互鉴、交流交融的“锁钥”“咽喉”，寻觅哈密这块土地上的人类活动迹象及其历史遗存，具有一定的考古和史料价值。昆吾人在公元前1600 年，经历河西走廊，纵跨千万里，来到哈密，在此定居、开发、繁衍，成为目前所知的在哈密地区早留下清晰身影、准确族属名称的开发者、居住民。作为夏商时期较为活跃的一支族群，昆吾族群对夏朝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本书共有8个篇章，通过串联夏、商时期的一些考古材料（如遗迹、遗址、遗物等），通过比较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哈密地区的天山北路文化与焉不拉克文化文化，以及处于它们中间的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之异同，坚持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适当借鉴民俗学和人类学等方法，系统梳理文献中关于昆吾族群的族源、嬗变等内容，并从考古学角度对昆吾族群向西北移动并到达新疆哈密地区的过程进行了综合分析。通过研究昆吾族群及其迁徙至哈密，可以让我们对先秦史以及哈密本地历史有更深刻的认识与理解，对研究夏商等历史、认识先秦族群移动，以及研究东天山历史等，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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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倭文端公遗书》所收《日记》为底本，即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据清光绪元年求我斋刊本影印本为底本。以《历代日记丛钞》第45册所收《倭艮峰日记摘抄》（以下简称“摘抄本”）、第48册所收《倭艮峰先生日记》（以下简称“日记本”）为参校本，对《倭仁日记》进行系统整理。通过通读《倭仁日记》，可以使我们了解到在清末衰弊腐败的官场中，尚有如倭仁这样人物在坚定地践行儒家的修身与实践。在清末衰弊腐败的官场中，尚有如倭仁这样人物组成的小圈子，在坚定地践行儒家的修身，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憾，更不能不令人感到钦佩感动。倭仁死于1871年，第二年曾国藩去世，可以说，一个时代结束了。但11年之后，新儒学三圣之首的马一孚先生出生，儒家就是如此之不绝如缕。

本书讲述了印度被殖民时期的艺术故事，分析了反对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相互影响。这部作品呈现了欧洲自然主义在印度出现时所引起的紧张和矛盾，作为精英西化的帝国设计的一部分，并追溯了艺术从毫无疑问的西化到印度民族身份建构的演变。该书收集了印度各地博物馆、基金会、出版社收藏的代表作品进行分析，涵盖了传统工艺、版画、本土艺术、插图、印刷、古董，深描艺术家生存模式、艺术家的尝试等内容，为读者展开了一幅南亚深厚的历史画卷。

神话传说的创造和对史实的理解，是古史学研究两种并存的趋势。古代社会留下了很多历史化的神话，成为后世神话化历史的基础，这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对古史神秘化、神圣化的理解。本书基于此尝试运用多学科以重整大禹传说演变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华夏民族如何利用大禹传说的演变来变成民族的集体回忆从而建构和凝聚民族。文中广泛利用古籍、官方或民间的资料，并配合神话、传说、民间野史、四部资料、古文字学、非物质资料等，希望能为大禹研究提供全新的面貌，既可为中国上古史学有关帝王圣贤传说收补益之效，也能引导中国史学发展的新认识。

学术集刊《西南边疆民族研究》自2009年以来连续进入CSSCI来源集刊，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时被评为两种优秀集刊之一。计划每年出版4期。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30辑包含8个栏目共26篇文章。本辑主打：健康人类学。其他文章基于“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出发点，主要围绕中华民族和各民族“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区域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和现实案例，并主要从民族学的相关研究视角展开学术探讨和理论创新，将为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和积极的理论支撑。

日本人今天使用的姓名很容易被认为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实际上却大约是明治政府创造的。江户时代，人名有表示身份的作用，但王政复古时发生大混乱。在明治政府的临时对应中产生了现代的姓名，变成了管理国民的工具。本书前半部分详细梳理了江户时期日本人名的种种情况，后半部分分析了明治政府前五年颁布的各种人名政策造成的混乱及其缘由。

一个合约的签订，使大宋与契丹化干戈为玉帛，结成兄弟。宋真宗时代，最重要的事件是与契丹签订了“澶渊之盟”。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大事件之一。 公元997年，真宗赵恒继位。此时大宋立朝已经三十多年，帝国开始出现太平气象。与太祖、太宗致力于天下太平比较，真宗走得更远。“澶渊之盟”前，五代乱世“权反在下”遗风犹在，四川刘旴、王均之变，陈留王长寿剽劫，广西陈进叛乱，不时带来一些干扰，北部契丹继续与大宋为敌，出现了由一系列战役组成的“关南之战”，大宋动员近五万骑兵的“长城口之战”。尽管如此，真宗仍“召天地之和气”，广开谏诤言路，提拔优异人才；扶助弱势群体，并推及有生万物，一步步谋划和平道路。 “澶渊之盟”前的历史，是平定地方动乱，抗击契丹侵扰，深谋和平战略，开科取士，偃武修文的历史。“澶渊之盟”后，大宋步入了百年和平盛世。真宗时代的后半期，几乎就是一台精彩纷呈的活剧、大剧、闹剧。在这一场政治大戏表演中，真宗赵恒在“神道设教”这个剧本主题下，以中原大地为舞台，游戏得灵魂出窍，不亦乐乎。 “澶渊之盟”，为中国赢来了百年和平，真正地做到了中原士庶“安居乐业”，影响中国深巨。 但，“和议”之后 “万国来朝”的太平景象并没有让真宗开心。当得知契丹自称“北朝”、称大宋为“南朝”，受到天神保佑时，赵恒意识到，他必须做出一番泼天大事业，才有希望向天下，主要是向契丹，展示大宋帝国的合理性、合法性、正当性，而他，才是“受命于天”的真龙天子。 在这一理念的支配下，真宗连续导演了天帝降书、封禅大典、祭祀汾阴、兴建道观四件“神道设教”大事。在大规模的“祥瑞”造假伴生下，大宋王朝，举国若狂，开始了一段“大宋梦”时代……

一个合约的签订，使大宋与契丹化干戈为玉帛，结成兄弟。宋真宗时代，最重要的事件是与契丹签订了“澶渊之盟”。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大事件之一。 公元997年，真宗赵恒继位。此时大宋立朝已经三十多年，帝国开始出现太平气象。与太祖、太宗致力于天下太平比较，真宗走得更远。“澶渊之盟”前，五代乱世“权反在下”遗风犹在，四川刘旴、王均之变，陈留王长寿剽劫，广西陈进叛乱，不时带来一些干扰，北部契丹继续与大宋为敌，出现了由一系列战役组成的“关南之战”，大宋动员近五万骑兵的“长城口之战”。尽管如此，真宗仍“召天地之和气”，广开谏诤言路，提拔优异人才；扶助弱势群体，并推及有生万物，一步步谋划和平道路。 “澶渊之盟”前的历史，是平定地方动乱，抗击契丹侵扰，深谋和平战略，开科取士，偃武修文的历史。“澶渊之盟”后，大宋步入了百年和平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