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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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的游牧民冯雪红,安宇生态文明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游牧民搬迁既是一项有关藏族牧区的生态文明建设项目,也是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事关藏族牧民美好生活创建的民生工程。《搬迁的游牧民:黄河首曲、隆务河、大夏河流域藏族移民实录》是对藏族生态移民的系列研究,是对甘肃省玛曲县尼玛社区、夏河县桑科新村和青海省同仁县三江源村搬迁牧民的政策感受、生产生活方式适应、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的调查实录。三个村庄分布在黄河首曲、大夏河、隆务河流域,桑科新村是乡内搬迁,尼玛社区是县内搬迁,三江源村是跨县搬迁。通过田野调查,该书真实客观地记录了搬迁牧民的社会适应状况,为社会各界了解搬迁牧民的现状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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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源流(清)萨冈彻辰《蒙古源流》以编年体上溯蒙古部落的崛起及成吉思汗王统的起源,并与额讷特克、吐蕃特诸王世系联系到一起,下述蒙古、元、北元至清初蒙古的历史文化及佛教传播,历述蒙古、元、北元数代蒙古可汗的史记,其中有关北元蒙古各部封建主纷争的内容占全书之半。书中对北元达延可汗巴图蒙克及阿拉坦汗时期政治、经济、宗教以及领地划分、各部战争和诸可汗世次、名号、生卒年及人地诸名、职官等的叙述在所有蒙古文史籍中详细。此书还收录了很多蒙古族民间传说、诗歌及藏、梵、汉、满等语言资料。作者自称此书系根据《古昔蒙古汗等源流大黄册》等7种蒙古、藏文字资料写成。《蒙古源流》是17世纪蒙古编年史中珍贵的一部历史文献,与《蒙古秘史》《蒙古黄金史》合称为蒙古文写成的蒙古民族三大历史文献著作,也是蒙古族重要的宗教史文献。19世纪末20世纪初,比利时、日本等国开始重点研究《蒙古源流>,并把它称为蒙古三大史学著作之一。有蒙古、汉、满、日、德、英等版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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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朝鲜极光年表魏勇,万卫星学科交叉与知识融通是21世纪科学研究的一个主流趋势。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交叉研究无疑是较具挑战性的课题之一。自然记录常被用来做人文研究,但利用人文记录来做自然科学研究则比较冷门,大概是因为资料整理工作十分费时费力。古代东亚的史籍中保有大量的天象记载,以古代朝鲜为较多。在中、日、韩、英等各国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古代朝鲜极光年表》收集整理了《高丽史》、《朝鲜王朝实录》、《承政院日记》三本较重要的官修史《古代朝鲜极光年表》的极光记录,并进行了日期转换,以期促进相关交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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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史两种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两种》由吕思勉先生旧著《中国民族演进史》和《中国民族史》合编而成。前者从宏观上鸟瞰了中国民族的起源和形成、各民族的交流和融合、近代中国民族所受的创痛、面临的问题和复兴之路,等等,文字浅显易读,吸收了当时国内外的民族学理论,系供学生阅读的通俗读物。后者对中国历史上的汉、匈奴、鲜卑、丁令、貉、肃慎、苗、粤、濮、羌、藏和白种等十二个主要族系作了系统的叙述,并附有详尽的考证文字,是高质量的学术著作。两书相得益彰,表现出吕思勉不仅有精深的史籍根底,广博的知识,而且有敏锐的思辨能力,对今天的读者了解中国民族史仍有极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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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社会史与蒙古史研究(苏)鲍·雅·符拉基米匀佐夫 等《游牧社会史与蒙古史研究》是一本译文集,收入汉译国外蒙古学者撰写的有关游牧社会史和蒙古史论文14篇 。这批论文短则几千字,长则数万字,分别由苏联、蒙古、波兰有名蒙古学者撰写。论文作者集中论述了游牧社会史领域若干重要问题,如:有关游牧社会的发展规律问题,有关游牧社会的经济史问题;从各个侧面论述了蒙古史领域的若干有关问题,如:有关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过程问题,有关蒙古人在征服诸国期间与西藏的关系问题,有关土尔扈特人东归经过问题,有关蒙古史的亚美尼亚文史料记载和俄文档案材料问题,有关中世纪后期蒙古史籍的结构特点以及某些史籍的版本流传问题,有关蒙古国学者对蒙古中世纪史和近现代史的研究情况及其观点问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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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文献研究毛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文献研究》以“理论”为主题,以“文献”为主体,以“史论结合”为方法,从解读一篇或一组核心文献切入,梳理和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发展历程、基本内容与重大意义。这一篇篇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心血和智慧的重要文献,仿佛镌刻在新中国宗教领域关键方位的一块块路标,廓清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基本框架,指示着新时期宗教实践的前进方向,也勾勒出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宗教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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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现代历史资料选遍王献军,陈有济 编在黎族史的研究中,对黎族现代史的研究与对黎族古代史的研究相比要薄弱得多,如在专著方面,无论是靠前还是国外,都没有出版过一部黎族现代史的专著;在论文方面,目前发表的有关黎族现代史的论文,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也不高,很多都是发表在报纸上或刊物上的字数很少的介绍性文章,且还大都集中于革命史和党史方面,范围很窄,而民国时期丰富的黎族经济、教育、文化、社会、民族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则较少有人问津,其中的一些问题甚至根本没有被研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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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建会30周年精选学术文库覃彩銮,俸代瑜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成立于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80年,经过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的积极筹备,10月在贵阳胜利召开了“首届全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会议着重讨论了民族学的性质、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恢复了民族学科的科学地位,建立了“中国民族学学会”。会议的应时召开,使参会人员倍感科学春天的到来而深受鼓舞和启发。会议期间,出席会议的云贵川桂藏和北京等省市区的部分代表,就筹建西南地区民族研究学会组织有关问题进行协商,并建立筹备委员会。在马曜等专家学者积极努力和各省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一年的筹备工作,于1981年11月在昆明召开了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的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年会。“会员主要采取团体会员制,包括上述五省(区)(系指云、贵、川、桂、藏)和北京的民族研究所、民族学院以及有关科研、高等院校的成员,也包括一部分有多年民族工作经验的民族工作干部和一部分在研究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其他战线的成员。”学会建立30年来,已顺利进入第9届,历届领导班子积极工作,充分发挥各会员单位的作用,团结学会广大会员,努力推动西南民族科学研究事业的向前发展,加强民族学科建设,加强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服务。学会具有建立早、行动快、形势好、起点高的特点,也就是说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就是在这样一个很好的形势下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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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简史覃彩銮 著作为史书,重要的是各个历史环节的完整和合乎历史逻辑的演绎,《壮族简史/我们的广西》比较好地完成了这一重任。壮族史书出版过多部,对壮族历史阶段的划分颇不相同。例如有的史书认为,先秦壮族先民的社会仍然处于原始阶段。显然这个结论与元龙坡出土的110件商周时代青铜器和大批精美的玉片是矛盾的。《壮族简史/我们的广西》设计了“壮族渊源”“先秦时期壮族先民社会”“郡县时代壮族先民社会”“羁縻时代壮族社会”“土司时代壮族社会”“‘改土归流’及近现代壮族社会”“民族区域自治时代的壮族社会”七个时期,比较符合壮族社会的演化,没有蹈袭汉族等民族历史的社会发展分期,但在行文当中也做了适当的回应。《壮族简史/我们的广西》的特点,是在涉及壮族历史关节点的若干问题上,做出了有开创性的判断。关于先秦壮族先民社会的性质,《壮族简史》指出,这一时期“壮族先民开始从原始氏族社会进入部落联盟社会,进而进入文明社会”。所谓“文明社会”也就是“阶级社会”。作者在分析元龙坡、安等秧、银山岭的出土文物和花山崖画主体形象后指出:“正是因为私有制和财产占有的不均,社会上出现了王、侯、将、骆民等不同阶级。”这个结论是符合先秦壮族社会状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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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族山林观念研究沈云都,杨琼珍 著,张吟松 译纳西族的传统文化与“山林”有密切关系,因为他们世居的丽江就是横断山脉的一部分。与世界上很多古老文明一样,纳西族“山林”观念,对人的欲望,特别是对性和财富的欲望,倾向于。但是,与那些主张尽量欲、压缩自我的文化不同,纳西族传统文化承认甚至倡导对大自然的合理索取。解开丽江纳西族的地方性知识与纳西先民“山林”观念(该书“上编”)、与现代“科学”这种普适性知识袭入(实际上,科学仍然是一种起源于欧洲的“地方性知识”,详见该书第四章)两大线索的脉络(该书“下编”),将是该书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