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包括《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记录了中国55个少数民族从起源至21世纪初的历史发展进程，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荟萃了大量原始的、鲜活的、极其珍贵的资料，是一部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大型综合性丛书，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重大项目和重大出版工程。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展开。为了摸清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抢救行将消失的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1953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进行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又开始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三代人与三个时代的对话：近现代陕甘宁青回族家族社会研究》选取了陕甘宁青回族穆斯林家族中的天水吴氏、灵武王氏、岐山马氏和西安乌氏四个较为典型的案例，作为陕甘宁青社会的缩影，对这些家族的兴衰和文化嬗变作了具体的研究，并进一步分析了家族势力对地区社会的客观影响，探寻了家族在西北社会中积极和消极的作用。就研究对象辐射面看，显然是对西北回族穆斯林家族社会的一种综合性研究。首先，作者正面纠正了《辞海》中对“家族”的界定的含混和错误，指出：家族是在婚姻和血缘关系基础上，由若干核心家庭（一对夫妻及其子女）或联合家庭（两对以上夫妻及其子女）共同组成的亲属集团。考量家族是否成立的重要标尺，也即联络家族的情感纽带，是他们自认为或被认为拥有某一位共同的祖先。其次，作者通过对回族穆斯林家族的历史回顾，探讨了家族和家族政治与西北多民族社会的互动关系，勾勒了穆斯林社会群体构成的模式和流变的过程。同时，将人文生态纳人生态环境范畴，综合考察其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再次，还结合宗教学、社会学、民族学、文化生态学等理论和方法，对晚清以来陕甘宁青回族家族社会形成的动因以及家族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的流变和社会功能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如作者在《三代人与三个时代的对话：近现代陕甘宁青回族家族社会研究》中从宗教学的角度审视陕甘宁青穆斯林社会的传统积淀；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陕甘宁青回族家族的发展动因和社会功能；从生态学的角度探讨人文生态和社会发展的关系。这种多学科方法的吸收和应用，不仅使本项研究得到了深化，而且还为读者全面认识和理解陕甘宁青回族家族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最后，在具体论述中，《三代人与三个时代的对话：近现代陕甘宁青回族家族社会研究》以陕甘宁青社会历史发展中最具特色的家族和家族政治为切人点，进而解读陕甘宁青近现代回族家族社会，以及陕甘宁青社会人文生态的形成动因，由微观而宏观，点面结合，见微知著。作者提出的陕甘宁青回族社会具有的家族政治积习、家族制度与伊斯兰教互为民族感情和宗教精神的源泉等观点，可谓新论迭出，令人耳目一新。

《不熄的火塘：彝族腊罗巴支系的亲属制度》旨在向读者展示彝族腊罗巴支系亲属制度的实践状况。运用谱系调查的方法，笔者在较长时段的参与观察和访谈中搜集了大量的亲属制度材料，并通过对比分析，确定亲属制度各个方面的基本状况。从身体表征系统出发，笔者揭示了腊罗巴人血缘传递的基本观念，并在确定他们社会血亲性排斥范围的基础上，框定其社会血亲及姻亲的范围，以及陈述了与此相匹的居住形式、财产传递和亲属称谓，进而在学术上对该支系的亲属制度系属做了定性分析。

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她是经过长期纷争与交融而形成的内涵十分丰富的民族有机联合体。中华民族有着一百多万年从“蒙昧”走向“野蛮”的历程，有着五千多年的有籍可靠的文明发展史，有着两千多年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其间，各个民族，包括那些已经消亡的民族，不仅为本民族的发展和进步，也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进步做出了各自的历史贡献。这与中华民族的居住环境，中华民族的多源多流，各民族经济的相互依存、交流与互补以及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交融是分不开的。

《血浓于水：华北高村汉族的亲属制度》研究的主题是汉族社会的亲属制度。前辈学者对汉族亲属制度的研究成果丰富，几乎在每一个小的环节上都有大量的研究。惜乎汉族的亲属制度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没有被系统地考察过，特别是没有对其中的各种次一级制度作出贯通的解释。以弥补此项缺憾为目的，《血浓于水：华北高村汉族的亲属制度》通过对华北一个汉族村落历时七个月的田野工作，考察了汉族社会的身体表征系统，描述了汉族的社会血缘观念；并以社会血缘观念为逻辑起点，重新考察了汉族的婚姻制度，对不同的婚姻形式作出了系统分析，确定了婚姻制度中所涉及的多种社会身份的归属问题；《血浓于水：华北高村汉族的亲属制度》还以系谱调查为基础，对高村的承继制度（特别是分家制度）做了归纳分析，集中讨论了嫁妆和别居异财情况下财产的性质，提出分家最终完成与否的判别标准；最后，考察了汉族社会的基本亲属单位“家”的界限和结构，以及在丧礼中呈现出来的亲属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展开。为了摸清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抢救行将消失的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1953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进行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又开始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三次大规模的系统调查的基础上，中央民委从1958年开始组织编写《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三种丛书。“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民委机构撤销，此项工作被迫中断。1978年国家恢复民族工作机构，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改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工979年，国家民委决定继续组织编写以上三种丛书，并增加编写《中国少数民族》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两种丛书，定名为《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编辑出版列入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重点科研项目。《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共计402本，一亿多字，该项目自1958年启动至1991年基本完成，历时30多年，涉及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及中央有关单位400多个编写组，1760多人参与，分别由全国30多家出版社出版。纵观历史，像这样全面系统地调查研究、编辑出版介绍各个少数民族的丛书在中国前所未有；横看世界，像这样由政府部门组织为国內各少数民族著书立说实属罕见。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展开。为了摸清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抢救行将消失的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1953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进行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又开始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三次大规模的系统调查的基础上，中央民委从1958年开始组织编写《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三种丛书。“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民委机构撤销，此项工作被迫中断。1978年国家恢复民族工作机构，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改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工979年，国家民委决定继续组织编写以上三种丛书，并增加编写《中国少数民族》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两种丛书，定名为《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编辑出版列入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重点科研项目。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展开。为了摸清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抢救行将消失的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1953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进行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又开始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三次大规模的系统调查的基础上，中央民委从1958年开始组织编写《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三种丛书。“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民委机构撤销，此项工作被迫中断。1978年国家恢复民族工作机构，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改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1979年，国家民委决定继续组织编写以上三种丛书，并增加编写《中国少数民族》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两种丛书，定名为《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编辑出版列入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重点科研项目。

《思茅玉溪红河傣族社会历史调查》共收集了孟连傣族历史文献译文、社会调查资料及景谷、元江、新平、金平、红河各县调查材料共17篇，其中有8篇曾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调查组、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以内部资料形式铅印过，其他9篇系新增选的。

本册共收入环江县毛南族、罗城县仫佬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三篇。其中《环江县毛南族社会历史调查》，是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于1958年调查整理，作为内部资料铅印，这次付印之前，由王昭武作了补充调查、整理修订，莫家仁审查定稿；《环江毛南族情况调查》，是中南区民委和广西民委组织调查组于1953年调查整理，作为内部资料铅印，这次付印之前，由黄钰、韦振辉整理修订、审查定稿；《罗城县佬仫族情况调查》，是中南区民委和广西民委组织调查组于1953年调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