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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历史文化研究丛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福建、台湾海峡两岸以及相邻东南沿海地区人文历史的丛书。笔者们之所以要组织编写这样的一套丛书，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东南沿海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最活跃进行与外部世界交流的区域。这种区域特征，一方面孕育了其内部富有海洋文化气息的社会经济人文景观，另一方面也为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增添了更加绚丽的色彩。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进步，我们的世界将日益呈现文化多元化的趋向。然而祖先的传统是值得骄傲和自信的。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学术探寻，为我们的家园寻求更多的文化认同感。二是厦门大学有着一批学养优秀、敬业勤奋的人文学者，值得我钦佩。他们来自哲学、文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艺术学、新闻学等不同的学科，却有着共同的挚爱，这就是企盼海峡两岸的文化传统，得到美好地继承乃至发扬光大。

本书是由罗桑旦增编写的，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通向死亡之路：纳粹统治时期德意志犹太人的生存状况》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民族学、宗教学和社会学理论，采用各学科相互交叉的研究方法，在充分占有大量德文资料的基础山，对德国纳粹统治时期德意志犹太人的生存状况进行了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通向死亡之路：纳粹统治时期德意志犹太人的生存状况》着重从德意志犹太人的社会集团、职业结构、特质与精神生活、自救活动、幸存者等方面展开论述，总结出德国纳碎政权迫害德意志犹太人的三个附段；1933年4月至1938年11月的第一阶段，1938年11月至1941年10月的第二阶段，1940年10月至1945的5月的第三阶段。在此基础上，作者将这三个附段依次总结为德志犹太人的“社会死亡”、“精神死亡”和“内体死亡”，从而对备国纳粹政权迫害德意志犹太人的整个过程做了系统的梳理。

《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系《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辑要》的姊妹篇，这三部书籍合称《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资料集》。《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主要收录稿本、抄本或市面上少见的资料。由于它们数量少，篇幅不一，难以按照内容加以分类，只是依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本辑共搜集了各类资料13部，其中稿本有6部，它们是《西藏改流本末记》、《道孚公牍》、《治理康区意见书》、《昌都历史述》、《廿四军机要处有关康区交通档案》以及《玉树地区调查记》，约占资料集的50%。 可以这样说，除了目前康区各地政府存藏的历史档案，以及《赵尔丰川边奏牍》、《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等重要资料外，《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资料集》基本上搜集了现在社会上能够找到的资料。余下的工作便是如何有效地加以利用，充分发挥这些资料的积极作用。

《犹太人之谜：一个神奇民族的成功智慧（经典收藏修订版）》的目的，旨在通过揭开犹太人的种种神秘面纱，来挖掘犹太精神和犹太民族的智慧。作者亚伯拉历时数载，参阅了大量有关资料，撰写出这部充满机智和趣味的专著，令人在笑声中洞悉犹太文化的秘密。

我国的史学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几乎每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政权，都有人为之撰写历史。同样，早在一千多年前，封建史学家们也撰写过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的专史（国别史），可惜先后散佚，至今还没有人重新为它们分别撰写历史。推其原因，一是隋唐以后历代封建史家对十六国的历史不够重视，认为十六国时是“五胡乱华”的黑暗时期，这些政权是“僭伪”之国，不值得去为它们撰写历史。即便是撰写通史，对它们也是寥寥几笔带过。二是由于十六国时史官所撰的各国史书，均先后散佚，这给后世撰写十六国国别史造成了极大的团难。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广大的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开创了我国史学繁荣的新局面，加之，建国三十多年来，全国各地相继发掘了大批珍贵的文物和古籍，使撰写十六国国别史成为可能。一九八二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杨伟立同志撰写的《成汉史略》（四川通史丛书之一），首先为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作出了努力。本书主要是叙述十六国时在西北建立的南凉、西秦两个政权的历史。为什么要将这两个政权的历史合起来撰写呢？第一、是这两个政权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由在曹魏末至晋初从大漠南北迁入我国西北地区的鲜卑族所建立；而建立这两个政权的鲜卑族都不是纯粹的鲜卑，一是主要融合了匈奴族的秃发鲜卑，一是主要融合了高车人的乞伏鲜卑。两个政权建立时间相差十二年，南凉建立时间晚，存在时间也短，最后亡于西秦。因此，他们所处的时代、整个西北地区的形势均大致相同。甚至两国的政治制度、社会性质和意识形态亦均有相似之处。第二、南凉与西秦两个政权关系密切，几乎难以分割。他们一个在河西，一个在陇右，相距不远，而且乞伏鲜卑最早臣属于秃发鲜卑，乞伏鲜卑建立西秦政权后，一度为后秦所灭，乞伏氏王族投奔南凉。后来，西秦复国后，又灭了南凉，原南凉领有的河湟之地遂为西秦所有，一直到西秦灭亡前夕。第三、有关两国史料大都散佚，要单独叙述他们的历史比较困难。基于上述三个原因，我们将南凉与西秦的历史合起来撰写。南凉秃发鲜卑迁入河西较早，而亡国在前，故先叙述南凉史，再讲西秦史。撰写南凉、西秦历史，最大的困难是史料问题。十六国前后有关南凉、西秦的史书，即《托跋凉录》、《西秦记》、《十六国春秋》等，均先后散佚。目前所能见到的关于两国的史料，主要是唐代房玄龄等所撰《晋书》卷一二六《秃发乌孤载记》、卷一二五《乞伏国仁载记》、《魏书》卷九九《秃发乌孤传》、《乞伏国仁传》以及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有关部分。此外，还有宋代类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所录崔鸿《十六国春秋》的一些片断。而现存的三种《十六国春秋》均为后人所撰[1]，只能作参考之用。同时，因两国建国时间短，存留和发掘的地上地下文物也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撰写两国历史，只好利用现存的《晋书》、《魏书》、《通鉴》及北宋类书所引的《十六国春秋》了。《晋书》载记三十卷，是“兼引伪史十六国书”[2]，故在十六国史书散佚的情况下，此书就成了最重要的资料。北宋司马光等修《通鉴》时，崔鸿《十六国春秋》及《纂录》可能还存在，故《通鉴》保存了许多《晋书》载记没有的资料，也可作信史引用。至于《太平御览》等类书引《十六国春秋》的资料，除个别字句有错讹外，均系《十六国春秋》或《纂录》原文，它们也是本书所据的主要资料之一。由于南凉、西秦两政权是由我国古代鲜卑族所建，故我们首先从民族史的角度，分别探讨了秃发、乞伏鲜卑的来源、迁徙及融合情况；叙述了他们建立政权的背景和经过，两国与邻近各政权的关系，以及他们盛衰的历史。最后，对两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也作了一些探索。由于资料缺乏和作者水平所限，本书存在问题很多，望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马拉特蒙古是我国蒙古族的一支，现主要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等省区。卫拉特蒙古历史悠久，长期以来，卫拉特蒙古人民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艰苦奋斗，发展了本民族的经济、文化，开发了祖国的西北边疆，为推动统一多民族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势力所及，也直接影响其邻近各部族历史的进程。卫拉特蒙古的历史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卫拉特蒙古的文化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卫拉特蒙古在清代前期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它又成为清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从历史到今天，新疆是卫拉特蒙古主要居住地，因此，卫拉特蒙古研究，在当今新疆的历史和现状研究中更具有其特殊的地位。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疆大学历史系、新疆大学史亚文化研究所、新疆博物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新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新疆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特的活态文明，千百年来她与中华文化同发生发展。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民族群众心灵的写照。在这里，凝聚了科学的认识、审美的理想、艺术的才能、艺术的才能、生活的情趣、传世的工艺和高尚的品德，她是各族群众的智慧结晶，是各民族生活的百科全书。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和新疆人民出版社共同编辑出版《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一方面是希望广大读者了解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从中体验到生活的乐趣，感悟到人生的真谛，以及对世界、对社会、对美增加更多新的认识，汲取更多新的力量；另一方面，就是希望唤起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崇敬之情和珍爱之心，让全社会关注新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工作，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春风吹遍新疆大地。

在《云南特色文化》这部上百万字的大书面世之际，我们怀着十分愉悦和欣慰的心情，首先把这部书编撰的思路、内容及特点，向广大读者作一简要介绍。在《云南特色文化》编写前，我们对一些有关“文化”的基本概念统一了认识。首先是关于“文化”的定义。众所周知，关于什么是文化，古今中外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仅世界文献中的文化定义就多达250余种。对此，我们没有去作费时费神的争论，而是认同了《辞海》的解释，即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基于此，我们赞同我国部分学者关于文化的“三元结构说”，即从广义而言，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云南特色文化》在筛选和确定专题时，充分体现了广义文化的视野，兼容了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的文化。其次是关于云南的文化及其特点。我们认为，由于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的特殊性、民族成分的复杂性、历史上经济形态的多样性和多种文化的交融性，使云南成为世所公认的文化富集之地，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罕见的文化宝库。云南文化的特点十分鲜明，概括地说，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多元性，包括民族渊源多元、宗教信仰多元、社会形态多元、外来文化多元等；二是多样性，云南境内有26个世居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其特殊的文化，一个民族的不同支系还有其不尽相同的文化，同一民族的相同支系由于居住地不同其文化又有所差异等；三是原生性，包括原生态的神话、宗教、习俗、歌舞、民居和耕作技术等；四是边缘性，云南地处边陲、远离中原、山河阻隔、交通闭塞，加之历史上中央封建王朝将云南视为“化外”、“蛮荒之地”，只知掠夺贡赋，而轻忽扶持、开发，因此近代以前云南与内地联系不甚紧密，彼此交流也不甚频仍，从而形成了云南文化的诸多边缘性特点，在语言、习俗、服饰、饮食、歌舞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五是独特性。毋庸置疑，云南文化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组成部分，然而，云南文化与我国主流文化（北方草原文化、黄河流域文化和长江流域文化）有许多不同之处，与近邻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以及东南亚、南亚文化更是存在明显的差异；云南文化正是以其鲜明的地方和民族特点，成为中华文化大花园中一朵鲜艳夺目的奇葩。《云南特色文化》充分反映了上述五个方面的特点，尤其集中体现了云南文化的特殊性特点。再次是关于云南的特色文化，本书研究的视角既然聚焦于“特色文化”，那么什么是“特色文化”？我们认为所谓“特色文化”，是指具有个性特征的文化。至于“特色文化”的标准，我们借用常言所说的“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即独有、更优者就可称为“特色”。《云南特色文化》所列的35个专题，就是将云南文化与其他诸多地域文化、民族文化进行比较之后，最后选定的为云南所独有或更优的文化，统称为“云南特色文化”。读者将从各个专题中读出云南文化的鲜明个性和特色。《云南特色文化》收录的35个专题，不是云南特色文化的全部，只是云南众多特色文化中最具个性的代表。然而，这35个专题业已涵盖了云南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和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并充分反映了云南文化所具有的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和博大精深的特质；同时，充分体现了勤劳、智慧的云南各族人民从来就具有开拓、进取、兼容、创新的巨大创造力和坚韧不拔的奋进精神；也充分证明了云南各族人民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曾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云南特色文化》所列35个专题分别对35种文化事象进行了“别开生面、以深求新”的研究。每一专题的研究，不是对已往研究成果的简单复述，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深入、有所创新。不少与时俱进的理念、发人未发的见解、鞭辟入里的分析和对尘封史实的钩沉等，一一体现在各个专题的论述之中，让人产生耳目一新之感。《云南特色文化》所列35个专题内容丰富，结构严密。每一专题均按照既定编写大纲的要求，详略分明地论及六个方面：①阐述每一特色文化的地理分布、历史渊源与演变过程；②揭示每一特色文化的深刻内涵；③分析每一特色文化的特质、特征，即从普遍性中寻求特殊性，从同质性中寻求异质性，从演变发展中追溯原生性，从对比中寻求差异等；④论述每一特色文化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⑤探索每一特色文化的开发利用思路；⑥提出对每一特色文化实施保护的措施。在这六个方面中，重点是渊源与演变、内涵、特征和价值，其次是利用和保护。这样的内容设计和结构安排，既体现了对一种文化现象全面、系统的认识过程，也体现了对这种文化现象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认识规律，同时也对其开发保护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读罢每一个专题，对云南的这些颇有个性的特色文化，将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也将会产生盎然的兴味。《云南特色文化》是一部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相结合的著作。每一个专题的撰写都体现了严谨的学术性，即立意准确、富有新义、言之有据、论证充分，结构严密、行文晓畅、注释规范等。与此同时，每一专题的撰写还体现了鲜明的应用性，每位撰写者都明确地树立了为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服务的指导思想，从而认真地研究每一特色文化的内涵、特征、价值，并提出开发利用和实施保护的思路。严谨的学术性与鲜明的应用性相结合是《云南特色文化》的最大特点，这或许是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正确方向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为现实服务的一个正确选择。《云南特色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云南繁荣民族文化、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重大研究成果之一；是云南进一步发展文化产业的珍贵的资源库；是云南建设旅游强省的有力的文化支撑；是中外读者了解云南和研究云南，认知神奇独特的云南文化的一部基础性读物。基于此，我们相信，该书的出版将会受到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也将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需要说明的是，该书是研究云南特色文化的第一部，但不应是唯一的一部；我们热诚希望研究云南特色文化成为我省学术界的共识，今后有更多更好的有关云南特色文化的著作问世。《云南特色文化》是一项集体研究的成果，35个专题出自不同学者之手，文字表述的风格难以统一。此外，这样一部洋洋百万言的著作，在文字、标点、注释等方面，也可能存在错谬和遗漏，祈望方家和读者不吝批评指正。我们编委会的全体同仁也像丹增先生一样，深深地热爱云南这一方热土，深深地热爱勤劳、智慧的云南各族人民。我们谨以《云南特色文化》献给云南，献给云南四千四百万兄弟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