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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拉特四部之一的准噶尔部，在部落间的激烈竞争中，由于各种机缘，最终胜出，称雄于草原之上。草原已不能满足准噶尔人，他们向大清王朝发起了挑战。准噶尔人一次次的挑战，只能刺激起康熙、雍正、乾隆对武力的欲望，于是一次次的战事展开。凭借着雄厚的国力，加上准噶尔无穷的内乱创造的契机，大清王朝三代帝王不懈努力，最终平定准噶尔。本书以时间为轴，叙述了准噶尔的兴衰史。

《数学方法论》共七章，在介绍数学方法论的研究意义、研究对象的基础上，阐述数学建模、数学抽象、推理等基本数学思想，在此基础上，阐述数学化归思想、类比、归纳、猜想等数学发现的基本方法及其在数学解题中的应用．同时，《数学方法论》阐述数学美学和数学方法论在数学教育的价值及其教学策略．

这是一部论文集，是作者长期理论思考并结合相关史料的研究成果选编，是近年来中国民族史研究难得的佳作。内容共分为四组：第一组凡七篇，泛论中国历史上的族群认同、国家认同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组的五篇，主要聚焦于如何认识历史上的各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积极贡献。第三组由五篇构成，以蒙古帝国、元朝，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为讨论主题。纳入最后一组的四篇论文，则分别考察族群认同在回族、满族的形成和鲜卑拓跋部早期历史的书写之中的作用问题。

在《一本zui危险的书》中，作者克里斯托夫·B.克里布斯不仅以生动笔触还原了《日耳曼尼亚志》的创作和颠沛故事，还讲述了第三帝国对此书的狂热追捧，同时也是对有意误读古典文本所带来的高昂代价的冷静反思。

《云南民族史讲义》系方国瑜教授响应周恩来总理加强云南地方史民族史研究的号召，在云南大学历史系开创并讲授“云南民族史”课程的教材。全书共四编，于1954~1955年油印成册。《云南民族史讲义》不仅受到民族学界、历史学界的重视，成为他们科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而且成为党政干部、民族事务工作者理论与实际工作的重要读本。当时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建议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国家高等教育部也将其列为“部荐教材”拟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方国瑜教授以此讲义虽为开创之作，但尚有粗疏之处，需要进一步补充、修改为由，未同意公开出版。其后，因方国瑜教授担任中缅边界问题顾问、编写《中国民族史》、主持《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地区编绘等重要工作，《云南民族史讲义》的修改、出版便搁置下来。《云南民族史讲义》虽撰著于50多年前，但其学术价值不因时间流逝而稍有衰减，相反，更显现其历久弥新的经典意义。有鉴于此，我们现依据云南大学刻写油印的《云南民族史讲义》整理出版。油印本《云南民族史讲义》第二编后的七篇附录，当时“由于印刷困难，计划七篇附录，尚未印出。此七篇附录地理与年代，对于了解社会历史亦不可少”。所幸目录中列出了附录的具体名称，即：《初唐姚州都督府疆域》《南诏疆域》《南诏信使录》《南诏世系》《南诏时期对外交通路线》《大理国疆域与政区》《段氏世袭》《大理高氏世袭事迹》。现从《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方国瑜文集》等方先生的著述中辑出补入。

中国萨满文化研究，形成专门学科起步较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当时为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所），以北方室的名义召开了一次由贾芝所长主持，富育光先生负责安排的萨满文化座谈会，参加者有萨满、民间老艺人、故事家和萨满学者。这次座谈会对中国萨满文化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因此，有人称中国的萨满文化研究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此后，中国的东北、新疆、云南、内蒙古等地区，萨满文化论著，有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出版，犹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区迅速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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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运用大量史料，以中国历史分期为章节，以汉族与其他族群之间的交往与融合同化为主线来进行介绍与讨论。各章节引经据典，详细地介绍了历史上各个族群部落融入中国以及中华民族对外发展的事迹。本书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关于民族关系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以族际交往和族际融合为主线，来贯穿中华民族整个族群关系演变历史，对于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过程具有特殊的意义。

王小霞著的《达里雅布依人社会文化研究》研究的达里雅布依人生活在新疆南部和田地区于田县“沙漠腹地”达里雅布依乡。他们在日常生活、习俗等方面，仍然保持着维吾尔族古老传统的牧放生活方式，属于半游牧半定居的生活模式。 本书主要研究的内容包括：达里雅布依人的历史变迁、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及他们的发展对策问题研究。试图用达里雅布依人数百年的历史证明“人类社会依赖农业生存与依赖牧业生存的对等性，证明农业文明与牧业文明的相对性，并展示现代社会中小型文化存在的可能性和真实性”的人类学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