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乡纪实》讲述，清末民初，在法兰西帝国在南亚延伸他的殖民霸权的时期，在这样的特定背景下，法国传教士保禄·维亚尔得以进入云南传教。开篇《回归的喜悦》是保禄·维亚尔在路美邑与盗贼搏斗中受伤，在香港动了六次手术，转赴法国又两次开刀，伤愈后从欧洲回到撒尼部落一路喜悦的行程与见闻。《老街至云南省府铁路沿线所见》及《苗乡纪实》、《苗家及其他》亦是记录他在云南、在苗乡的所见所闻和风土人情。

《北方民族史译丛：明代蒙古史论集（套装上下册）》是由17篇研究明初的蒙古经略、兀良哈三卫之研究与内蒙各部落的起源的论文组成。《北方民族史译丛：明代蒙古史论集（套装上下册）》作者和田清、潘世宪利用翔实的资料作为基础对明初的蒙古经略、兀良哈三卫的形成发展、明代的北边防务、明代蒙古族著名人物等做了深入研究，实为明代蒙古史研究的经典之作。

《民族史考辨二 龚荫民族研究文集》作为作者文集的续集，共分四个部分，即民族问题研究、民族政策研究、土司制度研究、民族政权研究，收录了作者关于民族史相关问题研究的论文共计73篇。《民族史考辨二 龚荫民族研究文集》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世界民族（第五卷 亚洲）》设“综述”一篇，约4万字，对该洲的民族情况和民族问题进行整体性论述。内容包括该洲一般情况、人文地理特点、殖民化背景与民族－国家格局的形成、种族与民族结构、宗教信仰与语言分类等。在“综述”之后，按照国家分别设置篇目。各国按基本统一的内容和结构撰写，包括该国的形成历史与独立过程；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民族文化特点；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现状；政府民族政策等。

乌撒这片古老的土地，既是彝族的发祥地之一，又是各部彝族的迁徙中转地和逐鹿地。很早有阿朱提和支嘎阿鲁的家族把持着，政权和族权合二为一的“家族制度”，军事组织和行政组织合二为一的“则溪制度”是乌撒地区的主要特色，也是完成“千年土司”神话的根本制度文化。乌撒的区域内流传着很原始很粗犷的彝族戏剧《撮泰吉》，《撮泰吉》在我国古老的戏剧剧种中独树一帜；其民族艺术特色尤别具一格。在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戏剧学、舞蹈学、地方文化史学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被誉为“戏剧的活化石”。因而进入了重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侵吞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炮制出笼伪满洲国。从这一刻起，从东北义勇军到东北抗日联军，东北各民族、各阶层爱国军民奋起抵抗，历经千难万苦，血洒白山黑水，谱写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壮烈诗篇。这其中，包括蒙、回、朝、满、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少数民族，他们与东北爱国军民一道，为构筑中华民族血肉长城倾注了自己的生命和热血。全面抗战爆发后，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游击区，抑或是大后方，无数少数民族官兵威武不屈血洒疆场，后方的少数民族群众毁家纾难拥军支前，汇成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团结一心、共御外侮的铁流。他们中，有新疆、西藏的维吾尔、哈萨克、藏、回族的中上层人物和普通民众，有四川及西北大后方的藏、彝、苗、回、羌族各界百姓，有西南华南各省的东乡、土家、撒拉、仡佬、高山、景颇、蒙古以及壮、瑶、苗、侗、彝、京、水、畲族等各族民众。可以说，中国56个少数民族都为这场民族战争做出了应有贡献。他们的业绩理应书写在中华民族抗日斗争的光辉史册上。本书力求全面客观反映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各少数民族的英勇牺牲和伟大贡献，让抗战精神永存，让少数民族坚持维护祖国统一、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精神永存。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学术集刊：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17辑）》主要内容包括东南亚研究，宗教人类学，公共政策研究，边疆闻题研究，节日研究，民族经济研究，研究综述。

家徽是日本典型的文化符号，每种图案都代表了一个家族的历史传承。它起源于平安时期，原本只是绘制在贵族牛车上的记号。到了战国时代，家徽的数量和式样迅速增多，成为了各路武将鲜明的个人特征之一。进入江户时代以后，家徽的使用范围更加广泛，从公卿武士家走进了庶民生活，商号、寺庙、神社、歌舞伎世家等都有专属的纹饰。到了现代，家徽仍活跃在冠婚葬祭等仪式和地方活动中。
　　《家徽里的日本史》中收录的家徽图案多达千种以上，以历史事件和人物为脉络，依次介绍了家徽的构成元素、传承路径和代表家族。最后一章中还按照花朵、植物、武将、动物、自然现象、器物和几何图案等七大主题对家徽进行了分类。

抗日战争和随后而来的国共内战从未远离我们。对于这两场战争，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它宏大的一面。然而，战争终究是由普通人承担的，对于战争中的普通人我们却知之甚少。《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以实证的方法研究这两场战争中一个很小的截面，即中共领导下的华北农民是如何走向战场的，以及他们走向战场之后面临的问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普通人面对战争时的痛苦和挣扎，也可以看到传统、乡村、革命和战争如何在普通人身上交错。

清末民初，在法兰西帝国在南亚延伸他的殖民霸权的时期，在这样的特定背景下，法国传教士保禄·维亚尔得以进入云南传教，他徒步考察了云南的很多地区，维亚尔以兴办教育、传授技艺、医治伤病、排除巫术等为载体，在封闭、落后的圭山撒尼村落传教，对这个羞涩的族群，他尽一切办法去争取他们的信任，了解撒尼人的社会、历史、宗教、生产、民情、风俗、语言、文学等等。《我与撒尼人》即是百年前这位法国传教士写撒尼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