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民族通史（第1卷）》按照时间顺序记述蒙古民族从形成到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时的历史。第一卷记述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前蒙古族及其先世的历史；第二卷记述元王朝统治时期蒙古族的历史；第三卷是明代蒙古史；第四卷是清代蒙古史；第五卷是近代蒙古史。《蒙古民族通史（第1卷）》各卷均经主编与撰写组反复讨论，统一确定写作大纲后，再由各位作者分头执笔撰写。尽量保证各卷在内容衔接、编写体例、文字风格诸方面保持一致。编撰蒙古民族通史，涉及到许多人名、地名的译音及转写，我们采取以下原则：尽量采用约定俗成的，为学术界所承认的或影响较大的流行版本的译法，每一译名尽可能注以异译。

选编在这本集子里的几篇文章，则系统而直实地记述了作者考察研究甘南藏族地区的社会、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的过程和足迹。本集还选编了李安宅教授1944年秋至1945年在西康进行为期半年实地调查的研究报告，以及在四十年代所撰写的有关藏传佛教的几篇论文，并选载了作者关于《藏人论藏》一书的部分译著。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安宅教授在这一时期，已将自己研究的范围，由甘南扩大到西康和西藏；他对藏传佛教的研究，较之三十年代又深入一步。这本集子所编选的，是能够充分体现李安宅地稳操胜券学术思想和研究风格的文章。在整理和编选中，除对某些年代、人物、事件作了必要的订正外，其余一仍原貌，以便能反映当时的历史状况。<

中国是藏学的故乡。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这些正是藏学研究产生、发展的最根本条件，也是藏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在中华大地上成长发展起来的这门人文社会科学，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显学。为了展示中国藏学研究的成果，加强同世界同行的学术交流，促进藏学研究的繁荣发展，为西藏和其他藏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领导下，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现代中国藏学文库》丛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中国藏学家（包括港澳台学者）的学术专着；具有重要价值的藏学文献（包括现代学者辑录的历史文献）；译成汉文的藏文学术名着；获得博士学位的藏学论文（对於优秀的硕士研究生论文酌情予以收录）。所有收入的论着，均以学术价值为惟一衡量标准，文学作品、游记、通俗读物等暂不收录。作为中国藏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建设工程，我们将把这项工作长期坚持下去。本书力图从社会制度的发展演变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的学说为指导，说明藏族部落地区解放以前社会制度发展演变的进程，以及作为保留着血缘部落组织形式但实质上早已进入封建社会成为地区部落的藏族部落在政治、法律、军事、经济、宗教信仰和社会文化方面的特点。<

清朝及清朝以前，中国的北疆大体上东至大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至河北、山西北部和河套南部，北至外兴安岭以西，循漠北向西伸延至阿尔泰山一带。所以这样说，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从历史溯源看，中国先民主要生活在西起喜马拉雅山，东、南至海，北至西北大致从外兴安岭向漠北伸延及于中亚东部一带。靠近这一地区的北方外围地带，即可视为中国北疆地区的先期形态，也可以说是远古至夏代国家形成以前处于酝酿时期的中国北疆地区。二是从中国国家形成以后的历史发展看，北疆的概念实际上包含两个层次，既指各族生活或从事经营、发展的北部边疆地区，也指中原统一王朝辖区内的北部沿边地带。现代意义上的北疆，指的是北方靠近国界的内蒙古地区，国界则是本国和邻国领土之间的分界线。但是，中国的北疆是一个历史概念，它随着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固定下来。因此，要了解中国历史上的北疆，必须看到它有一个形成和演变的过程。

《台湾民众抗日史》系统地介绍台湾民众多年来与日本侵略者斗争历程的书，在大陆还从来没有过。这是一部填补空白的著作，是一种开创性的工作。作者花费过人的气力，查阅了大量书籍，搜集到丰富的材料，并对这些材料进行认真的分析、排比和运用。构成了本书内容丰满、史料扎实的特点，是一本很有分量的历史著作。

＜br＞渤海国是在7-10世纪位于东北亚的古国，它作为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与同为唐朝属国的新罗长期对峙，关系紧张，但与日本基本上保持了长期的和平、友好关系。它在唐及五代时期我国与日本的外交关系中起了良好的中介作用。由于渤海国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在历史变迁中涉及到与我国周边国家的特殊关系，使其研究在国际上长期受到重视。本书从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对外关系等方面对渤海国进行了研究，证明了“海东盛国”是我国“国中之州”这一不争的事实。

本书是一部社会学专著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着重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安多藏族地区主要民族及其分布格局的形成；第二部分则论述了安多藏区族际关系的类型及其特征、区域文化的外在表现、格局特征等；第三部分是安多藏区族际关系与区域文化形成的历史条件及其变迁。

本书是一本内容丰富的图史，由中国杰出的犹太研究权威潘光教授编著。全书逐次介绍了有近千年历史、如今仅存几个被同化的后裔的犹太社团，自19世纪中叶定居香港和上海的几百名来自巴格达的犹太商人，来自沙皇俄国和苏联的众多犹太移民（其人数在20世纪初一度达数万），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逃避纳粹大屠杀而来到当时唯一避难地上海的几万犹太难民。本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介绍在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中及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积极地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犹太人。这些与中国人和中国革命并肩作战的男女们，不仅是犹太人，而且还是坚定的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反法西斯主义者。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场斗争吸引了许多在希特勒主义猖獗之时遭受反动逆流迫害而又坚决与这股逆流作斗争的犹太人。本书为汉英对照版。

勒内·格鲁塞（ReneGrousset，1885-1952）系法国历史学家，法国研究亚洲史学界的泰斗，一生潜心研究东方历史与文化，著述甚丰，其中，《成吉思汗》，《草原帝国》均系世界历史名著。他还专门对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对世界历史学的杰出贡献，使他成了著名的学者，被接纳为法兰西学院院士。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这些上帝之鞭的征服狂飙在欧亚大陆上演出一幕幕最壮观的……著名东方史学家勒内·格鲁塞，以其开阔的视野，雄浑的气势，为人们描绘出三千年来草原舞台上演出的一幕幕宏伟史剧：斯基泰，匈奴帝国，突劂帝国，以及蒙古帝国这些草原帝国的遽起遽散：阿提拉，成吉思汗，贴木儿这些上帝之鞭的征服狂飙：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永无休止的碰撞，撕扯与交融。当草原上的一切归于沉寂？獠啃畚暗木拗恫菰酃方岢晌怯篮愕募ぁ？不了解草原的历史就无法理解欧洲历史，也无从理解中国历史。对一切历史爱好者来说，如果他们想要获得深邃的历史见地，本书就是不可或缺的。就我个人的体验，距离第一次阅读格鲁塞的伟大著作已经20年了，但当时那种畅快淋漓的感觉仍然历历在目。我的身体里流着游牧人的血液。长久以来，我不太相信一个族外人能把我的先祖们的生灭不息的历史讲述清楚。格鲁塞的《草原帝国》让我改变了看法，从他的书中，我对自己所属群体的过去、现在有了新的认知。格鲁塞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读过他的作品后，一个人会以一种新的眼光审视他所寄寓的世界，过去、现在乃至未来仿佛一下子建立了联系，成为一种情感皈依的连续体。

前言（一）“西域”是中国史籍使用的一个地理概念，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广大地区。尽管各史所记“西域”的范围大小不一，其核心部分均为包括我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我们今天使用“西域”这一名称，一般有广狭两义。广义指古代中亚，狭义指历史上的新疆。本书所谓“西域”，取其狭义，然在叙事过程中，往往越出新疆的范围，视各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而定。（二）进入历史时期以后，“西域”几乎不是被北方游牧部族所控制，便是受内地王朝的统治；因此，“西域”史的发展与中国北方游牧部族和内地王朝历史的发展密切相关。为了叙述方便，本书篇章的安排与中国北方游牧部族史和内地王朝史（特别是后者）的框架尽可能保持一致。“西域”很少被来自帕米尔以西的政治势力所控制。来自帕米尔以西的影响主要在文化方面。这种影响在某些时期、某些方面是比较突出的。本书在叙述汉文化、北方游牧文化对“西域”产生的影响的同时，注意到了这一点。“西域”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杂居之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又一直处在东西交通的枢纽地位，在东西经济、文化交流史上有特殊的贡献。本书虽以政治史为主，仍对此给予了不小的篇幅。（三）“西域”史研究具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西域”史既是中国史的一部分，又是中亚史的一部分，要全面、透彻地理解中国史和中亚史都不能不研究“西域”史。不仅如此，“西域”史研究还能为我们探索若干从世界历史的发展来看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例如各种文化交流、冲突和融合的规律等）提供丰富的启示。二千多年历史的经验教训还告诉我们，“西域”与国家安危有重大的关系。今天新疆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而与之邻接的中亚地区又是世界上最敏感的地区之一，局势动荡不安。由此可见，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的现实需要出发，都必须加强“西域”史的研究。（四）“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最近十多年来，我国的“西域”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总的来看，至少相对于中国史研究的其它许多领域而言，还是十分薄弱的。而要改变这一情况，当务之急是编写一部简明的《西域通史》。一部合乎要求的通史，应该吸收、消化已有的研究成果，使更多的人能利用这些成果。因此，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做到深入浅出，即在充分利用现有文献和考古资料，尽量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用明白易懂的文字将“西域”历史的大致轮廓勾勒出来。“西域”的历史十分复杂，有关资料又比较贫乏，以致许多重大问题在学术界均有不同程度的争议。限于本书的性质和篇幅，我们不可能将讨论情况一一交待清楚，而只能择取我们认可的观点，为补救可能出现的偏颇，我们在每篇之后列出主要文献目录，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此为线索，深入探讨。（五）本书的编辑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持，余太山负责统稿。各编执笔者如下：第一编陈戈（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第二编余太山（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第三编芮传明（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第四编吴玉贵（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第五编吴玉贵第六编吴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第七编魏良弢（南京大学历史系）第八编刘迎胜（南京大学历史系）第九编魏良弢第十编王希隆（兰州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荣新江先生出席了本书的审稿会议，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中州古籍出版社耿相新先生为编辑本书做了大量工作，使本书的质量明显提高；历史所中外关系史宝夏应元先生、耿昇先生对本书的编写始终十分关心，且曾协助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谨志于此。编者1992、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