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共产党创建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近30年的光辉革命历程，为湖北留下了丰富的革命文物资源。目前，湖北省有各类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点1712出，主要分布在武汉、大洪山、江汉平原、鄂西山区、鄂豫皖三省边界大别山一带等。其中，依托革命旧址建立的博物馆、纪念馆40余家，馆藏革命文物105982件（套），展览面积9.05万平方米，是全省革命文物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北革命类博物馆展览精选》是“湖北省文化遗产保护系列丛书”中的一本，《湖北革命类博物馆展览精选》本稿从湖北省近百个革命类展览中精选了25个展览，按照时间的顺序，《湖北革命类博物馆展览精选》按照时间顺序，分为从党的创立到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期、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四个部分，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讲述湖北省革命历史。

福建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传统，一直备受中国学界和东南亚、太平洋学界的重视。但在这些研究中，福建大多是被作为一个边界地区来对待的。论者或从中国文明的中心看福建，将福建作为中华古文明辐射地区的一部分。从这一角度看福建史前史，福建是“百越”的一部分。虽有学者力图从太平洋史前史的角度看福建，但由于受材料的限制和语言的隔阂，论述或偏于简单的传播论，或限于抽象的现象比较，福建仍然是处在研究的“边缘地带”。《福建与南岛语族》力图打破这种定式，希望以福建为中心来探讨南岛语族在中国大陆的形成、扩散和社会复杂化进程。《福建与南岛语族》也是对过去 20多年来福建史前考古阶段性成果的总结。

那吉镇地处广东省恩平市的西南方，长期以来受到粤西古老文化的浸润，是“那文化冲积扇”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那山那水、鱼笱渔樵记录着先民历史；山歌社戏、铜鼓民谣吟诵着传统文化。这里水土肥润，民风淳朴，吸引着八方来客。本书以平实的文字了那吉的民俗风物，将那吉的奇山秀水、传说故事和乡村建设带到读者眼前。

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民族史研究经历了从基于民族客观特征论基础上的线性溯源式研究到主张民族是主观、流动的范畴的“边缘研究”的范式转移，具有深厚传统的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也面临“被解构？的挑战。《民族、区域与国家：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西南传统与多元范式》的5篇中国少数民族史论文，在传统史料的基础上扩展了对图册、口述、档案以及少数民族文献的使用，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诠释方法对西南民族及其社会历史进行研究，一方面延续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西南传统，以史料的收集与阐释为基础，以民族、区域和国家的关系为研究的核心，但同时也不断扩展历史的视角，开拓新的史料来源，提出新的问题，丰富历史的分析与阐释。“横看成岭侧成峰，左右高低各不同”，展示了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多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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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蒙古学专家文库》已纳入2018年民族文字出版资金项目。是从《中国蒙古学文库》丛书中分类精选，满足市场需求和相关学者研究需要而重新修订的一套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述和反映蒙古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大型系列丛书。它既是对蒙古族历史文化的一次全面系统的总结，也展示了蒙古学各学科**或最权威的研究成果，可谓中国蒙古学研究领域和蒙古族图书出版领域的大工程。全套丛书共15册，本册为《〈蒙古源流〉研究》。此书是一部蒙古文古籍，首次得到了全面、科学的整理。它的出版对我国蒙古文古籍以及其他民族古籍的研究将发挥示范性的作用，必将推进我国整理民族古文献的科学水平。它将民族文献的研究与国际惯例接轨，将在国际蒙古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

《王统日月宝串》系《藏籍译典丛书》之一，也是近年新发现的珍贵藏文古籍，史料价值不菲，对藏学界的研究具有重大参考价值。这部史籍由两个部分组成，即《日种王系》（普兰王系）和《月种王系》（古格王系）两部，内容各具特色。其中，《日种王系》约著于15世纪，主要记述了普兰王系的历史；《月种王系》约成书于12世纪前。其内容主要讲述了古格王系。本书对研究西藏史学史、文化史及解读吐蕃出土文献、石刻碑文等方面，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长期以中国西南研究为专长，本书即是以“变迁中的中国西南”为研究背景，收录与少数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适应相关。不同民族主体在现代化进程中都面临靠前的机会与挑战，如身份和职业的转变，乡村旅游开发中村落的景观变迁以及生活方式的变化，民居及文化的变迁所导致的居住空间结构的延续和民居格局的分化与重组，民族文化变迁中农村养老的问题，以及传统仪式对现代社区的整合问题等。现代化进程是当今社会发展不可逆的趋势，而现代化的很终结果是要更好发挥个体的能动性，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少数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也不例外。在少数民族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民族主体的现代化意识正在日益觉醒，他们正经历着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不同民族主体也在不断审视自身的传统文化、改变自身行为方式中找到适应策略。但是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多方面的转变过程，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只有尊重少数民族群体的主体性，倾听文化主体的声音，充分尊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地方性知识，才能真正实现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