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纯粹的纳西语解读层面看，“雅阁”为纳西语“家”的音译，“雅阁丽轮”的大意是“到家里来”。这本日志所呈现的就是南溪村民家庭的日常生活图景，是作为村落“他者”的我们得以“进入”这个纳西大家庭的一条通途一在翻检日志的过程中，我们走进了南溪村人的家。所以，“雅阁丽轮”是南溪人用生活行动发出的诚挚召请。然而，学者总是“好事”之徒，我们不避“穿凿”之嫌，还想道出另一番心绪。以望文生义的方式观之，“雅”字有“正、合乎规范和高尚美好”之意，合乎南溪所保有之纳西文化的“纯正、美好”之韵味；“阁”有“供远眺、休憩之高楼”的意思，同样巧合于南溪地处高山坪坝，与热闹的丽江城区若即若离、悠然世外的宁静境界；“丽”自然取其美丽之意；“轮”字特指时日之轮回，意指南溪的故事将同时轮一道，在轮回滚动中不断向前，永远相续，村寨日志的基本内容就是有关南溪村民家家户户生产、生活作息的絮絮叨叨的记述，是拉家常，因此村寨日志在某种意义上又是纳西村民的家庭日轮。

《花腰大沐浴》所记内容从2004的1月1日始，到2006年3月31日止。我们力求把最新的记录材料奉献给大家。本民族志系由专门的“村民日志”记录员对傣族村寨每天日常生活场景所做的观察和记录。日志的内容涉及傣族村民的生产、生活，他们的宗教信仰，村寨的集市贸易、邻里往来等，通过生动的细节，原生态地展现出傣族村寨的民族风情。这种由来自村寨内部的记录员对本寨生活状态的叙述和评论，视角独特，可谓中国民族志和文化人类学“本土化”的一种尝试与创新。

本书是为迎接北京奥运，由北京市社科院组织70位社科专家历时两年完成的社科普及作品——《走近北京——北京100讲》，该书用简洁精炼的语言向海内外来宾介绍了北京历史文化的精髓和日新月异的现代化风貌，将纵横上千年的北京提炼出100个主题，形成娓娓道来的100讲，是一部对历史北京和现代北京进行完整反映的知识性读物。书中配有300多幅彩图，全面展示了古往今来的北京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特别是每讲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雅俗共赏，是一本真正由“大家”撰写的“小书”。

《广西各民族发展丛书》共分14册，本书为该丛书之其中一册。 该本书以侗族典型村寨广西三江独峒团寨为代表，客观地反映了侗族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以及取得的成就。本书紧紧抓住变迁和发展两条主线，不仅以民族志的手法着重描述侗族现实情况，而且兼顾半个世纪纵向发展中的阶段性比较。 本书资料翔实，整体风格统一，语言生动丰富，具有很高的资料性和学术性，适合国内外一般读者阅读，既可作为了解广西各民族情况的基础读本，也可作为学术研究的参考文献。它的编纂出版，对于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积极有效地保护和弘扬各民族优秀文化遗产，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发展意义。

这本著作，广泛考察了中国民族理论的学科史，既关注该学科的基本理论线索，也涉及到了该学科在不同时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内容，没有局限于原有的理论线索和学科框架，而是拓宽视野，融入了作者许多新的见解。

《台湾平埔族群文化变迁之研究》力图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从台湾平埔族群文化变迁史的角度，阐述平埔族群文化变迁的过程，并对其文化变迁的原因及实质作客观分析和评价，以还平埔族群文化变迁史的本来面目。主要内容包括史前文化与台湾少数民族，郑氏政权与台湾少数民族，清政府的治台政策及“理番”方略，平埔族群传统文化的变迁，平埔族群文化变迁原因探析等。

本书由吕思勉旧著《中国民族演进史》和《中国民族史》合编而成。前者从宏观上鸟瞰了中国民族的起源和形成、各民族的交流和融合、近代中国民族所受的创痛、面临的问题和复兴之路，等等，文字浅显易读，吸收了当时国内外的民族学理论，系供学生阅读的通俗读物。后者对中国历史上的汉、匈奴、鲜卑、丁零、貉、肃慎、苗、粤、濮、羌、藏和白种等十二个主要族系作了系统的叙述，并附有详尽的考证文字，是高质量的学术著作。两书相得益彰，表现出吕思勉不仅有精深的史籍根底，广博的知识，而且有敏锐的思辨能力，对今天的读者了解中国民族史仍有极大的帮助。《中国民族演进史》初版于上世纪40年代，1949年后未曾出版。《中国民族史》初版于上世纪30年代，1987年虽曾再版，但作了删节更动。本次出版，均按照原貌作了回改。

这是本研究西部民族经济、社会的论文集，主要集中于新疆、云南、甘肃等省份，内容涉及新疆墨玉县夏合勒克乡农奴制度的调查报告、云南田赋征实与农民负担、三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兰州旧事杂忆等。书本主体的最后是收录了国内外师友们的来信。

大约十年前，写了一篇历史语言的研究文章，是说匈牙利人的祖先是女真民族，它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后来又牵出北方民族出自中原的线索，和中原人类有戎狄底层血缘的结论，这些论文归集成了《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一书，由北京中华书局以“世界汉学丛书”的一部出版（02年初版，04年再版）。此后，《历史月刊》连续刊载我的文章，原社长虞炳昌先生对我鼓励有加，建议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这就是《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的孕育和出生的由来。虽然《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较为通俗，但在华夏民族与北方民族同源的问题上，却比《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有了更多的头绪，如上古中原人名大都是后世戎狄族名：“虞舜是乌孙”、“句践是女真”、“叔孙是肃慎”、“孟柯是蒙古”、“墨翟是勿吉”、“荆轲是准葛尔”等等。于是，我就拿北方民族当作上古中原社会的一面镜子，达成了“姬姓、九姓是通古斯民族”“五帝是爱新氏，华夏是回纥国”等人类学的结论。中国人“以书证书”的落伍意识，使传统学术自外于世界潮流。直到二十世纪前半叶，因为解读甲骨文字和考古器物的努力，才有了“以物证书”时代的到来。然而，语言作为另一种传承系统，它的“人类历史化石”的作用，却被国人束之高阁。而这种集体漠视的表面是中国文字研究的优越感，背后却是“大汉语民族”的错误观念，中国人大凡以为万古不变的祖宗，是毋须求证其分合由来的。《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要推动“以言求真”的研究。夏商两代之际，中原社会经历了“汉语”或“雅言”的一个形成过程；于今来看，此前中原流行的是北方民族的语言，否则许多先秦人事就无法理喻。如甲骨之“帚”字是“妇”，早已被郭沫若破解；但甲骨氏族名“帚好”、“帚妻”、“帚妹”、“帚妊”、“帚白”、“帚婡”中的“帚”是音符，还是意符？始终没有正确的理解；如果我们能有语音实证的自觉意识，它们不是“回纥”、“兀者”、“乌马”、“斛律”、“悦般”、“恶来”，又是什么呢？或许有人会质疑《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书名的科学性：蒙古女真都是后起于唐宋之间的民族，怎么可能是秦始皇的家身？事实上，世间民族既不可能无中生有，也不可能骤然湮灭，如果上古没有蒙古女真民族，何来孟轲、蒙骜、蒙武、句践、句井疆这样一些春秋秦汉人名？蒙古是东胡鲜卑的后裔，女真是通古斯系民族的代表。说“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是用现代人类的表像，去看古人的血缘和语言的归属，非此还不能把问题说得更清楚。《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议论秦始皇的身世，或者选用了忽必烈、慈禧、溥仪、康生的面容，也只是研究他们的种属，而不是搬弄他们的历史是非。充斥《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的“汉虏同源”的种种立论，却没有任何一点政治的企图，因此这是人类学的纯洁探索。而《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又旨在成为一本通俗的读物，所有的注释又都被略去了。

在南文地区广阔的历史舞台上，从异域到旧疆演变所呈现出的周边族类逐渐整合进王朝国家的宏伟过程中，上演着的并不只是刀光剑影的暴力征服与枯燥乏味的儒家道德说教，传统中国的大一统结构能够根据形势为地方预留一定的表达自我空间，这一看似姑息“地方主义”的灵活性，反而有利于王朝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推行与渗透，促进了新秩序的稳定以及地方对王朝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