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共同缔造我们伟大祖国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各族人民都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各民族的历史都是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为了激发各族人民对自己历史的自豪感，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进，我们决定出版这一套《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这套丛书的编写和出版，是经过长时期的集体努力实现的。早在1956年，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族委员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1958年，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下，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具体主持、中央民族学院以及在京和各省区有关单位的积极参加下，一面继续进行调查工作，一面开始编写各少数民族简史和简志，到1959年底，大部分完成了初稿。1963年，民族研究所把这些初稿全部付印，以便广泛征求意见，进行修改，使之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民族研究工作陷于停顿达十余年之久，这个愿望也就无从实现。畲族是祖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散居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贵州、安徽六省一百多个市、县的部分山区。长期以来，勤劳勇敢的畲族人民和汉族人民发挥了无穷的智慧，共同开发了这些地区，创建了美丽富饶的家园。在反抗历代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者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中，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中，畲、汉两族人民结成了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所指出的“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畲族人民也和祖国各兄弟民族一样，对于我们伟大祖国的缔造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藏彝走廊中的独龙族社会历史考察》（原名《独龙族社会历史考察报告》）是1982年5-8月由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承担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规划”中独龙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的项目之一的考察报告。这次田野调查，侧重于20世纪80年代初独龙族生产生活方式中的物质文化方面，特别是对于原始信仰及崇拜活动作了比较细致的观察和记述。这是一份西南边疆民族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状况的实地记录。对涉及的有关社会历史等问题，仅作了部分资料摘抄与整理，未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关于作者这次艰苦的田野旅程的情况与感受，附于本报告之末，以供参考。

纳西族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滇、川、藏毗邻地区，滇西北的丽江一带是其聚居地，人口约30万人。近年来，纳西族悠久的历史和富有特色的文化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纳西学已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研究者越来越多，每年都有一批新的成果出现。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领域也在不断地得到拓展。近十年来，作者结合研读有关史籍和文献，数次到丽江等地考察，并随时将学习研究所得写成文稿。这本论文集所收的26篇论文，就是这一时期研究纳西族历史文化所取得的部分成果。这26篇论文分为三部分：一是着重探讨纳西族历史中的若干问题，讨论的问题比较广泛，时间跨度也较大，数量也较多；二是重点探讨纳西族文化方面的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并不是热点问题，但很重要，相比之下，这方面论文数量要少一些；三是探讨滇、川、藏毗邻地区和藏彝走廊的有关问题，因部分内容涉及纳西族历史与文化中的一些问题，此次一并入，这方面的论文也有几篇。有关纳西族历史的论文所讨论的问题较多，既有纳西族族源和纳西先民迁徙问题，也有纳西先民摩沙夷最早见于汉文史籍记载的具体考证；既有唐代磨些部落的分布和洱海地区越析诏的兴亡问题，也有丽江木氏土司元明崛起后与噶玛噶举派的关系和清代改土归流降为土通判主要原因的分析。纳西族虽然人口不多，但分布在滇、川、藏三个省区，不同时期分布区域也有变化。

《藏彝走廊民族历史文化》为作者关于藏彝走廊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论文集。藏彝走廊的调查研究虽为时甚早，但直到20世纪末期才由费孝通先生提出为民族学的一个民族区域概念并由此发展为民族走廊学说。作者从20世纪50年代迄今一直关注此一区域并在此进行民族学与民族历史文化的调查研究。自费先生提出藏彝走廊概念后，作者又追随其继续倡导这一学说并付诸实践。《藏彝走廊民族历史文化》集收录了作者关于藏彝走廊的代表作27篇。其中有关于藏彝走廊及民族走廊学说综论、阐述与探讨，有对藏彝走廊中西南丝绸之路要道的调查与研究，有对这一走廊中一些主要民族如藏、彝、羌、纳西与傣等民族以及一些古代民族的研究，基本体现出作者对藏彝走廊民族、历史、文化的思考与系统看法。同时，也反映出这一阶段学术界对藏彝走廊的研究情况。

《凉山美姑九口乡社会历史调查》根据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历史学家马长寿教授于1957年主持的一次民族学田野调查报告的初稿整理而成，是迄今马先生关于彝族研究的著作中唯一一本现在才公开出版的作品。全书分为六章：概况，生产力和产业活动，等级与等级关系，土地关系，美姑地区阿陆家、马家的迁徙和向外发展史，黑白彝的家支关系与白彝的来源和形成，其中第五章“美姑地区阿陆家、马家的迁徙和向外发展史”由马先生亲自撰写，其余各章由马先生的助手张大鹏、王宗维和四川省博物馆的王平贞撰写，由马先生修改定稿。报告反映了民族改革前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九口乡的社会、经济、政治、家支等方面的基本状况以及一些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该书是马长寿先生为我们留下的一笔极其宝贵的学术遗产，有待我们认真去学习与研究，并在继承中使之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同时，它的出版也是我们对马先生最好的纪念。

《蒙古秘史》是一部记述蒙古民族形成、发展、壮大乃至称霸之历程的书籍。它从成吉思汗二十二代先祖孛儿帖赤那、豁埃马兰勒写起，直到斡歌台罕十二年（1240）为止，共记载了蒙古民族约五百年的盛衰成败的历史。书中既有蒙古高原父系氏族制时代狩猎生活，以及与它相关的图腾崇拜现象的记载；也有从氏族发展成部落，又从部落发展成部落联盟，从而又发展成为一个民族的历史脉络的讲述；还有从狩猎文化嬗变到游牧文化的如实记录；更有对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及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风云一代，抛头颅，洒热血，从夹缝中崛起，成就霸业的全程写照。这便是该书之所以成为解读蒙古民族全貌的“百科全书”式巨著的原因。

瑶族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发不平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区特色和支系特点。这种民族地区特色和支系特点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交流与互相融合，就构成了绚丽多姿、光辉灿烂的瑶族文明史。面对着拥有如此悠久而复杂丰富的瑶族文明史，想以短短篇幅就理出一个比较清晰的头绪来，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此对瑶族文明发展历程进行考察和研究，必须从不同地区特色和不同支系的特殊性中找出其同一性，这对全面深入地了解瑶族历史文化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对加强民族团结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瑶族文化文明史是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目前还没有一本专门介绍瑶族文明史的专著。邓群和盘福东同志著的《瑶族文明发展历程》的出版，其目的就是为了将瑶族文明介绍给世人，让世人了解瑶族文明，了解瑶族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是怎样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用自己的劳动智慧创造了自己的文明，形成了至今犹存的独特的瑶族文明风尚。《瑶族文明发展历程》还让我们了解到瑶族是一个国际性民族，历史上的“漂洋过海”、“任游天下”等，使得瑶族文明遍及亚洲、欧洲、美洲。瑶族文明国际性的传播，自然也使得瑶学成为世界性的一门学科。美国、英国、瑞士、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德国、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以及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有不少从事瑶学研究的专家学者，这些国家和地区还成立了瑶学研究机构。国际上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历史学家们之所以对瑶学兴趣这么浓厚，是因为瑶族是一个国际性的民族，瑶族的历史文明在异国他乡同样具有生命力、吸引力、凝聚力、穿透力和影响力。异国他乡的瑶族在完整地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明的同时，努力地学习、吸收西方文明，他们不断回到祖国访问、寻根、祭祖，进行文化的合作与交流。居住国内的瑶族也派出代表到徙居欧美各国的瑶族中进行访问，国际间瑶族经济、科学文化交流日趋频繁。《瑶族文明发展历程》的出版，正是这种交流的需要，它对促进国际瑶族友好交往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书运用人类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运用冲突理论、象征理论、文化整合和社会控制理论对古代和近代活跃在中国境内的突厥语诸族的家庭组织、氏族组织、部落组织、部落联盟、汗国进行了综合比较研究，探讨了突厥语诸族的社会组织制度及其相关的婚姻制度、权力结构、社会控制、汗国的起源和政权形式等。作者认为，突厥语诸族汗国的形成过程，既与世界上大多数民族有共同之处，也有自己的特点。突厥语诸族汗国是游牧汗国，内部的阶级对立不明显，在汗国创建的时候，突厥语诸族社会并没有形成典型的阶级社会，未出现激烈的阶级矛盾和冲突。突厥语诸族汗国的建立是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之间及不同部落之间激烈冲突的结果，而不是阶层、阶级分化对立的结果。该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作者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突破、有创新，值得一读。

中国的大西北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也是古代世界四大文明的汇聚之地，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至今仍吸引着世界学者的目光，成为多种学科的源头。在当今西北周边的国际局势复杂多变、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全面实施的新形势下，对于事关我国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西北民族问题的研究。尤其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西北民族论丛》于是应运而生。它将以“西北民族”为研究重点，主要方向为西北民族史与民族关系史、西北民族与邻国交流史、西北民族宗教文化研究、西北民族地区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研究等。从学科来讲，西北民族研究不仅涉及历史学中的民族史、中外关系史、历史地理、历史文献学、科技史、文物考古等学科；而且也涉及民族学、社会学、地理学、法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大学科，反映了海内外相关领域的最高研究水平。

《清代北京旗人社会》在综合利用满汉文档案、契书、碑文、家谱、笔记、曲词、小说、舆图、绘画、口述史料的基础上，对北京旗人社会的面貌、特征、变化，作了较为系统深入的考察；对旗民关系（核心是满汉关系）的发展，也作了多角度分析。《清代北京旗人社会》对开展北京史研究，把握北京的城市特色，挖掘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均有价值。对清朝史研究、满族史研究、八旗史研究，也是一个推动。清朝统治中国，以八旗制度统领旗人（主体是满洲人），以州县制度管理民人（主体是汉人），形成旗民分治的两元结构。顺治元年（1644）清朝定都北京（京师），以内城安置旗人，以外城居住民人，是旗民分治两元结构在空间关系上的集中体现。此后二百七十余年中，旗人始终是内城的基本居民，并形成与外城民人社会并存的旗人社会。这是清代北京城的一个基本特点，也是它由以发展的重要前提。辛亥革命（1911）后，清朝覆灭，旗人社会瓦解，但作为其主体部分的满族始终生活在北京，而旗人文化留给古都北京的鲜明印迹更是经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