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熄的火塘：彝族腊罗巴支系的亲属制度》旨在向读者展示彝族腊罗巴支系亲属制度的实践状况。运用谱系调查的方法，笔者在较长时段的参与观察和访谈中搜集了大量的亲属制度材料，并通过对比分析，确定亲属制度各个方面的基本状况。从身体表征系统出发，笔者揭示了腊罗巴人血缘传递的基本观念，并在确定他们社会血亲性排斥范围的基础上，框定其社会血亲及姻亲的范围，以及陈述了与此相匹的居住形式、财产传递和亲属称谓，进而在学术上对该支系的亲属制度系属做了定性分析。

《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的后人》全书约30万字，配有469幅插图，主要以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的世系延续为主线，介绍了蒙古帝国建立以来，散布在中国境外、活跃在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后裔近800年的历史和现状。书中涉及阿富汗的哈扎拉人、俄罗斯的鞑靼人、乌兹别克斯坦的乌兹别克人、蒙古国的喀尔喀蒙古人等境外蒙古人。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包括《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记录了中国55个少数民族从起源至21世纪初的历史发展进程，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荟萃了大量原始的、鲜活的、极其珍贵的资料，是一部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大型综合性丛书，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重大项目和重大出版工程。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展开。为了摸清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抢救行将消失的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1953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进行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又开始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前身是建立于1952年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研究部曾汇聚了中国大部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顶尖人才，如中国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开拓者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和李有义等人，以及他们的学生陈永龄、宋蜀华、施联朱、王辅仁、吴恒和王晓义等著名学者。 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部更名为民族研究所，不久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系，20世纪90年代扩大为民族学研究院，2000年更名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半个世纪以来，名称和建制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她致力于民族学教学与研究的宗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从该院毕业的民族学专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已遍布全国各地，多为栋梁之材。同时出版了大量在国内影响巨大的专著和教材。如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的文集，林耀华先生主编的《民族学通论》、宋蜀华先生的《民族研究文集》、陈永龄先生的《中国民族学史》（英文版），还出版了全所历年研究成果的论集《民族研究论文集》（1981—1993年，共九册），这些出版物的共同特点是，以实地调查的材料为基础，以中国的56个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

康敏博士的专著《“习以为常”之蔽》是一部很值得一读的外国民族志，很了不起。该书反映了近年来中国东南亚研究中一个非常可喜的重要转向：即中国大学的博士生开始走出国门，奔赴东南亚国家从事田野调查研究。在此之前，虽然不乏海外中国留学生也到东南亚实地调查，收集资料，但一般都是受国外大学的派遣与资助，专门为国外大学学位论文而准备；同样，虽然中国大学也有部分学者、甚至博士生，曾创造条件到东南亚国家进行这样或那样的研究，但一般或为短期肤浅粗放式的观光考察，或为长期交流学习式的进修访问；虽然中国前辈著名学者如人类学家林惠祥和社会学家陈达，也曾在东南亚从事过长期的实地考察，并有专门著作问世，但那毕竟是在战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就像台湾著名的人类学家李亦园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赴马来西亚柔佛州的田野考察一样，毕竟与内地大学和学者的境况不可同日而语。就社会科学在新中国半个多世纪来的独特历史遭遇和中国对外国地域研究的整体水平而言，像康敏博士那样从事为期近一年的专题田野调查，从学术的原动力到财物资助，完全靠自己筹措而不用依靠海外援助，其困难之大，可想而知；其闯劲之足，令人刮目。正因为如此，如果说北大社会学与人类学系高丙中教授麾下的博士生团队可谓开了风气之先，一点不为过。康敏博士论文的成功实践，从另一个侧面也展示了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包括学术交流）近士多年来突飞猛进的飞跃发展和广阔前景。

《信徒与公民：泰国曲乡的政治民族志》是关于现代国家公民身份建构的人类学研究。关于国家的人类学是政治人类学当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早期的政治人类学侧重研究无国家社会，随着二战后民族国家的广泛兴起，现代国家当-中公民与国家关系的建构问题成为了当代人类学的关注点。《信徒与公民：泰国曲乡的政治民族志》对于小乘佛教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进行了阐释。作者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公共性的转换入手，着重探讨了由宗教建构起来的公共性逻辑在现代社会的转化形式。泰国作为一个典型的佛教国度，在这一大多数民众信仰佛教的社会里其公民身份是如何在制度、认同和实践层面得以表现的呢？特别是在泰国最基层的村落社会这些要素又是如何其体得以体现的呢？这就需要在民族志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公民身份的实现形式及其背后的政治社会文化等背景进行“深描”，从中发现这一社会人们的思想结构和行动特点。

“到民间去”，曾经是一个世纪前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发生期所酝酿出来的口号。先有具备学术规范的社会调查，才有社会科学的出现。在少数人一段时间的尝试之后，一句凝结着共同体集体意识的“到民间去”成为1919年之后的知识界的运动，在中国促成书斋学问之外的社会调查之风蓬勃兴起。社会科学诸学科此前在中国主要是课堂传授的西方书本知识，“到民间去”的调查之风呼唤着以中国社会为对象的知识生产，这种知识生产逐渐造就了中国社会科学诸学科。

在近代上海城市中，闸北是与两租界、老城厢并驾齐驱的重要社区。剧烈的变迁、丛集的矛盾和亦城亦乡的社会风貌，使它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丰富的内涵。《近代上海闸北居民社会生活》在爬梳方志、档案、报刊、调查统计等资料的基础上，从发展演变、经济功能、地方政治、社会生活、战争影响等侧面，勾勒出1843—1949年间闸北城区曲折的发展历程，是国内第一部闸北城区史研究专著。作者指出，华洋矛盾和战争破坏，是闸北城区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也是影响上海城市形态和空间格局的决定性因素。从一个个各具特色的社区着手，开展城区史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近代上海，是深化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

《安多藏族牧区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中的作者绝大部分都是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和藏学研究院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这些学生的民族身份包括藏族、汉族、彝族等，加强各民族师生间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提倡不同民族师生之间的共同合作。鼓励深入少数民族地区，了解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现状是实现各民族间团结和谐的基础，也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办学宗旨之一。从课堂走向实践，从校园走向社会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多年来所一贯倡导的参与式教学的核心理念。更好地理解和阐述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性知识，推进“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对话、交流和理解，保护和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反映当代少数民族的社会现实，并在实践中检验、丰富和改进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这是民族学学科长期努力的方向和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安多藏族牧区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也可以说是是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与藏族地方性知识“互通、互疏”的一次尝试。我们期待将来能看到更多这样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学术研究成果。

《蒙古民族发祥地考论》一书所讨论的是蒙古发祥地室韦的地望问题。《魏书》、《旧唐书》、《新唐书》、《史集》、《多桑蒙古史》等中外历史巨著所透露出的极富穿凿力的大量信息，都在互相印证着蒙古民族发祥地在额尔古纳河畔的“室韦之说”。以国学大师王国维为代表的国内学者，以日本白乌库吉为代表的国外学者就‘‘室韦之说’’进行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研究、考证和探讨，见仁见智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如繁星闪烁天空、如彩虹映照江河，纷呈异彩，大放光芒。然而，这些有深度、有力度、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散见于近百年的报刊，有的甚至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未能在当前的学术活动和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诸如厉史学家方壮猷先生于1936年发表在《辅仁学志》上的《室韦考》就是一例，辅仁大学不复存在，《辅仁学志》亦不复存在。查当年《辅仁学志》犹如大海捞针，其难可见矣。阿寅勒民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同仁费时3年，最终在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刘蒙林先生处得《辅仁学志》瑰宝，使方先生的《室韦考》拂去尘埃，重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