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中华经典诵读式程丛书》的体例是原文加注音，古今字、通假字以右下角黑框标出，人名、地名、朝代名等专有名词以改变拼音字体的形式标出。同于保护儿童视力的需要，我们采用了大字排版的版式，希望孩子能在轻松的阅读中进行背诵。为了保证本套《中华经典诵读式程丛书》的质量，我们请专业学者在这些经典通行本的基础上进行注音和校勘，并请权威专家进行审定，以保证本套图的质量。读书要讲究方法。方法对头，事半功倍。一些大德告诫说：读书贵在读经典，读经典贵在熟读而后能悟，悟而后能用，用而后生巧，巧而后出新。这也是经典诵读工程推出的初衷。总起来就是精、熟、悟、用、巧、新六个字。其中，悟、用、新这四个过程中是有解释的。但是解释最好在精、熟的基础上进行。至于在心无旁骛、一心熟读的过程中开悟、证悟，那更是了不得的事情，一般所谓解释都用不着了。

胡适（1891-1962），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师从于杜威，深受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几乎一夜之间暴得大名，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级人物。1938年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离开北平，后转赴美国，1958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病逝于台北。胡适一生博学多能，在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都颇有建树。著有《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胡适文存》、《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等书。

《康有为思想研究》是萧公权先生最后一部长篇学术巨著，原为英文撰写，先以论文形式发表于学术期刊，后再汇集成书，补写家世与生平两篇以及教育改革一章，分为四编。今由汪荣祖译成中文，列入萧公权全集第七册。萧先生深入研究康有为，文长四十余万言，缘起于大批康氏未刊稿的出现。资料既备，萧先生以其精湛的哲学素养来治思想史，自如探囊取物，而且源源不绝。这批康氏未刊稿微卷即由萧先生赠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而流传台湾的。萧先生以“平心”阅读康有为的未刊稿之后，对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巨子，有新的理解与论断。当英文原著出版后，有些读者认为作者于康虽有批评，然大体而言过于同情康氏，甚至有左袒之嫌。此种观点多少受到民国以后革命史观的影响。事实上，萧先生本人早年撰写《中国政治思想史》有关康有为一章时，亦有所不免。这些观点经深入验证后，都有所修正，斯乃史家忠于文献、实事求是的态度。故所谓过于同情云云，不过是以“公心述”而己。<

诸位先生，我这一次得有机会，向诸位作一番有系统的讲演，甚为高兴。我的讲演，将连续四次，分成四个讲题。综合起来，暂定一总题，名为《中国思想里的几个普泛论题》。让我先略一申说所谓“中国思想”一语之涵义。讲到思想，有指个别而言，如孔子思想，王阳明思想等。亦有指共通而言，如中国思想，印度思想等。人类思想之开始，本都是共通的。如饿了想吃，渴了想饮，冷了想穿衣服。但后来渐趋分歧，如米食和麦食便分成两途，有些人在想如何烤面包，有些人在想如何煮米饭。饮也如此，有人在想如何制咖啡，有人在想如何培茶叶。衣也如此，有人在想如何养蚕织丝，有人在想如何牧羊织毛。人类思想，如此般的分歧演进，今天我们所讲，固不是煮米饭和织蚕丝的问题，但所讲尽属抽象，而仍有其共通性。所谓中国思想者，则是在人类思想大共通之下之一个小区别。而就孔子思想以及阳明思想等而言，则所谓中国思想，仍是一共通性。讲思想，又必注意其联贯性。换言之，思想必有其传统。这一时代的思想，必在上一时代中有渊源，有线索，有条理。故凡成一种思想，必有其历史性。而讲思想，则必然该讲思想史。人类行为，必受思想之指导。惟其思想有传统，有条理，人类行为始能前后相继，有其持续性。此种行为之持续性，我们则称之为乃一种历史精神。历史精神也有其共通性，而仍不能不有其相互之分歧性。此种分歧，遂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各民族文化之各别性，即特殊性。在各民族中，则又有其各时代之特性。于分歧中见共通，在共通中又有分歧。所谓中国思想，则就中国民族各时代思想之分歧中，来籀出其共通性，以见与其他民族思想之分歧处。在任何一民族中，必有几许共通的思想，贯彻古今，超越了时代，跑进了人人心坎深处，而普遍影响及于社会之各方面，成为这一社会所普遍重视、普遍信仰或普遍探讨的论题，几乎成为一种口头禅。我们或许对此项口头禅，因惯常熟习听闻，熟习引用，而忽略了，甚至昧失了其内涵之深义。但当知，此乃一民族共通思想之结晶体，惟有此项思想才是活的，有力量的。一切思想分歧，都由此而演出。今天我们处身在一大时代，在一思想斗争的时代中。我们该能开创我们时代所急切需要的新思想。但要开创时代新思想，我们该探讨历史上的传统思想，因其积欠埋藏蕴蓄在我们大群的心中，即在我们每一人的心中。它已演成了我们从来的历史，它已不啻成为我们生命中一重要的核心。我们一切行为，在不知不觉中，大都由此演出，我们如何能不注意？我们该把握历史传统思想来开创我们时代的新思想，来完成我们时代的新使命。我这四次讲演，便是根据上述观点来讲中国思想里的几个普泛论题。此项论题，则必将是贯彻古今，而为每一时代之思想家所共同讨论者。此项论题，则又必是渗透深入于现社会一般人之心中者。因此讲思想史，即无异于是讲现代思想，因其已埋藏蕴蓄在现代思想之心坎底里，而有其深厚的生命，故为吾人所不得不注意探讨与发挥，以求其适应于现时代之需要，而成为一番新思想。我因于时间限制，只分讲四次，来举例申述。谈到学术，人们往往联想到厚厚的书籍、深奥的术语、复杂的论证、晦涩的表达。可是偏偏有人能把那让人望而却步的道理用薄薄的小书、生活中事例、杂文式的发挥、聊天式的语言表达出来，还不失深刻。这样的人是大家，钱穆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指出，思想必然是公共的，思想家的作用在于发掘、吸收这大多数人的思想，再将这思想讲给多数人听。听起来象毛泽东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由国人习用的概念与名词，如道理、性命、德行、气运等入手，追根溯源，由浅入深地阐述诸观念之内在语义及其相互汇通，从而描述出中国传统思想之大轮廓。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整整六十年了，这本《甲申三百年祭风雨六十年》收录了六十年来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同志的有关书信、讲话；收录了六十年来在社会、政治、思想、学术等各个方面引发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是一部难得的学术文献。《甲申三百年祭风雨六十年》收录了六十年来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同志的有关书信、讲话；收录了六十年来在社会、政治、思想、学术等各个方面引发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收录了一九四四年和今年，为纪念《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五十周年、六十周年，史学界和郭沫若研究界部分学者的学术论文。书中插图由郭沫若纪念馆文物与陈列工作室、陕西米脂县博物馆、延安大礼堂提供，并参考了紫禁城出版社二00年出版的《清史图典》。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子、哀时客、饮冰室主人、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十七岁中举，后随其师康有为参与维新变法，事败后流亡日本，在当地创办《新小说》杂志，并与孙中山等革命人士来往密切;回国后又曾组织进步党争取宪政。1920年后，脱离政界，先后在清华、南开任教授，并专心著述。一生完成一千二百万字以上，涉及社会科学所有领域，1932年林志钧所编之《饮冰室合集》搜集较为完备。有关其生平的资料则以丁文江、赵丰编订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最为丰富。梁是清末民初中国文坛上影响最大的一个人物，他自1899年起提倡的文学革命开辟了近代文学理论探索和文学创作的新局面。而他本人的创作虽然成就并不很高，但却是自己理论的实践者，为新文学的真正发展开拓了道路。<

在华人世界中，苏州是一个知名度、美誉度到了与它的规模、地位不相称的城市。无论在哪里，一提到苏州，人们总会说：“苏州，好地方！”若要问好在哪里，又不外乎私家园林、小桥流水、吴侬软语、丝绸美女。然而，仅仅是这些耳熟能详的“符号”似乎还不足以解释那么多人喜欢苏州的原因。毕竟塞北江南，各有所爱。其实，喜欢苏州真的有着不一样的原因，在小城老宅、杏花春雨的背后，隐藏着中国本土文化的大魅力。苏州，这座吴文化润泽下的古城，千年积淀而成的人文荟萃，物华天宝的水乡环境，给苏州留下了无尽的人类文化奇珍异宝，也诞生过一个个令历史浩叹的收藏志士和佳话美谈。《藏宝苏州》将带我们走进这些千年尘封的古文物以及它们背后深藏着的故事的核心。<

本书是系著名哲学家唐君毅先生与钱穆共同创办香港新亚书院时期所作有关青年读书、治学及为人之文章结集，作者希望藉此为契机，使青年发愤求学，以提升人生、开拓中国文化之前途。其中亦含作者之个人体悟，道理虽浅显，境界却极深广，时感新鲜意味。本书问世以来极受海内外各界广泛推崇。 系列书： 人生之体验续编 唐君毅 2005-9-1 广西师大 16.8网上出价：12元

本书七篇，乃余七年来之所作，为廿余年前拙著人生之体验之续篇。其与前书所陈者，在思想之核心上，并无改变。其不同之处，要在如本书第七篇引言所说，即人生之体验一书，唯基于对人生之向上性之肯定，以求超拔于吾之现实烦恼之外。而十余年来则吾对人生之艰难罪恶悲剧方面之体验较深，故相较而论，前书乃偏在说人生之正面，而思想较单纯，多意在自勉，而无心于说教，行文之情趣，亦较清新活泼。虽时露人生之感叹，亦如诗人之怀感于暮春，仍与人之青年心境互相应合。此书则更能正视人生之反面之艰难罪恶悲剧等方面，而凡所为言，皆意在转化此诸为人生之上达之阻碍之反面事物，以归于人生之正道，而思想亦皆曲折盘桓而出，既以自励，亦兼励人，而说教之意味较重。行文之情趣，亦不免于纡郁沉重，如秋来风雨，其气固不同于暮春。然此书能面对彼反面之事物，更无躲闪逃避，困心衡虑，以斩伐彼人生前路之葛藤。荆榛既辟，而山川如画。是春秋佳日之得失，固未易论也。然人必历春而至秋，此书与人之青年之心境，多不相应，而唯与历人生之忧患，而不失其向上之志者相应；人之读此书者，亦宜以前书为先，此书遂只能居于续篇之列矣。？此上所言，乃以前後之拙著，其写作时所依之心境，相较而言。至于置此书于著作之林，其价值何在，即甚难言。而予之写此书，亦如写前书，于写时初实无与任何古今中外之人生思想，比较异同，计较胜劣之见，而事先亦无一系统之计划。初固未尝见有所谓著述之林，亦未尝期必成一著述；而唯直就吾之生此时代，住此人间之所实感实见者而为言，即次第成此七篇。乃依写作先後，编为一集。唯今既编之为一集，重加反省，见此诸文之宗趣，虽未尝有异，然亦各有一论题，而其先後写成，亦约有一秩序行乎其间。又就此七篇之主要义理而观，各篇之所陈，亦有进于昔贤之所言，而可为开拓一思想之新境界之所资者。兹分别述之于下。唯皆凌空而述，亦不必与此七篇之文句，皆相贴切。盖须读者遍观诸文之後，泯其文句，以会其实义，方能与此所述者相契也。......

牟宗三先生有感于大学教育分门别类，专以知识为务，而于生命性情、精神志趣、文化理念等反相隔阂不通，乃假台湾师范大学为讲坛，定期举行持续开放的师友讲习，名曰人文友会。本书所辑录整理者，就是当年之讲录。牟先生认识，中国人治学问须克服西方的“学问模型”——生命与理性的对立，而根本关键是对于生命的正视，由此悟入中国圣哲所开出的真实学问：哲学应当在这种学问的认识上重新调整，文学也应当基于这种学问的认识重新培养其灵魂，历史也应当基于这种学问的认识重新转换提高其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