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未成年入网络保护条例》制定之际，腾讯研究院将国内未成年人保护立法进行了汇编，以期为理论研究者、立法者和实务工作者的学术探讨、立法研究和实务工作提供参考。未成年人保护有关的话题日趋热烈。《未成年人保护法》早在1991年制定，最近一次修订于2012年，但对于日趋复杂的外部环境给未成年人成长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和难题，立法显然难以有效回应。在高度复杂而又风险无处不在的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背景下，家庭、学校、企事业组织、社会和国家机关，各自在不同环节扮演什么角色，讨论越来越激烈，但历经多时，仍莫衷一是、尚无定论。我们看到，不同位阶的立法，已在不同领域尝试对未成年人各种权益进行保护。此次汇编对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及司法解释加以汇总、分类，并尝试做了简单评述。一方面，未成年人保护有关的立法已经非常之多，既意味着已成体系，涉及方方面面；但也意味着相关规定分散在不同立法中，有待梳理成为更体系化的规定。另一方面，就整个未成年人保护的立法体系来看，特别是地方立法中，有多个亮点值得重视和深入研究。具体表现为：（1）强调监护人、学校等主体的重要性。家长应当更多地关心孩子的成长。北京市、湖北省分别就家长学校、亲职教育作出规定。学校的作用也异常重要。内蒙古自治区规定了教师家访制度，武汉市要求学校组织建立家长委员会，山西省还规定学校应对家长进行家庭教育指导或培训。（2）重视未成年人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要求未成年人掌握相关知识、技能，也应及时行使权利。广东省专门规定“自我保护”，南京市则要求家长、学校应重视培养未成年人的辨识能力、自我保护意识。（3）针对留守儿童、随迁子女等特殊群体，从多维度提出保护要求。如江苏省要求设立留守儿童托管机构、安徽省要求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等，针对儿童群体本身采取措施；而山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则从亲自沟通、引导、管教等角度，针对家长提出要求。（4）地方立法率先引入“报告制度”和“强制剥夺制度”。北京市、上海市、云南省等多个地方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投诉、举报，属于“不具有强制性的报告制度”。南京市、杭州市则规定发现未成年人受侵害的，“应当”报告给有权机关。特别是，南京市专门规定，学校、医疗机构、儿童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发现未成年人遭受侵害的，应当立即报告，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此外，南京市还就“受监护入侵害的未成年人”专门规定撤销监护权制度。（5）个别地方就网络保护做了专门规定。湖北省既要求互联网行业采取技术措施，也规定家长和学校应当加强未成年人的网络知识与技能教育，提升自我防范和保护的意识、能力，并明确提出“网络素养”的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发表论述，并明确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乎家庭幸福、社会和谐、祖国未来、民族希望。基于现存问题，围绕未成年人保护有关的立法工作来看，除通过具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制度配置，以规范或约束具体行为、解决具体问题之外，如何发挥立法的教育、引导作用，特别是引导包括政府、企事业单位、学校和家庭等不同主体形成正确观念，从而在诸如“子不教、父之过”“清官难断家务事”等传统观念与复杂社会的高风险的及时应对之间，寻求合理平衡，值得深入研究。互联网时代，未成年人保护面临着新挑战。希望此次汇编，能对未成年人保护的问题研究与具体工作开展略有助益。

1899年，杜威对“杜威学校”的“家长及其他有兴趣的人士”做了三场讲座。讲座的主题是，需要从社会范围内更大的变化的视角看“新教育”，从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转向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这一讲座空前成功，讲稿《学校与社会》在一年内再版数次，成为教育领域畅销不衰的经典著作。

《基础教育治理体系构建》聚焦基础教育治理及体系构建，分为上、下两篇，分别从理论与实践方面对基础教育治理体系进行阐述构建和剖析论证。在理论篇，首先对国际治理理论的发端与发展，英、美、澳三国的实践经验及启示进行述评，之后对我国教育治理兴起的背景、概念内涵等进行梳理，进而对治理主体及角色定位、治理能力和体系构建、教育治理评估等进行阐释。在实践篇，以基础教育的区域发展和基础教育改革的重大现实问题作为观照对象，选取了上海教育综合改革、浦东新区教育治理创新和城乡一体化的金山模式这样三个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区域案例，以及学区化办学、教师轮岗、流动儿童教育融入等基础教育综合治理的重大现实问题，用微观视角和实证探索相结合的方法，在我国特殊而具体的教育场景中，使国家治理、治理理论的思维和方法，尽可能与我国教育的思想文化及真实实践充分融合并相互生成。

《明天的学校》是对当时正在实验中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新型学校进行的革新所作的详细记录，主要包括约翰逊夫人的“有机学校”，梅里亚姆教授领导下的密歇根大学初等学校等。 这样一部著作，仅仅作为记录20世纪初美国进步教育运动的资料已经很有意义，杜威在书中还运用卢梭、裴斯泰洛齐、赫尔巴特、福禄培尔、蒙台梭利以及他自己的教育理论来论证了这场发生在美国的进步教育运动，使本书更具研究价值。

《作为经验的艺术》是杜威美学理论的代表著作之一，被现代诸多学者视为20世纪的美学经典著作。书中主要阐述了作为艺术的经验与普通经验的来源——“日常生活”之间的连续性。杜威采用了一条与分析美学相反的思路，不苛求理论的精确性，而更关注艺术对生活及社会起的作用。此美学思想较前人有新的创建，在今日也有深刻的影响。

《民主与教育》被誉为二十世纪重要的教育思想著作。作者详述了实用主义的教育理论，结合民主的理念剖析教育事业所面临的问题。书中不仅探讨了教育的性质、作用及目的等抽象的内容，同时也涵盖教育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例如不同学科价值的定位、教材的性质以及劳动、休闲与教育的关系等。

法路之行离不开法律人的执着与追求，离不开法律人的独特思考，离不开法律人的良心和情义。而法律人的良心来自于自身全部的知识和生活方式。《法理情：法政哲思》将作者简单的思考和思考后的答案集结成册，文字不仅体现个人的思想，也体现了年份、时代的一些共同思维。而且具有前瞻性的思考更为难得。书中“法路浅行”“理通意晓”“情随境生”三个篇章，展现了作者多年来的思路历程，用以启发思维，指导实践。

《康熙敕建广仁寺》一书为广仁寺的寺志。西安广仁寺位于西安明城墙内西北角，为中国绿度母主道场，也是陕西地区的一座藏传格鲁派寺院，是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玄烨皇帝来陕西巡视时，拨专款敕建。寺院内供奉有世界上仅有的两尊佛祖十二岁等身像之一、陕西省境内大的千手观音，拥有中国的精品千佛殿，同时也是文成公主在长安的奉地。《康熙敕建广仁寺》分为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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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作为一部智慧宝典因凝聚着中国文化的精髓而一直占有崇高地位。《翻译与阐释/中国文化研究丛书》作者在翻译《论语》过程中，充分遵循“信、达、雅”的原则，同时突破传统的翻译模式，准确传达了原文的丰富寓意，并将《论语》思想与西方先哲思想进行对比和分析，实现了中西文化的有机融合。中国译者在翻译中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西方人如何才能理解东方人？”相信《翻译与阐释/中国文化研究丛书》问世后必定会在中西方读者中产生强烈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