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古籍研究（2004年）》集西南地区诸位著名的专家、学者的学术论文于一体，展现了西南文人对古籍，尤其是西南古籍深彻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许多令人拍案叫绝的真知灼见。同时，通过这些篇章，也映射出了西南悠久而灿烂的文化文明。对于古籍研究者和文学爱好者来说，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全收由正文和附录组成。正文收录汪中著述及专题读书笔记。附录收录汪中传记资料。本书所收专著，以经、史、子、集为顺序编次。策略搜闻为科举考试的参考资料，文宗阁杂记宝为读书笔记，故繁於专著之末。每种論著之名家序跋及校订文字依旧保留。文宗阁杂记各倏无标题者，據汪中所引之书補题；汪中所引书之有关段落本无标题者，据内容拟定标题，并作校记。文集部分按文章类型重新编排，分为八辑。其分类次第略仿萧统文選。同一论著而有不同文本者并加收录，以完备者为正文，以经删节者为附录。书中引文，凡字句不同而与原书语意无大出入者，概不出校。唯篇名、人名、地名及年月有误差者出校。书中凡异体字、避諱字皆改用正定，并不出校记。稿本、抄本中原缺或模糊不可辨识的文字，用虚缺号口标明。

本刊的稿源虽然受到学术评估体系的严重冲击，但因得到海内外学者的倾情支持仍可维持。除了几位知名的或业已成名的学者继续惠赐尊稿之外，本刊收到一批刚登上学术拣台的年轻的博士、硕士们的新说之作。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作者，大大增添了继续辩好《新国学》的信心和勇气。本卷的内容涉及到文学、历史、宗教、民俗、语言、文献整理等学科，其中不少文章具有跨学科研究的特点。本卷仍保持着重视宗教舆文学关系系研究的一贯宗旨，罗甯、武丽霞的考证关涉道教舆小说的若干问题，陈自力的文章则通过宋僧狎妓纳室的风气从侧面提示了诗僧文字禅出现的原因。

片断：区分君学与国学梁启超在戊戌维新前夕提出的“君史”观念为这些士人提供了一个诠释的方向，邓实、黄节等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君学”论。不过，梁启超的“君史”主要是指以历代正史为代表的整体中国史学，以与尚未出现的“民史”相对应，其结论指向中国“无史”；而国粹学派的“君学”则是和先已存在的“国学”相对应的全体学术之一部，若抑此扬彼，仍不无“复兴”的可能。如此将传统学术划分为“君学”和“国学”两大部分并以春秋笔法明其褒贬，实际是一种重构中国学统的尝试，尚有相当程度的建设意味；不过，正因为“君学”是借鉴以破坏为主要特征的“君史”论而产生，它随时也可能导致中国“无学”的结论，这一走向在学术与物质层面的“实用”紧密联系起来之后日趋明朗。梁启超于1897年提出：“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民史之著，盛于西国，而中土几绝。中土二千年来，若正史，若编年，若载记，若传记，若纪事本末，若诏令奏议，强半皆君史也。若《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唐会要》、两汉《会要》诸书，于国史为近，而条理犹有所未尽。”虽然还有“二通”等昔人相对不甚看重的第二手著述近于“国史”，这一断语仍将中国主要史籍几乎横扫殆尽。梁氏“君史”之含义，即谓历代修史者其意不在国之强弱和民之生计，“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牒：若何而攻城争地，若何而取威定霸，若何而固疆国、长子孙，如斯而已”。在此后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和1902年的《新史学》中，他对中国过去尚有近于“国史”者也几乎不再提及，而是进一步发展了“君史”的负面含义，并干脆直言中国“无史”。

本书作者对近现代中国学术的新门类如宗教、哲学、科学、心理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音乐等作了简要的概评，既从中西比照的角度，指出了“中国重和合会通，西方重分别独立”这一中西美术乃至思想文化之根本区别；又将各现代学术还诸旧传统，指出其本属相通及互有得失处，使见出“中西新旧有其异，亦有其同，仍可会通求之”。作者从大处着眼，又具体论证，深入浅出地剖析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复杂处境及其未来走向。 此编姑分宗教、哲学、科学、心理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音乐为十二目。其名称或中国所旧有，或传译而新增。粗就余所略窥于旧籍者，以见中西新旧有其异，亦有其同，仍可会通求之。

由于海峡的阻隔，我们暂时无法一睹《四库全书会要》的真容。但是，吉林出版社集团对于《回要》的影印出版，却在某种程度上稍减我们的遗憾。这也是这部中华文化的珍品首次在大陆印行。它的才出版印行，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于《四库全书会要》本来就是书中精品，在辅之以现代的印刷技术，这套丛书也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大小图书馆和个人收藏的珍品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编纂《四库全书》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历时七年，共征集图书一万二千二百三十七种；然后是整理图书，由四库馆臣对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凡七万九千零七十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六千七百五十二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最多的一部著作。《梁书（史部8）》的出版发行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于《四库全书荟要》本来就是书中精品，再辅之以现代的印刷技术，这套书也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大小图书馆和个人收藏的珍品。《梁书（史部8）》为四库全书之一，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凡七万九千零七十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六千七百五十二函。本册为梁书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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