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美印刷，收藏经典，有精美书签，双色图文，并附详细译文、赏析。 《新世纪万有文库》丛书，精选中国历代经史子集名著百部，内容涵盖古代哲学、历史、地理、文学、科技各领域具有典型意义的不朽历史巨著和脍炙人口世代流传的著名选本，以古籍名著今译的形式奉献给读者。本套丛书采用图文双色的形式推出，人们在欣赏，赏读文字的同时，又能看到著名的山水画，所选图画皆出自《芥子园画谱》、《一品堂画谱》、《三希堂画宝》等画集。观赏玩味之时赏心悦目使人产生心旷神怡的感觉。

清代皮锡瑞著的经学通论，从今文经学家的立场出发，对易经、尚书、诗经、三礼（周礼、仪礼、礼让）及春秋等儒家经典的撰著流传、内容要义，以及历代考订注疏的得失、读者治学研究的门径等问题，作了扼要的阐述。本书与经学历史同为皮锡瑞的代表性著作，无论对学者和专门研究者都有参考价值。

《金刚经》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周易》又称《易经》，不过《易经》也可指《周易》的卦爻辞，《周易》六十四卦，分为《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不包括《易传》，即《十翼》。因此称《周易》就可把经和传都包括进去。再说《周易》的名称来源较早，《周礼·春宫·大卜》里就称《周易》，历来有关《周易》的著作也大都称《周易》，如魏玉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的《周易正义》，唐李鼎祚撰集的《周易集解》，宋朱熹撰的《周易本义》，因此书名还是称《周易》。

周易集解纂疏十卷，清李道平著。道平字边王，一字远山，号蒲眠居士，湖北安陆人。嘉庆戊寅（公元一八一八年）举人。二十馀年，始终与修安陆县志。放学善治汉易，道光甲申（公元一八二四年）成易筮遗占而重其象，为能读周易集解之基础。此纂疏之成，已当十八年後之壬寅（公元一八四二年）。翌年癸卯（公元一八四三年）起，任嘉鱼县教谕。凡研习周易集解者，循此书以进，殊多便利。今介绍其内容前，先须说明周易与周易集解成书及其变化的情况，方能理解纂疏在易学史中的地位及其价值。 周易为先秦古籍，汉书艺文志：「易经十二篇。」又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所谓三圣，指伏羲、文王、孔子。三古指三圣所处之时代。观周易内容，确有三部份：一、卦象，二、二篇卦爻辞，三、十翼。合之乃成易经十二篇。至於十翼是否孔子作，宋欧阳修易童子间已致疑。二篇是否文王作，汉马融、陆绩等已发现爻辞如「箕子之明夷」等，事在文王後，故不得不增饰「卦辞文王，爻辞周公」之说以自圆其辞。又八卦是否始作於神农前之伏羲，更难证实。自清末以来，治周易者，什九在考证易经十二篇的作者及成书年代。或能注意秦汉以来的周易著述，而研究其内容者，日乏其人。故周易一书的哲理，已不为一般知识分子所理解。直至一九七七年，於西岐凤呜村发现西周甲骨，内有以数字结合成奇偶，表示阴阳的变化。今已初步证实为周初的「卦象」。且全国各地，皆有发现此类符号，可见周礼所记的三易，非属虚构。在西周前已存在「卦象」，不可不认为是事实。至於伏羲氏之始作八卦，又可探源於原始宗教中有筮占之事。若筮占所用的工具与方法，历代都有变化。以筮数论，由八卦而六十四卦，由因重增爻而用九月六。於凋初纯以数字代表阴阳变化，於筮法方面，已有较深的认识。 其後观六十四卦的卦爻象，系以卦爻辞而成周易二篇，虽不必误认为文王、周公所罕然以质朴的文字结构观之，实在诗经前。大部分成於西周，非常可能，其原始资料，不乏取诸西周前的史实。惟分辨卦爻以定二用，编辑成似今本的周易二篇，或已及春秋。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五一三年）载蔡墨言龙，初见引及「用九」，可作为成二篇的下限。易，当时属太卜所掌。

一、本文集收录胡适学术作品，包括已刊、未刊的各种专著、论文、函牍、讲演、札记。二、本文集按照专题，分类辑集。各专集收文亦大体分专题按写作或发表时间先后编列。极少量他人著作，因关系极密切，作业附录附于相关文之后。三、本文集所收作品，凡有多种版本者，一般采用初版本作底本，而参校以其他版本；亦有采以作者自行校订为较善版本作底本者。原作重要修改将在校注中说明。四、本文休所收作品，均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书写历史的人，没有发扬传统文化的人，那么这个国家的文化会很快消亡。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国，五千年所沉淀出来的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财富，也是世界的财富，所以更需要发扬光大。国学研究正是发扬传统文化的最有力的方式。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影响的一种学说，创立于春秋末期，独尊于汉代之后，在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对塑造中华民族的形象、熔铸中华民族的精神，起到了融通、凝聚的作用，并且影响到当代。本书是全面、系统、客观介绍儒学知识的大型学术工具书。它以科研、教学人员及大学文化程度的广大群众为读者对象。全书约220万字、1866个条目，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儒学通论，包括释儒、儒学经典、儒家哲学思想、儒家宗教观、儒家伦理思想、儒家政治思想、儒家经济思想、儒家军事思想、儒家社会思想、儒家教育思想、儒家史学思想、儒家文艺思想、儒家美学思想、儒家科技思想、儒学与其他学派、儒学在海外的传播等。第二部分为历代儒学，主要介绍儒家学派在历代的代表人物、代表著作、使用的概念和提出的命题。

南部新书共有十卷，北宋钱易撰，被收入清乾隆时编集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旧本卷首题{笺后人}，尽以姓谱载钱氏出笺铿也。易字希白，吴越王宗之子，真宗朝官至翰林学士。是书乃其大中详符间知开封县时所作。皆记唐时故事，间及五代]。又说：[晁公子读书志作五卷，焦竑国史经籍志作十卷，今考其标题，自甲至癸，以十干为纪，则作十卷为是，公式所记，殆别一合并之本。]案四库所录晁氏郡齐读书志是袁本，但检卫本也止有五卷，是如提要所说是合并抑有缺失尚未可知。而宋史艺文志录此书已作十卷，则并非到了明人焦竑才著录此十卷原本。

片断：区分君学与国学梁启超在戊戌维新前夕提出的“君史”观念为这些士人提供了一个诠释的方向，邓实、黄节等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君学”论。不过，梁启超的“君史”主要是指以历代正史为代表的整体中国史学，以与尚未出现的“民史”相对应，其结论指向中国“无史”；而国粹学派的“君学”则是和先已存在的“国学”相对应的全体学术之一部，若抑此扬彼，仍不无“复兴”的可能。如此将传统学术划分为“君学”和“国学”两大部分并以春秋笔法明其褒贬，实际是一种重构中国学统的尝试，尚有相当程度的建设意味；不过，正因为“君学”是借鉴以破坏为主要特征的“君史”论而产生，它随时也可能导致中国“无学”的结论，这一走向在学术与物质层面的“实用”紧密联系起来之后日趋明朗。梁启超于1897年提出：“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民史之著，盛于西国，而中土几绝。中土二千年来，若正史，若编年，若载记，若传记，若纪事本末，若诏令奏议，强半皆君史也。若《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唐会要》、两汉《会要》诸书，于国史为近，而条理犹有所未尽。”虽然还有“二通”等昔人相对不甚看重的第二手著述近于“国史”，这一断语仍将中国主要史籍几乎横扫殆尽。梁氏“君史”之含义，即谓历代修史者其意不在国之强弱和民之生计，“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牒：若何而攻城争地，若何而取威定霸，若何而固疆国、长子孙，如斯而已”。在此后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和1902年的《新史学》中，他对中国过去尚有近于“国史”者也几乎不再提及，而是进一步发展了“君史”的负面含义，并干脆直言中国“无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