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论集》是2001年11月15日至17日在上海联合举办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会议论文集结。此集所收文章，大致可分为五类：一、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总体性问题的论述；二、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局部性问题（包括由一个作家或一篇作品所体现的文学的承传关系）的研究；三、对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文学现象的研究；四、对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现象的研究；五、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

本书是以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并吸收评审和参加答辩会专家的意见增删、修订而成的。杜甫人格伟岸崇高，诗歌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诗歌史、文化史上永远之丰碑，然其生平坎坷，一生啼饥号寒，伤时悯乱，忧国忧民，笔者心深爱之。然而，爱好不等于能够研究，更何况杜甫研究自古称“学”，硕果累累，千家注杜，蔚为大观。因此，笔者选择杜甫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博士论文题目，自然有不自量力、力不从心之感。但是，在中国诗史甚至中国古典诗歌理论研究中，如果避重就轻，绕开了杜甫，很多问题、很多现象很难得到清楚的解释，因为杜甫诗歌确实是中国古代诗史发展的顶峰，是既“集大成”又“开诗世界"的重大转关，是中国古典诗歌理论成就与特色的现实表现（最近出版的杨义先生的《李杜诗学》就是从中国古典诗歌理论的角度研究、总结李、杜诗歌成就的开创性著作）；就杜甫研究本身而言，不少问题也有待于深化，比如杜甫的诗歌创造就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诗歌史的发展为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背景条件、艺术经验，有鉴于此，本文就试图将杜甫诗歌活动放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诗歌流变、诗史运动中作综合考察。这种研究论题还涉及如何确认影响关系、如何解释作家的继承与创新关系等文艺学命题，而现有的有关研究理论与模型，如传统文学研究通过寻找字句出处以确认影响关系、当代文艺学对于作家继承与创新关系大而化之的解说等，在面对具体的文学史问题时缺少深刻的解释力，这就更增加了此项课题研究的难度。由于个人学养、才力以及时间之不足，目前提交的是个人读杜、研杜的一点心得而已，是笔者奉献给诗人杜甫的一瓣心香。笔者殷切地期待着海内外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笔者想这不仅对笔者个人是一种帮助和提高，也是深化笔者们共同深爱的诗人杜甫研究之需要吧。

根西岛老水手勒蒂埃利与郎泰纳合伙经营运输船，不料后者却驾船携款潜逃。勒蒂埃利爱到学生打击，生命垂危。其养女戴吕谢特含泪宣布：谁找回船只，她就嫁给谁。暗恋戴吕谢特的青年吉利亚特挺身而出，驾着孤帆，同大海展开了惊心动魄、英勇卓绝的搏斗......然而，当他找回船只和金钱时，却无意中发现戴吕谢特与教士埃伯内齐尔相恋.于是，他便做出了他一生中的第二个重大决定......

敕。腾承绝学于百圣之后，探微言于六籍之中。将兴起于斯文，缅怀于故老。虽仪刑之莫睹，尚简策之可求。揭为儒者之宗，用锡帝师之宠。故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赠资政殿学士谥文忠苏轼。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博观载籍之传，几海涵而地负……

应该说，青年作家和学者们否定现实物质精神的总体思想是一致的，但他们表现出的自身文化资源和文化立场却是多种多样的。如张承志就是立足于民间宗教的立场，以民间与宗教双重身份否弃现实（这与同为宗教立场的北村既有区别又有相同点）；张炜、贾平凹等秉持的是中国乡村文化立场，以乡村文化批判现实（这与陈忠实的既含乡村又融儒家正统思想的立场也是有同有异）；而王晓明、韩少功、史铁生等人所代表的文化立场又有自己的特点。这两种截然对立的立场，表现了作家们不同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其中各有片面也各有意义。但双方态度的浮躁和急切却使这些争论失去了深入的机会。双方的争论充满攻讦，表现出学理性和冷静态度的缺乏，作家们多只是表现出一种姿态，却没有表现出自己的理由和深刻思索。如对“人文精神”、对“反崇高”等问题的讨论，都不够深入系统。它们惟一体现的，仅仅只是90年代文坛上作家文化姿态的巨大分歧和明确对立，显示出文化多元给作家们心灵造成的分裂和嬗变。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上，作家们的情况也呈现出同样的分化和没落趋势。一方面，许多作家依然在坚持他们的探索和发展之路’但同样，许多作家也正被时代文化所淹没、所吞噬。现实物质文化的影响，正使许多青年作家逐步放弃自己的独立精神姿态，沦为商业文化的附庸（最典型的是90年代后期出现的所谓“美女作家”），而昔日的牵系，则使许多中老年作家难以清醒理智地面对现实，对现实的反感正促动着他们的怀旧之情（最典型的是以“季节”系列长篇小说反思自我而引入注目的王蒙，以及曾创作过《灵与肉》、《绿化树》却在90年代推出与以前风格完全不同的《我的菩提树》的张贤亮）。昔日以探索形式而引入注目的作家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先锋作家和寻根作家们全线溃退，或改弦易辙，由极端的形式探索转向质朴切实的现实生活描写，或退出了文学创作。可以说，各种风格的呈现和各个作家群体风格的演变，体现了90年代文化的巨大影响，也使之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从文学的发展环境来说，这一自由的格局无疑是最好的。但是也应该指出的是，在上述种种创作中，浮躁是它们共同的弊病，为现实文化和物质所牵系，不能真正地回归自我、回归文学，是90年代文学最普遍也最根本的一大内伤。所以，总括地说，就作家创作精神和文学创作的具体走向而言，90年代构成着对于80年代的退却与反讽。作家们总体思想是向着非现代性的方向发展，独立和自由意识日见淡薄，而附庸化与商品化特征愈显突出，文学对社会的影响也日见淡落。这是时代的悲剧，是文学的悲剧，也是20世纪末叶中国作家们的悲剧。时代对于文学和作家们的要求是急切而严厉的。社会文化的完全世俗化，精神和道德正在撤出它最后的市场，这种状况，于社会的正常顺利发展，于新时代文化的建设，显然都是很不利的。金钱追逐的狂热，犯罪率的上升，民众道德感的匮乏，都是这种文化状况所造成的现实后果的初步显露。文学本身的发展也是一样。作为一个曾有着辉煌文学历史的古老民族，如何振兴自己的民族文学，创造出真正的优秀文学作品，显然是中国作家们无可逃避的历史重负。在现实情况下，如何不被现实物质文化所侵蚀，保持文学自己的精神价值和精神位置，以真正现代性的文化精神发展文学、推动文学，是当代中国作家们面临的一个艰巨的课题。在这种情况下，在90年代的商业文化狂欢中，在文学发展的繁杂和凋敝中，作为社会知识代表的作家、学者们应该承担更多的时代责任，应该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建设与发展奉献更多的努力，这是他们无从逃避与选择的使命。同时，我们也相信他们能够完成这一使命。因为，他们毕竟曾在80年代挣脱政治羁绊的过程中取得过自己的辉煌，在中国文学最近20余年的发展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曾痛切地意识到失去自由的痛苦，也体会过品尝自由的幸福，自由离他们其实并不是那么遥远。在社会正日新月异地发展，全球化步履也越来越快的形势下，在物欲化愈狷獗、精神愈萎缩的时代，我们期待着中国作家们的重新奋起，期待他们能以独立自由的文化心态，参与完成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创造出优秀的、辉映时代和民族精神的文学世界，挽起民族的希望之舟，为现实社会构造出一个不朽的精神和文化家园。第二章智者的达观与仁者的落拓——杨绛、孙犁晚年心态论“智者”与“仁者”，都是具有丰富传统文化内涵的概念。“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智）者动，仁者静；知（智）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正如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者孔子对它们所进行的巧妙区分，这两个概念之间既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却又有明显的区别，它们代表着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指代着不同的思想行为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都有不同类型性格的人物，他们或以“智”见长，或以“仁”名世，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演出了自己的人生戏剧，创造了丰富广袤的人生历史。中国历史上流传的各种或机智的、或忠贞的故事，就是这两种生存方式的真实写照。这两种生存方式很自然地要进入当代的社会生活背景中。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芸芸众生，也是各不相同地或在“仁”或在“智”（当然也存在着二者的反面对象）或其他的方式上选择着自己的人生道路，遵循着自己的生存原则，游迹于各种复杂与朦胧的人生环境中。生存方式的多样，体现了人性、文化和自然世界的广阔，而通过对这些种种不同的生存方式的考察，又能够使我们洞见人生的诸多难解处，使我们察见人性世界的深邃和神秘。当代作家杨绛和孙犁的生存和创作状况，就典型地体现了“智”与“仁”这两种传统生存方式的现代化形式。孙犁和杨绛都是曾经经历过中国现代纷繁的历史风云变迁，又活跃在八九十年代的老作家。在80年代之前的漫长创作岁月中，他们由于各自不同的家庭出身、生活道路和文化背景，拥有着定全不同的文学创作内容和艺术风格一一孙犁的美和善的赞歌，杨绛的充满睿智的戏剧，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而历史给予他们在十年“文革”中不无相似的人生经历，使他们创作上的差异更显突出。在经历过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艰难的政治洗礼后，杨绛在八九十年代的创作中，始终保持着她以往的豁达和机智，她以充满着睿智和大度的眼光打量着着过去，以冷冷的笑容看待过去和现在；而孙犁的表现却完全是另一种面目，他基本上放弃了曾经所衷爱、所视为生命的小说创作，在所创作的很少的小说作品和散文世界里更完全改变了昔日的文学风格，没有了以往对美的歌赞，却多是对人生短暂和虚无的怨叹，是对于过去和现实的强烈不满和不无偏激的激烈批判，表现出深深的落寞和失意。英国著名作家华波尔在一封信中说：“在那些爱思索的人看来，世界是一大喜剧，在那些重感情的人看来，世界是一大悲剧。”他们创作上的差别正是他们不同的生存态度和思想性格的产物，其背后蕴涵着他们不同的生存方式选择——或者明确地说，他们正是典型地体现了“智者”和“仁者”不同的人生方式和生活态度。……

本书抓住宋诗特色的大方向、大轮廓，进一步从“会通化成”、“新变代雄”、“创意造语”等诸多方面，对宋诗特色进行深入、具有开拓与突破性的探讨；并把宋文化与宋诗和上至先秦、下至近代的文化与诗进行纵横比较。全书涉猎哲学社会科学及艺术领域各个学科与门类。

本书以现代中日文化交流和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背景，从小说与人生关系的特殊角度，对鲁迅《呐喊》、《彷徨》中的自我小说进行深入细致的全面考察和研究。

作 者：郑庆山著 页数：706页 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简介：郑庆山（1936～），笔名正苍山，黑龙江省绥棱县人，祖籍辽宁盘山，黑龙江省克山师专中文系教授。著有《立松轩本〈石头记〉考辨》、《〈金瓶梅〉论稿》、《红楼梦的版本及其校勘》。：本书是研究《红楼梦》版本的专书。上编是现存所有抄本和程甲本等各个本子的分别研考；下编系综述总结，以及校勘问题的探讨。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乃作者10余年潜心研究之成果。全书分内、外两篇。内篇探讨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内在精神，归纳为3种最能体现的传统文学批评方法精神的方法，即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以意逆志”法，受学术传统影响的“推源溯流”法，受庄禅思想影响的“意象批评”法，并以此为支柱，构成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独特结构。外篇探讨古代文学批评的外在形式，选择了6种最具民族特色的批评形式加以探讨。总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的基本目的，就是通过对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整体把握与研究，一方面将其隐而未彰的体系重显出来，另一方面也将这一体系不断完善、丰富的历史呈现出来，并在重显与呈现的过程中，揭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和现代意义。

唐宋词永恒的魅力一源于其古典的艺术美感，二源于她所贮存的丰厚的人生意蕴，而尤以后者堪称其“第一生命力”。《唐宋词与人生》以“人生”为切入点来读词论词，将唐宋词置于新的视野中作全面和重点的关照，提示了唐宋词与社会生活和词人人生之间“花果与土壤”的关系。《唐宋词与人生》共分两编：上编以作家为中心，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词人或词人群体进行个案分析，重点论述他们独特的人生体验和人生态度，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特词风，揭示唐宋词人在处置人生重大问题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共同心态和个性化的情感世界。下编以作品为中心，按照词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所表现的情感内容对宋词作“土壤学”的分类研究。宋代词人的人生是丰富复杂的，既有“酣玩”和“雅玩”的人生享受，又有夹杂着甜蜜和苦涩的恋情经历，更有着种种不幸和痛苦。凡此种种，便形成了宋词题材多样、风格繁复的总体风貌。本编以“人生世相”和“人生况味”为标题，以“人生”作为提挈全文的纲要。余论部分揭示词中人生意蕴对于当代人的思想启示，认识唐宋词在现代社会中的“活性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