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是中国读者和观众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名字。虽然这位世界著名的戏剧大师的名字已在19世纪中叶中国出版的书刊上出现，但是他的作品直到本世纪初才被介绍给中国的读者。1903年，英国作家兰姆兄妹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第一次被译成中文，某中十个故事的文言译文被编成一个集子，题名为《解外奇谈》；次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林纾翻译的同一本故事集的全译本，定名为《吟边燕语》。而直到1921年，莎士比亚的第一个剧本（《哈姆雷特》）才被田汉完整地译成中文。至今，他的全部剧作已为中国读者的所熟悉，每一个剧目起码有两个以上的中译本。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莎学发展很快。1984年12月，中国莎士比亚研究合正式宣告成立，并在北京和上海组织了1986年和1994年两届莎士比亚戏剧节。许多大学的英文系和中文系都把莎士比亚戏剧列为专业必修或专业选修课。莎士比亚已成为深受中国广大读者喜爱的外国作家。曹禺先生在1984年为中国莎学会会刊《莎士比亚研究》所写的发刊词中的一段话极好地描述了莎士比亚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的地位。

本书从社会学、人类学和比较哲学的角度，分析、研究了中国明清时代作品中人物的情感和心境。

眉，我的诗魂的资养全得靠你，你抱着我的诗魂，像母亲抱孩子似的，他冷了你得给他穿，他饿了你得喂他食—有你的爱他就不愁饿不怕冻，有你的爱他就有命！　—徐志摩致陆小曼1936年，上海文坛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是二十世纪新诗坛祭酒徐志摩诞生四十周年和罹难五周年，徐地摩未亡人陆小曼为了纪念，出版了她整理编选的《爱眉小扎》，从而把她和徐志摩之间那刻骨铭心的倾城之恋，完完整整的公之于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也因此增添了一部唯真唯美的散文佳作。所谓“爱眉小扎”，指的是徐志摩和陆小曼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顶住来自家庭和社会各方面的压力真心相爱、相许，所写下的一组日记和书信。《爱眉小扎》有两种版本。一种是1936年1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真迹手写本”，系题为“爱眉小扎”，署名“心手”的徐志摩1925年8月9日至31日、9月5日至17日的日记手稿影印本；另一种是1936年3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铅排本，除了收入除志摩上述日记之外，还增收了徐志摩1925年3月3日至5月27日致陆小曼信十一封和陆小曼1925年3月11日至7月11日所写的《小曼日记》。“真迹手写本”用上等连史纸，黑、蓝两色套印，十开丝线装，美仑美奂，限印一百部，极为珍贵。铅排本小32开布面精装，配以精美护封，同样素雅大方，惹人喜爱。《爱眉小扎》之所以引人注目，因为它是徐志摩与陆小曼热的真情告白。在三十六载短暂而又浪漫的人生中，徐志摩先后与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三位女性产生情感纠葛，而最纯真、真动人的是他与张幼仪离异之后，与林徽因失恋之后，遇到了陆小曼，很快与陆小曼坠入爱河，爱得轰轰烈烈，爱得死去活来，爱得令假道学震惊，爱得使后来者钦羡。这一切在《爱眉小扎》中表露得明明白白，显示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得以再真切不过的感受徐志摩和陆小曼两颗活泼泼的爱的灵魂。尽管徐志摩反抗名教，追求理想的真爱，“从茫茫的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的努力，最后以不完美的情感悲剧而告终，但他的爱情历程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困惑和悲哀，从而也就超越了一般名人的风流韵事，而且有了文化的内涵和省思。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幼稚天真的小姑娘。她在树林里迷了路，来到了三只熊的家。于是，她喝了他们的粥，坐了他们的椅子，睡了他们的床。熊爸爸、熊妈妈和熊孩子回来了：谁动了我们家的东西了？这还了得！情急之下，小姑娘只好怆惶而逃，说不定她还惦记着甜甜的粥，舒服的椅子和软绵绵的床呢！

暂缺简介...

本产品包括：《列夫·托尔斯泰文集1》、《列夫·托尔斯泰文集2》、《列夫·托尔斯泰文集3》、《列夫·托尔斯泰文集4》、《列夫·托尔斯泰文集5》、《列夫·托尔斯泰文集6》、《列夫·托尔斯泰文集7》、《列夫·托尔斯泰文集8》、《列夫·托尔斯泰文集9》、《列夫·托尔斯泰文集10》、《列夫·托尔斯泰文集11》、《列夫·托尔斯泰文集12》、《列夫·托尔斯泰文集13》、《列夫·托尔斯泰文集14》、《列夫·托尔斯泰文集15》、《列夫·托尔斯泰文集16》、《列夫·托尔斯泰文集17》共17本。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19世纪俄国最伟大的作家。出生于贵族家庭，1840年入喀山大学，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1847年退学回故乡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1851～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1854～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几年军旅生活不仅使他看到上流社会的腐化，而且为以后在其巨著《战争与和平》中能够逼真地描绘战争场面打下基础。1855年11月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其成名作《自传体小说童年》（1855）、《少年》（1857），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道德自我修养”主张和擅长心理分析的特色。从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之中可以看到他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主张自上而下改革而在白己庄园试验失败的过程。 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重重矛盾，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这些观点反映在其短篇小说《琉森》（1857）之中，后又创作了探讨生与死、痛苦与幸福等问题的《三死》、《家庭幸福》。 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托尔斯泰再度出国，结识赫尔岑，听狄更斯演讲，会见普鲁东。他认为俄国应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贵族应走向“平民化”。这些思想鲜明地体现在其中篇小说《哥萨克》（1852～1862）之中。 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小说以四大家族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主要探讨俄国前途和命运，特别是贵族的地位和出路问题。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典型形象鲜活饱满，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制。 1873～1877年他经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小说艺术已达炉火纯青。 70年代未，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写成《忏悔录》（1879一1882）。80年代创作：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中篇小说《魔鬼》（1911）、《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哈泽·穆拉特》（1886～1904）；短篇小说《舞会之后》（1903），特别是 1889～189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复活》是他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成为世界文学不朽名著之一。 托尔斯泰晚年力求过简朴的平民生活，1910年10月从家中出走，11月7日病逝于一个小站，享年82岁，一代文学巨匠走完其人生旅程。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古典名著，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杰作，可谓是雅俗共赏，家喻户晓。四部作品问世以来，在传抄、雕板和印刷过程中，历经数百年，已经有了许多种版本。同时，书中的版画和插图，也有了许多各具形态和特点的作品。这些版画、插图、不但和作品中的情节、人物相互对应以达到图文并茂、生动形象的效果，而且也能够反映出版刻艺术和绘图艺术的发展、演变与继承关系，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为此，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精心编选了一部分木刻版画和石印本插图的精品及代表性作品，分别编成《水浒传版刻图录》、《三国演义版刻图录》、《西游记版刻图录》、《红楼梦版刻图录》，线装精印，奉献给广大读书。

鲁迅的一生，为中国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是伟大的。但是在他生前与死后却不断遭到各种恶意与非恶意的非议与诬蔑。本书作者自称是鲁迅著作的热心读者，为了捍卫鲁迅，他利用多年业余时间，完成了《鲁迅与他“骂”过的人》一书，于1996年出版，该书在一年多时间里销售已逾万册。近期作者又写了这本姐妹篇：《鲁迅：最受诬蔑的人》。两书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鲁迅与他的论敌的论战，而后者则是针对鲁迅去世以后，一些文人墨客对鲁迅的种种非议、攻击、谩骂和诬蔑。本书同样会受到读者的欢迎。看过很多的评论鲁迅的文章，颇为高兴，中国有那么多人热爱鲁迅，理解鲁迅，人间正气，浩然长存。鲁迅死了那么久，仍然有那么多人咒骂，证明他威灵犹在，仍同活着时那样使某些人不舒服，也证明鲁迅不朽。忘了是布瓦洛还是拉辛说过：“世上没有被捧成的伟人，更没有伟人会因咒骂而变得渺小。”鲁迅正验证着这句话。

本书对作为思想家、哲学家的朱熹文学活动作了一番巡礼，详细论述了朱熹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以及其关于古代典籍的整理、注释，充分展示了朱熹在宋代文学史上的成就，对目前朱熹研究中缺乏对其文学成就评价的现状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一号存斋，世称随园先生，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祖籍慈溪（今属浙江）。乾隆四年（1739）进士，选庶吉士，入翰林院。乾隆七年（1742）改发江南，历任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知县。乾隆十四年（1749）辞官，居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小仓山随园。以后除乾隆十七半（1752）曾赴陕西任职不到一年外，终生绝迹仕途。袁枚主持乾隆诗坛，为性灵派领袖。著述甚丰，有《小仓山房诗集》、《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子不语》、《随园尺牍》、《随园随笔》等十来种。传见《清史稿》卷四八五等。本书是清代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其体制为分条排列，每条或述一评’或记一事，或采一诗（或数诗），乃随笔式。本书的编撰，旨在倡导性灵说诗论，以反对乾隆诗坛流行的沈德潜格调说与翁方纲以考据为诗的风气．本书于作者辞官后开始编撰，正编成书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由毕沅等资助付梓。补遗则写至作者病故为止，成书于嘉庆年间。本书主要价值在于其所阐述的性灵说诗论。其涵义是从创作的主观条件出发，强调创作主体必须具备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要素。性灵说的真情论主张：一、真情乃诗人创作的首要条件，所谓“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卷三），“赤子之心”即性灵、真情。二、真情是诗歌所表现的主要内容，所谓“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卷五）。三、以真情感人是诗的主要审美功能，所谓“圣人称：‘诗可以兴’，以其最易感人也”（卷十），此论乃针砭沈德潜的“诗教”说。性灵说的个性论主张：一、诗人须具个性，故称“作诗，不可以无我”，“有人无我，是傀儡也”。（卷十）“我”即独具的个性。二、艺术创作须有独创性，既不圊干古人，亦不盲从流俗，“要之，以出新意、去陈言为第一着．”（卷六）三、反拟古、反格调：“明七子论诗，蔽于古而不知今”（卷三），“专唱宫商大调，易生乙厌”（卷四），此说亦批判了明七子的后继者沈德潜。性灵说的诗才论主张：一、诗人创作须具备特殊才能。“性灵”的本义即指人灵智的本性，故亦称灵性。袁枚论诗则有“笔性灵”、“笔性笨”之分。（见《补遗》卷二）“笔性灵”则有诗才，乃针对翁方纲以考据为诗而发的：“经学渊深，而诗多涩闷，所谓学人之诗，读之令人不欢。”（卷四）二、诗人创作时产生灵感现象。首先，灵感降临时诗人处于艺术思维的高潮，“兴会所至，容易成篇”（卷二）。其次，灵感持续时间甚短，不易把握，当“兴会已过”，化“千万力气”亦不易再得。（见卷三）最后，灵感的偶然性与必要性相统一。书中引唐诗喻之：“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卷二）三、艺术表现须自然天成，因此推重“天赖最妙”（《补遗》卷五）；即使对素材提炼加工亦须不露斧凿痕迹。四、诗歌形象要生动、灵活、有趣。书申引证杨万里语“风趣专写性灵”（卷一），又一再标举“生气”、“生趣”（《补遗》卷三），旨在倡导以生动风趣的形象抒写性灵。本书的精华在于“话”，而基础却在于“诗”，故书中采录了大量印证诗论的作品，不拘时代、流派，不拘作者身份、性别，尤可称道者是闺秀之什颇多。本书亦有不少诗坛掌故，诗歌本事、诗人轶事的记载，虽不无庸俗之处，但可见乾隆文化状况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