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论述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诸如中国人的性格、思维方式、人生追求，妇女问题，政治社会问题，文学艺术，乃至中国人的最佳生活模式。作者语言朴质流畅，娓娓道来，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我们现在将英语作为一种“世界英语”（WORLDENGLISH）来看待；于是，英语不再只是单纯的一门异族语言，它同时融合着不同民族的表达形式并折射其多姿的文化。一个世纪以来，有过这样的一位位中国人，他们以各自令人惊叹的完美英语，对世界解说着中国，对祖国表达着赤忱。如今，我们相信，还有更多的中国人胞怀一样的向往，因为，跨越世纪的开放中国需要引进，他需要输出。我们出版中国人的英语著述，正是为有志于此的英语学习者树一个榜样，为下个世纪的中国再添一份自信，还为世界英语的推广呐一声喊。选择林语堂的作品重印出版，首行旬因为林氏在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方面杰出的成绩。他用英语创作的一系列作品曾经轰动欧美文坛，并且影响深远，其中有的被美国大学选为教材，有的被政府高层倚为了解中国之必读，一直被视作阐述东方文化的权威著述。其次还因为林氏高超的艺术造诣和非凡的文化修养。作为国际笔会的副会长，并获诺贝尔文学将的提名，他的创作无疑为他赢得了国际文坛的巨匠地位，同时也为中国人赢得骄傲。再者，应是惊叹于林氏那“极其美妙，令以英文为母语的人既羡慕敬佩又深感惭愧”的精纯娴熟的英语；当然我们也终于让林语堂先生不再遗憾“……三十年著作全用英文，应是文字精华所在，异未能与中国读者相见……”《吾国与吾民》是林语堂第一部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的英文著作。林氏在该书中用坦率幽默的笔调、睿智通达的语言娓娓道出了中国人的道德、精神状态与向往，以及中国的社会、文艺与生活情趣。在本书中他发挥自己“两脚踏东西文化”的优势，常用中西比较的眼光看问题。该书于1935年————林氏举家旅美前夕——由赛珍珠夫妇的TheJohnDayCompany出版。赛氏亲自撰写序言，誉其为“最真实、最深入、最重要的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美国的书平家T.F.Opie甚至说：“不管是了解古老的或是现代的中国，只要读一本《吾国与吾民》就足够了。”《吾国与吾民》畅销后，赛珍珠便邀请林语堂赴美写作。应该承认，本书无论从内容上还是语言上来说，都是我国曲语爱好者难得的一本读物。但尤需指出的是，林氏的某些观点是与马克思主义相违背的，这绝不代表我们作为出版者的观点，希读者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慎审明辨，同样的原因，我们对个别地方的删节也请读者理解。

本书试图以一种自由开放的漫画形式对《西游记》进行全方位的透视，内容大致如下：其一，《西游记》的成书。《西游记》作为一部世代累积而成的作品，无疑吸收了前人的创作成果，对于《西游记》以前有关的取经故事，《西游记》与史实之关系，笔者都予以详尽的介绍，庶几可以看出吴氏在创作过程中借鉴文学遗产及民间传说的一些线索。其二，《西游记》之人物。《西游记》人物的塑造，可谓至精妙。其三，小说与宗教之关系。陈寅恪先生早就指出，《西游记》故事取自佛书。书中涉及大量佛、道教义和人物，也有不少谈佛论道的内容，在题材、结构以及情节安排上都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但取材宗教并不等地表现宗教，小说中的宗教世界，是一个被充分世俗化了的人间社会缩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些内容，笔者将以通俗的语言和轻松的笔调予以介绍。此外，关于《西游记》的艺术特色、作者、版本情况及小说的影响，本书均有详细的论述。希望它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把将学术研究引入大众的工作推向深入。

国家“九五”重点图书。本书主要内容包括：绪论、上编：歌妓制度的积淀——唐宋词的社会文化因缘；中编：风俗行为的表征——唐宋词的社会文化功能；下编：雅与俗的冲撞——唐宋词的社会文化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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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作家，而不是作为一个怪人、异人而存在的。也许她将不仅仅属于现代文学史。遥想几十年、几百年后，她会像她欣赏的李清照一样，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一个稳定的位置也说不定，而我们知道，那时候今天为我们所熟知的许多现代作家肯定都将被忽略不计了。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编，收集作品有从前、家庭生活场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读书岁月、港战中的印象、少作、卖洋文，谈中国人、成名等。

本书分论丛、述评与介绍、读书札记、胡著汉译、回忆录、附录等六部分，收录了研究和总结胡适的学术成就、思想遗产20余篇。

周南《周南》与后文的《召南》后人称为“二南”，共有诗二十五首，其中《周南》十一首，《召南》十四首。关于《周南》和《召南》的创作时间，从古至今多有争议。汉代的《毛诗》及齐、鲁、韩三家《诗》都将“二南”的创作时间定在西周初年。《毛诗序》云：“《关雎》、《磷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放系之召公。”唐孔颖达《疏》云：“《关雎》、《麟趾》之化，是王者之风，文王之所以教民也。王者必圣，周公圣人，故系之周公。……《鹊巢》、《骏虞》之德，是诸侯之风，先王太王、王季所以教化民也。诸侯必贤，召公贤人，政系之召公。”南宋朱熹的《诗集传》作了更进一步的阐述：“武王崩，子成王诵立。周公相之，制作礼乐，乃采文王之世风化所及民俗之诗，被之管弦，以为房中之乐，而又推之以及于乡党邦国，所以著名先王风俗之盛，而使天下后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这种说法，直到清代才受到怀疑。如崔述在《读风偶识》中便提出惆南》和《召南》“不但非文王时诗，而亦不尽系成康时诗矣”。现代学者运用历史、考古等多方面材料进行研究，认为《周南》和《召南》中的诗篇大约创作于西周末床周初，即周王室东迁前后。关于“二南”的产生地域，古今学者的意见较为一致，即认为约产生于今天的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的江汉流域。这两部分诗中也多次提到“江”、“汉”、“沦”等水名。按照古人的说法，“二南”之所以分为《周南》和《召南》，也和它们产生的地域相关连。东汉郑交《诗谱》云：“周、召者，《禹贡》雍州歧山之阳地名，……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歧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爽之采地，施先公之一教于己所职之国。武王伐纣定天下，巡守述职，陈诵诸国之诗，以观民风俗。……属之太师，分而国之。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歧而行于南国也。”认为周、召之分乃以所谓“化行”而不以地区。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二南”是以周公、召公分陕而治区分。《水经注？河水》：“昔周、召分陕（今河南陕县），以此城为东西之别。”即“二南”之诗的划分以陕为地界，产生在陕以西的、今河南南阳、湖北枝江以西地区的诗歌归入《周南》，以东则归入《召南》，总之都在今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的江汉流域。从“二南”中的诗篇来看，后一种说法较为可信。什么是“风”？古今学者说法不一。《毛诗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日风。”以为指风教。朱嘉《诗集传》则云：“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以为指民间歌谣，这种说法本于汉代何休情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以及《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太师采诗以观风俗。宋代学者郑樵曾加以发挥，朱更加以采纳，清代学者方玉润又从而扬之，而为现代的大部分学者所采用，并将十五国风中的许多诗篇确定为“民歌”。实际上，十五国风中的诗篇都应该作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其他的一些说法，如认为十五国风的许多诗和中国远古时期的部族图腾崇拜有关，为图腾崇拜的祭扫用诗，则多属揣测，为标新而故作奇异之词，皆不足论。关于“二南”的“南”，历来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南”是“《诗》之一体”，应该与《风》、《雅》、《颂》并列，而不应包含在《风》里。（摘自3―4页）

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没有谁像鲁迅这样给后世造成这样大的影响，留下这么多的话题。他的著作，至今拥有广大的读者。然而鲁迅又是一个难以描述的存在，走时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陷入表述的尴尬。这套《回望鲁迅丛书》汇集了国内外有关鲁迅的回忆录和和研究文字，是迄今为止关于鲁迅研究的一次较为全面和规模较大的文献汇编。鲁迅学早已在为一门显学。而且这门学问将要继续“显”下去。本书是《回望鲁迅丛书》系列之一。本书将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与周建人的回忆文字集合起来，其内容主要选了两个弟弟回忆长兄青少年时代生活的篇什。书中的文章包括，周作人的《百草园》、《鲁迅的国学与西学》、《鲁迅与歌谣》等，周建人著有《鲁迅先生小的时候》、《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关于鲁迅的断片回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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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屋中的呐喊》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心理学的角度回顾家庭和教育对鲁迅心理发展的影响，说明中国文学传统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第二部分是全书的中心，系统阐释鲁迅的文学创作，包括短篇小说、散文诗及杂文；第三部论述鲁迅最后的十年，集中研究他对文学和政治关系的看法。通过这三个部分，作者试图重新描述出鲁迅真实的心路历程，揭示出鲁迅内在的深刻悖论与矛盾。作者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鲁迅并非一位有体系的，甚至也不是前后一贯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的‘发展’也并非顺着一条从社会进化论到革命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路线。在我看来，他是一位高度‘思想化’（intellectualized）的作家，他把自己的思想和情绪（内心的鬼）转化为艺术的意义结构（structuresofmeaning），这种意义结构是决不能肤浅地仅仅理解为抽象的‘革命意图’的。鲁迅最终完成了自己在文学方面的使命，经历了许多的考验和错误，“他的心智成长的过程其实是一系列的以困惑、挫折、失败，以及一次又一次灵魂探索为标志的心理危机的过程”。书名中所使用的“铁屋”隐喻，是一个双重隐喻，既指中国社会和文化，是鲁迅所反抗的古老社会与传统的象征，也指鲁迅本人复杂的精神状态，那存在于其心底深处的绝望与期待。这种充满矛盾与悖论的鲁迅形象，建立于作者细腻入微的文本分析。作者把鲁迅作品置于中国文学传统的大背景之中来审视其作为艺术家的独创性，说明在前人积累的极其丰富的文学传统中进行创新的努力，才是鲁迅的“现代”和“伟大”之处，也才是鲁迅的现代性之所在。李欧梵认为鲁迅的文学创新及其深刻的“现代性”与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不可分割，甚至对西方文学、特别是短篇小说艺术技巧的借鉴也由此而触发。鲁迅创作的现代性与其说体现于象征、反讽、叙事等形式层面，不如说体现于这些形式层面所表达的主观的内心的精神活动。因此，李欧梵对鲁迅作品的文本分析、对鲁迅复杂精神世界的探寻其实是融为一体的。即以《野草》而论，以往论者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其中的抑郁情绪，而李欧梵却认为《野草》是一次形式试验与心理剖析的完美结合，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通过对《野草》各篇相类形象的细读，李欧梵寻绎出文本背后的意蕴，以求重建作者叙述的寓意：诗人的内心自我正处于矛盾绝望之中，开始进行一种荒诞的对意义的求索。但他又意识到，在其长久求索的终点，并没有什么至高的目的，只有死亡与坟。当他在过去与未来的时间框架中寻求确定存在的意义时，发现“现在”也...[更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