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作用，实在不亚于文艺复兴运动之于欧洲。然而，它的发动，并不如我们今天悬想般的轰轰烈烈，勿宁说是静悄悄地进行。《新青年》编辑导演的答王敬轩的“双簧信”，就是著名的例子，目的是要弄出响声来，让全社会知道。这是寂寞的。至少，当时处于边缘地带的鲁迅是这么感觉的。为了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前驱者，或者也因他未能忘怀于往日筹办流产的《新生》杂志的寂寞的悲哀，他终于在黑暗的铁屋子里呐喊起来，但从此，中国便有了首批新型的白话小说。鲁迅自己说过，他的文字有两类，一类是为别人乃至为敌人的，一类是为自己的。依照这种说法，小说当介于两者之间，既有明确表达问题意识和社会责任的方面，也有抒写个人精愫的方面。说到小说创作，他说：“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且是要改良这人生。”正是人生，把别人和自己统一到他的小说里来了。然而，鲁迅毕竟是一个属于现代中国的作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偶像破坏者，他可以毁弃传统的一切，却固执地保留了由它孕育的苦难，身为奴隶的屈辱的永久见证。正如一位评论家说福克纳的小说里有“古老的声音”那样，在鲁迅的小说中，同样鸣响着这样一个声音，世世代代从未中断的深沉的声音，东方大陆的声音。

本书大致来源于三种情况：一是来自博士后出站报告，即第一章、第三章的部分内容和第二章。二是断断续续地与研究界同人的进行讨论和争鸣的文章，即第一章与第四章的部分内容。三是较系统地探讨道德形而启蒙以及启蒙文学思潮如何向“后启蒙”思潮转型的内容，即第四章的主要部分与第五章。本课题几个部分的研究分别得到不同形式的立项资助。先是于2001年申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获准立项，后又被批准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基多项目，并受到教育部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资助，这次的出版又承蓉倪为国先生的鼎力支持，幸得忝列“上海三联学术文库”。需要说明的是在已发表论文的基础上加以调整修改收入本书，其中第三章的第一节与第三节的底稿系我与童娣合写的论文。

《叛乱的眼睛：审美与文化视野中的文学》收录《从“鉴赏”到“消费”——消费文化与文艺学研究范式变革》、《文艺学的“越界”——大众文化背景下文艺学的“边界”问题》、《文学研究之我见》等文章，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研究。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化剧烈、发展迅速的一个世纪。19世纪中期以来的近代化进程到20世纪开始加速，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换。学术研究是一个时代社会文化的构成部分，同样经历、体现着这种历史的变化。 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涌现出了众多的学术名家和大批的字术经典，中国的学术研究也在这一世纪从学术观念到著述形式逐步建立起现代学术思想研究的体系。研究、总结20世纪人文学科学市发展的历史，不仅是对各个学科学术研究百年成就的审视，也是对中国学术研究现代化进程的一次集体回顾，意义深远。

我和周汝昌先生相识近半个世纪，是好朋友。尽管我们对具体问题的观点不尽相同(包括对曹雪芹和《红楼梦》，我们的看法也有分歧)，却不妨碍我们深挚的道义之交。他一生心血都倾注于曹雪芹及其《红楼梦》，锲而不舍，研究的深度和力度与年俱增。而我读书却总爱涉猎多方，浅尝辄止，终不免一事无成。最近读完周先生的《红楼艺术》。，不禁为他鞭辟入里的创见新解而倾倒折服。他不仅是曹雪芹的知心人，是《红楼梦》的鉴赏家，而且通过此书还证明了一个事实：没有受过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长期熏沐陶冶的人，是不易真正理解"红楼"三昧的。 首先这本书的写法便迥异寻常。作者不凭藉任何舶来品的文艺理论(其实周先生毕业于原燕京大学西语系，他的英文好到能翻译陆机《文赋》的程度，因此对西方新旧各派的文艺理论都很熟悉)，而全用我国传统文学艺术的各色理论为武器，来分析阐释《红楼梦》的艺术特点，从微观(生活细节)到宏观(全书结构)，从事件的脉络到人物的特征，无不探微抉秘，发前人之所未发。 其次，我们与其说曹雪芹是个天才，毋宁承认周汝昌先生对我国传统文化艺术所具备的高度素养。从这本书即可看出，作者诚然是一位红学家，而同时他还是文艺批评家、书画理论家和音乐评论家；他不仅通小说戏曲，而且长于旧诗词与骈体文的写作；大而上自中华文化，小而下至民间底层的风俗习尚，他无不有深广而细致

本书阐述的现象与华人的文化背景有密切的关系，而华人文化传统中的灵魂观和圣经的看法事实上却是有一段差距。本书首先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华人文化向来注重“做人”，另一方面谈论了基督教谈救恩，也同样不能不讨论“人是什么”这一重要的议题，因为这方面的理解深深影响着基督徒的生活。相关研究者阅读参考。本书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华人文化背景中的灵魂观主要考察了中国文化中不同传统如道教、佛家、儒家对灵魂的看法；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了西方思想史上不同哲学流派对灵魂的论述；第三、第四部分主要分析了基督教对灵魂的描述，并阐述了基督教与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本书不只论及基督教灵魂观，同时预备与其他宗教、哲学对话交流，期盼所呈现的基督教灵魂观，不只是给信徒的，也是给所有人的，不只是给教会的，也是给社会的。

本届论坛的组织者们确曾设想过一种标新立异的会议方式：既然会前已把所有的论文都贴上了论坛网页，而且从理论上说所有的与会者都已通过该网页在会前阅读了全部论文，那我们何不干脆就直接进入讨论程序，直接就几个场次的中心问题展开争辩？但思来想去，论坛的组织者们最终还是放弃了这种比较激进的计划，他们在最后一刻胆怯了、退却了，于是论坛开成了人们所惯常经历的那样。固然，与会者的思想是活跃的，交锋是尖锐的，气氛是热烈的，态度是坦诚的，提出的问题和观点也往往给人以启发，但受时间的限制，讨论往往是点到即止，从而留下了遗憾。如果拿本届论坛与2003年的民间文化青年论坛第一次网络会议相比，两次会议可以说各有千秋。第一次会议提出了不少前沿性的问题，与会者大都是从各自的问题意识介人讨论的，那一次会议提出的问题我们至今记忆犹新：民俗、民间文学研究是应当告别田野、回到文本还是应当文本与田野并重或更注重田野？民间文化传统的本真性是被发现的还是被发明的？引进的西方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是我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普遍方法，还是我们建构意识形态的特殊资源？我们如何通过对钟敬文先生学术成就的评价把握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未来发展的契机？但是，这些问题尽管鲜活，讨论的结果却仍然让人感到有些泛泛而论，也就是说，基于感性认识的意见居多，具有理论深度的知识积累还不尽如人意。

大约在二十多年前，人们在拓展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时，开始正式关注中国的"近代"文论史了；大约在十多年前，人们面临着20世纪即将过去而热衷于总结一个世纪的各种学术史时，回顾和总结"20世纪"文论研究的著作也开始着手编著和陆续问世。这些近现代的文论史和文论研究史，尽管五花八门，各显神通，但其主要精神无非是在说明这时期的中国文论在激变，或者用"现代性"一点的话来说，是在向"现代转型"。不过，写史毕竟要照顾到史的体例等等，"现代转型"这个主题多数还是要在整个"史"的长链中通过作家作品的分析等体现出来的，也有些论著尽管以"转型"为题目，但实际上还是不脱写史的惯性，"转型"仍然作为一种"潜台词"来让读者自己去体会。而今念然这本著作就不但以"现代转型"为标题，而且的确以"现代转型"为论题，从逻辑的层面上来展开的。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从编写近现代的文论史，到写近现代的文论研究史，再到集中研究近现代文论的"现代转型"问题，二十多年来的三级跳式的研究脉络是一清二楚的。这一历史的脉络就表明了我们的学术研究正是在不断地深入。

诗经表达了诗经时代汉民族的精神风貌。诗经的温婉、朴质与淳一，是诗经时代的内心留存。而这样的内心却是那样普遍而易感，她搏动十那个时代的山水、风物、劳作、宗庙之间。我们只要深入其中，立即可以把诗经读至动人之境。《诗经》是我国远古流传下来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被视为中国诗歌的圭臬。《诗经》包括《风》《雅》《颂》三部分。“风”，即音乐的一种曲调，来自民间，共160篇；“雅”是符合朝廷礼仪规范的乐曲名称，共105篇；“颂”是用于朝廷和宗庙祭祀的乐章，分《周颂》《鲁颂》《商颂》，共40篇。本书在编辑体例上打破了传统的《诗经》选本模式，采取“左史右诗”的形式，即左页为诗经历史背景介绍，右页为作品注释及品析。这一全新的编辑体例为读者提供了两条阅读线索：一条是介绍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600年间天子诸侯、公卿列士、底层平民的生：舌状态，当时的礼仪风俗；另一条线索是《诗经》怍品的注释和品析。这也是本书区别于当代其他《诗经》选本的独特之处。多年来，我国大学中文本科生一般熟读《诗经》约10首，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熟读《诗经》约70～80首。本书以此为标准进行精选，并作了适当延展，其收录篇目对广大读者来说已经足够。本书对《诗经》中的玉、植物、鸟，以及原始成语作了详细介绍，“附录”对《诗经》的体制和相关名词进行了解释。全书收录了_400多幅精美图片。这些图片，既有反映当时王公贵族、底层贫民的居室、服饰、生活装饰、祭祀礼器的实物，也有汉唐以来的丹青妙手对《诗经》诗意的图画诠释。

本书作者丁淑芳是美籍华裔，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研究了丁玲和她的母亲，这在丁玲研究领域还是比较独特，前所未有的。作者从独特的视角分析叙述了丁玲和她母亲的人生经历，揭示了她们之间的相互影响，阐释这种关系对丁玲的人生重大选择的重要作用，为丁玲看似反常的选择寻找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作者恰当地使用心理传记的分析方法大大增加了这种合理性。它让我们看到丁玲在她的数次牢狱之灾中反复出现的选择模式，她如何在与母亲的生活的对比中确立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这种信仰又是如何转化成强大而自我满足的内心世界，让她在历经磨难后仍然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