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三言”作为一个整体，其基本特征是：它是“话本 ”和“拟话本”的合集。这是它不同于在它之前刊行的《六十家小说》为代表的话本集和在它之后刊行的《拍案惊奇》为代表的拟话本集的地方。在“三言”里，“话本”和“拟话本”虽然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看起来亲如一家，但它们却来自不同的母体。前者孕育宋元以来的瓦舍文化，是瓦舍众伎的一种，后者是晚明以来主情思潮的产物，是以教化苍生为目的的文人作品，它“拟”话本，实在只算是借壳投生，和民间话本其实是貌似神离的。笔者认为，对话本与拟话本进行比较研究离不开其所根植的文化土壤，这是它们孕育而生的母体。总之，笔者对话本、拟话本特征的比较研究是着眼于全体的普遍性研究，希望读者、评家不要将这些特征绝对化。讲英语当然是英国人的特征之一，但并非说一口流利英语的都是英国人，所以希望读者、评家也着眼于全体的普遍性，对笔者所论提出有益的补充和指正。

卡邱霞·玛丝洛娃是一个农妇的女儿。母亲在女地主索菲亚姊妹的牛奶场上工作。父亲是流浪的吉卜赛人。玛丝洛娃三岁时母亲死了。女地主看她长得清秀，便把她收养下来。因此，她过着一半小姐，一半婢女的生活。她做女工、收拾房间，用白灰擦亮神像，烤肉、磨粉、煮咖啡，洗些不费力的东西；有时读书给女主人听。十六岁时，爱上女地主的侄儿、年青的贵族聂赫留朵夫。那时，他是个大学生，到姑母家来度暑假。两年后，聂赫留朵夫去服兵役，因顺路经过姑母家，在姑母家住了四天。在一个复活节的晚上，他和玛丝洛娃发生了肉体关系。临别，他塞给玛丝洛娃一百卢布，便到部队去了。此后，聂赫留朵夫连封信也没捎给过她。她已怀孕了。一次，玛丝洛娃打听到聂赫留朵夫要经过庄园附近的车站。原先姑姑们邀请他下车来看望她们，而他却回电说，他不能来了，他要在指定的日期到达彼得堡。玛丝洛娃很伤心，但她决定亲自赶到车站去见他。那是个阴雨、凉风的秋夜。由于天气漆黑，她看不清田野上的小路，迷失了方向。待她赶到车站时，火车就要开动了。她看到聂赫朵夫坐在头等车厢里。可是来不及和他说一句话儿，火车已开动了。玛丝洛娃沿着月台追去，头巾也掉了，还摔了一大跤。玛丝洛娃周身被雨水淋湿，筋疲力尽地回到家里。从这天起，她思想起了很大变化，认识到自己和贵族少爷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她想象着聂赫留朵夫“坐在丝绒的椅子上，在那个灯光明亮的车厢里说啊、喝酒啊找乐子；我呢，却在露天下，风吹雨打，站在黑地里哭”。她不再相信人，认为一切都是欺骗。当聂赫留朵夫的姑姑知道玛丝洛娃怀孕后，便把她从家里赶了出去。她为了生活，只好去给人家当女仆。但每次都遭到男主人的调戏和侮辱。生下的孩子也死了。最后，她沦落到基达叶娃妓院，成了妓女。十年后，玛丝洛娃因受一起人命案的牵连，受到法庭的审判。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个西伯利亚商人司蔑尔科夫到妓院寻欢作乐。茶房卡尔金庚和当过使女的勃契诃娃，见商人有钱便起了谋财害命的念头。他们把一包药粉交给玛丝洛娃，要她放到商人茶杯里，骗她说是安眠药。当时，玛丝洛娃正被商人纠缠得厉害，想摆脱他，便照样做了。结果商人被药死了。案发生后，茶房和使女贿赂律师，把罪责全栽在玛丝洛娃的身上。法院开庭审判玛丝洛娃的案件。聂赫留朵夫作为贵族代表参加陪审。在审讯过程中，法官们只忙于自己的私事，对案件审理却心不在焉。一位法官因和妻子刚刚吵过架，心情不佳、愁容满面。他担心当他审完案子回家后，妻子给不给他饭吃。另一位法官叫玛特维伊，老是迟到。他关心的是自己的疾病。他想，从门边走到他座位那儿，如果走的步数能用三除尽，他患的胃粘膜炎就会好。这段距离走二十六步就可走完，于是他赶紧加了一小步，凑成二十七步。副检察官卜列维喝了一夜酒，根本还没有从酒宴中清醒过来，便开始宣读起对玛丝洛娃的审判案件来。法庭庭长为了要在六点钟之前赶去和一个红头发的瑞士姑娘约会，他希望审判早点结束。聂赫留朵夫在陪审员席上认出了玛丝洛娃。这使他十分震惊。他回想起勾引玛丝洛娃的经过，认为自己是造成她不幸的罪人。他在诱奸玛丝洛娃后，一度曾受过良心的苛责。但当他想到上流社会的人都这么干时，他便心安理得了。服役期满后，他去过姑姑家一趟。但这时，玛丝洛娃早被女地主撵出家门了。之后，聂赫留朵夫为了使自己忘掉犯下的过失，竭力不去想这件事。现在他和贵族柯尔查庚一家正打得火热。人们在议论他要娶柯尔查庚的小姐玛丽娅了。然而，他并不打算结婚。他正和某县的一个贵族首领的妻子私通。审判继续进行。法院要给玛丝洛娃定罪了。副检察官卜列维站起来发了一通谬论。他以犯罪的遗传学来判定玛丝洛娃有罪。他认为下层阶级天生是下贱的，下贱的人必然会犯罪。玛丝洛娃是妓女，是“最低级的退化的榜样”，犯罪是毫无疑义的。最后，由陪审员们对玛丝洛娃写定罪意见。他们认为玛丝洛娃没有抢劫、偷钱的意思，可是忘了加上“没有谋害性命的意思”，聂赫留朵夫也一时疏忽了。这样玛丝洛娃必须判罪了。本来，庭长不同意这意见，但他怕耽误和红头发姑娘的约会，便匆忙结案。宣判玛丝洛娃押赴西伯利亚服苦役四年。玛丝洛娃被押回监狱，犯人们对玛丝洛娃都给以同情的问候。当他们知道她已被判刑时，一个犯人说：“这年月，真理跑到狗那儿去啦。”聂赫留朵夫认为法庭作出了不公平的判决。他去找律师法纳律，准备把案件告到高级法院。同时，他还去找检察官。承认自己曾勾引过玛丝洛娃，要求去探狱，并准备和玛丝洛娃结婚来弥补自己的过错。他宣称说，今后自己不再当陪审员了，因为法庭“所有的审判不但没有益处，而且不道德”。在狱中，聂赫留朵夫见到了玛丝洛娃，要求她宽恕他，并把自己要和她结婚的决定告诉她。但玛丝洛娃不能饶恕他的过去。她气愤地说；“你去找你的公爵小姐们好了，我的价钱是一张十卢布的钞票……我是犯人，你是公爵，这儿没你什么事……你在这个世界里拿我玩乐还不算，又要用我来救你自己，好让你能上天堂！我讨厌你：你那眼镜，你那肮脏的胖脸！去，去！”聂赫留朵夫吃了闭门羹，但他想为了对得起良心，即使玛丝洛娜不愿和他结婚，他也要跟她一道去流放。她走到那儿，他便跟到那儿。他开始批判自己所走过的生活道路，感到寄生生活的可耻，要和自己的阶级决裂。为了作好上西伯利亚的准备，聂赫留朵夫回到自己的田庄：库兹明斯果耶村。他在田庄上实行改善农民生活的措施。他把田地用贱价（比同县农民在地主那里租到的土地要便宜三成）出租给农民，改变农民对地主的依赖关系。然后，他又到巴诺佛（他从姑姑那里继承来的田庄）访问，亲自和农民交谈，了解他们生活情况，同情他们的贫困和处境。他认为：“老百姓赤贫的主要原因是失去了唯一能养活他的土地”。他赞同美国人亨利·乔治的课税制的办法，认为“土地不能成为什么人的财产，它跟水、空气、阳光一样不能买卖，凡是土地给与人类的种种利益，所有的人都有同等享受的权利”。在这里，他同样把土地租给农民，并进一步把农民交纳的资金当作公益金或税款供给农民自己使用。他召集农民代表商谈。开初，农民半信半疑，他们不敢相信地主的这份好心。经聂赫留朵夫再三解释，最后他们接受了。聂赫留朵夫从农村返回省城时，他感到如释去重负般的无穷快乐，有一种旅客在发现新陆地的时候，一定会感到的那种新奇的感觉。聂赫留朵夫把在巴诺佛找到的一张姑姑家的合家照片，带给了玛丝洛娃，上面有她和聂赫留朵夫的相；并告诉她，他要上彼得堡走一趟，大理院将要对玛丝洛娃的上诉案件进行审理了。同时，他还帮助玛丝洛娃从监狱转到监狱医院去工作。聂赫留朵夫到彼得堡后，住在姨妈家。姨夫伊凡·密海罗维奇伯爵是前任国务大臣。聂赫留朵夫通过他的介绍，去拜访了几个有势力的人物。其中有大法官渥尔夫、上诉委员会的委员佛罗比奥夫男爵、官办教会负责人托波罗夫。但这些上层官僚们，同样只顾自己的私利，不管犯人的死活。通过访问，聂赫留朵夫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些官吏，从他姨妈的丈夫、大法官、托波罗夫算起，直到各部会的办公桌前面坐着的那些漂亮、干净、庄重、自以为了不起的大人先生们为止，虽然明明看见这种局面使得无辜的人受苦，却一点也不介意，所关心的只不过是镇压和祛除所有的危险分子罢了”。玛丝洛娃上诉案，被大理院以理由不充分驳回。聂赫留朵夫离开彼得堡，把这坏消息告诉玛丝洛娃听。这时，玛丝洛娃已离开了监狱医院。她被人诬告与医务助理员勾搭，而被赶回狱中。聂赫留朵夫再次向她表示：自己决心跟她上西伯利亚去。玛丝洛娃又重新爱上了聂赫留朵夫，而且爱得那么深，不知不觉间她完全依照他希望她做的去做了：戒了烟酒，不再卖弄风情。但她又想到这种结合，对他是一种不幸。她不能接受所爱的人为她作出的牺牲。押赴西伯利亚的犯人起程了。那是个天气炎热的七月，街上差不多一片荒凉，少数几个过路人在路边阴影里走着。有的犯人经不起烈日照晒，当场中暑倒毙了。聂赫留朵夫一路为犯人恶劣的处境四处奔波说情，他几乎成了犯人的袒护者。同时，在他运动下，玛丝洛娃被调到政治犯行列中。在这个队伍里既安静又和平，也不再受男人的纠缠。玛丝洛娃感到政治犯都是些“可爱的好人”，并知道了他们跟平民站在一边，反对上层阶级。他们当中有些是属于贵族阶级的，却为平民牺牲了他们的特权和自由，这使得她特别看重他们，佩服他们。她认识了一个叫西蒙松的政治犯。这是个腼腆、谦虚而又意志力极强的人。他在大学毕业后，加入民粹派，任过乡村教师，并“公开抨击他认为虚伪和不公正的事情”。为此，他被捕了。不久，西蒙松爱上了玛丝洛娃。这时，玛丝洛娃必须在西蒙松和聂赫留朵夫之间作出选择。她感到：“聂赫留朵夫是出于慷慨，又由于过去发生的事情，才向她求婚。可是西蒙松却在她现在的境遇里爱她，只因为爱她而爱她。”于是，她接受了西蒙松的爱。聂赫留朵夫靠彼得堡朋友副检察长塞列宁的帮助，把玛丝洛娃的案件，由服苦役改判为在西伯利亚近处流放。他把消息告诉给玛丝洛娃。这时，有一种需要家庭和孩子的想法涌上他心头。然而，玛丝洛娃已决定跟西蒙松走。她不愿意“毁了”聂赫留朵夫的生活。聂赫留朵夫再次遭到拒绝，但他没有痛苦的感觉。他已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和牺牲去爱她。他付出了足够的代价来补偿自己的过失。于是，他心平气和地在狱旁椅子上睡了一个又香又甜的觉。最后，玛丝洛娃和西蒙松走了。聂赫留朵夫被留了下来。他在福音书里找到了五条生活准则：对上帝要虔诚、不起誓、要忍辱、爱敌人、勿反抗。他认为人们如果遵循这五条法则，并不断悔过自新，便可以“获得最大的幸福，地上的天国也会建立起来”。他开始过一种全新的精神生活。他的灵魂得救了。

明清艳情小说繁荣的时代，天理让位于良知，人的基本生存欲望得到前所未有的肯定，为新的性观念的形成做好了辅垫，预示着真正思想解放时代的来临。明代中后期，享乐主义盛行，声色放纵，“娼妓布满天下”，文人狎妓成为时尚，春宫画册在社会上流行，房中术成为众人谈论的话题……世风流靡，从而建构了一个畸形的欲望世界。艳情小说创作之动机，或为迎合世俗、或为人生情趣之表达，更多的是非理性的宣泄，甚至将欲海漂流当作文人风流。《金瓶梅》的世界是个感情荒芜的欲望世界，《如意君传》借男女性爱揭示历史真相，《肉蒲团》以性冒险为载体参悟大道，《姑妄言》集艳情小说之大成……

著名红学专家周汝昌先生情迷《红楼梦》的又一部力作。关于本书，周先生说：“我是梦见贾公子宝玉，梦中讨论红楼一‘梦’，方才撰成此书的。梦是‘萦思结想’的结果，梦宝玉而相谈，论《红楼》以对话，不也是一桩新异事吗？！下笔以后，却未有阻滞之感，倒是意趣盎然。乘势而进，不觉积至九九八十一篇。我想起了《诗经》上的两句：‘嘤其呜矣，求其友声’。我想与贾宝玉对话，就是为求友声。写了那给诸位读者，也还是为了一个友声。<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化剧烈、发展迅速的一个世纪。19世纪中期以来的近代化进程到20世纪开始加速，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换。学术研究是一个时代社会文化的构成部分，同样经历、体现着这种历史的变化。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涌现出了众多的学术名家和大批的学术经典，中国的学术研究也在这一世纪从学术观念到著述形式逐步建立起现代学术思想研究的体系。研究、总结20世纪人文学科学术发展的历史，不仅是对各个学科学术研究百年成就的审视，也是对中国学术研究现代化进程的一次集体回顾，意义深远。《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第一章绪论，是20世纪之前的古代小说研究的回顾，从第二章起，按时间顺序，分几个阶段叙述，但新时期古代小说研究十分繁荣，这20多年，发表的著作和论文数量超过了前80年总和好几倍，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介绍的重点，因此，篇幅占全书的一半以上。为了章节平衡起见，将新时期分为三章叙述。《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叙述，但有的问题，则采取相对集中的办法，如《红楼梦》海外索隐派，有的著作出版在六七十年代，有的则到八九十年代，我们把它集中在一起写。我们介绍的内容到2000年为止，但为了让青年同志的著作为更多人了解，他们2000年以后的著作，就作者所知，尽可能在正文或注释中予以介绍。

《观点文学2004》包括“文坛反思”、“文化观察”、“争鸣与讨论”、“作家作品”、“热点追踪”、“艺术点击”等部分内容。

Black Cat有声名著阶梯阅读Level 3。本套书精选世界经典作品，也包括富于创意的现代作品；既有脍炙人口的小说、戏剧，又有非小说类的文化知识读物，品种丰富，内容多样，适合口味不同的读者挑选自己感兴趣的书，享受阅读的乐趣。这套书为读、听者提供了有益的背景资料，包括作家生平、时代背景、人文知识等，有助于培养青少年的跨文化意识。书中许多传世名画，更给人充分的艺术享受。加之全书图文并茂，更使视、听两种感官得以完美地结合，为广大青少年和英语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学习英语的新天地。

明人黄凤池汇集唐人绝句，请名家书写、绘画，编成《唐诗五言画谱》、《唐诗七言画谱》、《唐诗六言画谱》，总称《唐诗画谱》。这部画谱受到历代诗人、书画家和各界人士的普遍喜爱，长期以来，传布极广，多次翻刻，并流传到日本，《唐诗画谱说解》就以《唐诗画谱》所选各诗为对象，加上简明的注释，并逐篇简要评说其艺术特征，帮助读者鉴赏这些诗篇。《唐诗画谱》的刊行，对唐诗的绍介、推广很有意义，特别是请名家书写、绘画，这对推广和发扬诗、书、画融通的优良传统很有贡献。但是，《唐诗画谱》出版后，只有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索》等数种工具书列出条目，予以介绍，还没有人加以研究，对该书的文学就及其问题作出恰当的评价，也还没有详明的评注本问世，具有中学文化水平的朋友，阅读该书还有一定的困难。为此，笔者受齐鲁书社的委托，编注这本《唐诗画谱说解》，以飨读者。《唐诗画谱说解》以《唐诗事谱》所选各诗为对象，加上简明的注释，并逐篇简要评说其艺术特征，帮助读者鉴赏这些诗篇。

本书是《红楼外梦》之一，主要描写贾宝玉身边的四大丫头。着重描写了袭人对宝玉的一片痴情。详细描写了袭人为了成为宝姨娘与身边的丫头勾心斗角，处心积虑找机会拆散宝黛二人，在宝玉离家出走后，出门去找他，历尽千辛万苦，最后淹死在池塘里的故事。作者描写生动、详细，值得文学爱好者一读。

在长达七十多年的苏联文学史中，左琴科作为"唯一成熟的幽默大师"，他的文学创作和他本人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大起大落的命运，无疑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典型。本书旨在通过对他作于二十年代的幽默小说和三十年代以后文体革新之三部曲的解读，一方面彰显其文学创作独特的诗学特性，另一方面映照出社会政治环境对其创作的影响干预，乃至过早结束其艺术生命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