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是多种文化因素相互作用而成，它或多或少都受到其他学科的“渗透”和“融合”。本书主要从文学与语言学、历史学、宗教哲学、心理学和人类学之间的交叉影响的制度，粗略地归纳这些学科对文学的“干预”及顺向影响。

记得胡适说过，“历史家需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象力。没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评判史料的工夫；没有高远的想象力，不能构造历史的系统。”故此，郭先生的这部《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首先最吸引读者的就是作者宏阔敏锐的史家眼界，亦即胡氏所言的“高远的想象力”， 这无疑来自其对近代文学乃至近代学术的深刻体认与把握。体现在构架上就是视野开阔气势磅礴的大气感，44万字的《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体大思精：上篇“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脉络为线索，分开创期（1919－1949）、拓展期（1950－1979）、繁盛期（1980－2000）三个阶段论述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在20世纪的进展情况，准确归纳出每个阶段的特点并作出了较为公允恰当的评价，系统总结了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和主要得失。下篇“学术的论争与研究的深入”，选择20世纪近代文学研究中有争议、有代表性的文学流派、作家作品、文学现象、重要问题之论争与研究的深化进行评述，显示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在20世纪“曲折中前进”的基本发展态势和走向。下篇中两位青年学者所著的两章，对百年来梁启超与鸳鸯蝴蝶派的研究，既是总结又时有新见，持论公正而不落俗套，尤其引人注目。　“精密的功力”则体现在本书资料的丰富翔实。举凡近百年来近代文学主要研究成果几乎被尽数网罗书中，其中有些是曾经被漠视甚至湮没的资料。作者通过对不同阶段、不同背景、不同语境中研究成果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较为清晰地勾勒出中国近代文学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从而实现了作者为一代“学术”做“史”的基本目的。　其次，真正的文学史不仅包括作家和作品，而且还应包括作品和作家不断被阐释的历史。没有作家与作品被阐释的曲折历程，很难算得上真正的文学史，至少不是完整的文学史。20世纪80年代开始近代文学学科建设趋于成熟，多种中国近代文学史专著相继出版。这些文学史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近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和变革动因。但真正从作家作品的不断被阐释这一独特角度切入来审视近代文学走过的百年历程的，惟《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堪称首创。郭先生把唯物史观的确立、西方文化的影响与意识形态（政治因素）的干扰作为对20世纪文学研究影响最大的三个因素，通过对近代文学作家作品在这三种因素的影响下不断被重新阐释的复杂微妙过程的研究，从近代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发展阶段及其特点、文学思想及其流变、中西文化交汇及其对近代文学的影响诸方面，较为客观地对近代文学进行了总体透视。　中国近代文学作为历史转型期的文学，又处于中西文化交流和撞击的大潮之中，其研究对象本身的这种复杂性和特殊性决定了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道路自然是既艰难曲折又精彩纷呈。新世纪伊始，《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回顾与总结20世纪以来近代文学的学术历程，对推动21世纪的近代文学学科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是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关于曲律的研究著作，书中在清晰的中国汉语诗律学的研究脉络内，把前人的研究成果和作者的研究心得杂糅在一起，既有关于汉语诗律的一般常识，又有关于曲律的专门论述，内容全面详尽，对于广大读者、曲律的初学者和深入研究者都大有裨益。书后还附有节选自王国维先生《宋元戏曲史》和王易先生《词曲史》中的两段文章，作为对曲的相关知识的补充资料，以飨读者作者简介：王力（1900—1986），中国语言学家，广西搏白人。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后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广西大学、西南联大、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教授。王力一生从事汉语教学与研究工作，对汉语语音、语法、词汇的历史和现状研究精深，并兼擅诗文、翻译。著有《中国现代语法》、《汉语诗律学》、《汉语音韵学》、《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同源字典》、《龙虫并雕斋琐语》等学术著作。

《跻春台》是成书于清代末年的一部拟话本小说集，全书四十篇，所载内容大多是公案小说，为四川方言古籍。本书研究了此书中的四川方言口语词汇和《汉语大词典》失收的词语。

莎士比亚，英国诗人、戏剧家。1564年4月23日生于沃里克郡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镇。其父约翰·莎士比亚经营羊毛、皮革制造及谷物生意，1565年任镇民政官，3年后被选为镇长。莎士比亚幼年在当地文法学校读书，1582年同邻乡农家女安·哈瑟维结婚。1585～1592年莎士比亚经历不详，传说他当过乡村教师、兵士、贵族家仆，并因偷猎乡绅T.路希爵士之鹿逃往伦敦，先在剧院门前为人看马，后逐渐成为剧院杂役、演员并开始剧作生涯。1592年，剧院经理P.亨斯娄首先提到莎士比亚的剧作《亨利六世》上篇。同年，剧作家R.格林在其《千悔得一智》中影射莎士比亚姓氏，并引用《亨利六世》下篇台词，骂莎士比亚是“一只暴发户式的乌鸦”，可见他当时已颇有名望。1594年，他和当时名演员W.坎普、J.伯比奇同属宫内大臣剧团，同当时新贵族骚桑普顿伯爵、埃塞克斯伯爵等均有来往。他的剧团除在天鹅剧场、环球剧场演出外，也到宫廷演出，夏季或瘟疫流行期间，则到外省演出。1596年，莎士比亚以其他名义申请到“绅士”称号及家徽，1597年在斯特拉特福购置了房产，1599年成为环球剧场拥有1／10股份的股东。1610年莎士比亚卖出了他的股份，回乡隐居。1616年4月23日在家乡病逝，葬于镇上的圣三一教堂。莎士比亚在22或23年间共写了37部戏剧，其中只有16部在他生前以4开本盗印版出版。原因是因当时作家将剧本卖给剧团，剧团为垄断便不发表，被盗印的剧本则是由演员口授，或在演出时被人速记下来，故而版本多有遗漏和错误。1623年，莎士比亚去世7年后，曾与他在国王供奉剧团（前身即宫内大臣剧团）共事的演员海明和康德尔收集莎士比亚遗作36部（其中有20部是首次付印），出版了第一个莎士比亚戏剧集，即后人所谓第一对开本，其中的剧目不是按创作年代，而是按喜剧、历史剧和悲剧3类编排的。从18世纪后期开始学者们研究了莎剧的创作年代、分类和分期问题，但说法不一。一般来说，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可分以下3个时期：第一时期（1590～1600）以写作历史剧、喜剧为主，有9部历史剧、10部喜剧和2部悲剧。9部历史剧中除《约翰王》是写13世纪初英国历史外，其他8部是内容相衔接的两个4部曲：《亨利六世》上 、中、下篇与《理查三世》；《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上、下篇与《亨利五世》。这些历史剧概括了英国历史上百余年间的动乱，塑造了一系列正、反面君主形象，反映了莎士比亚反对封建割据，拥护中央集权，谴责暴君暴政，要求开明君主进行自上而下改革，建立和谐社会关系的人文主义政治与道德理想。10部喜剧《错误的喜剧》、《驯悍记》、《维洛那二绅士》、《爱的徒劳》、《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 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无事生非》、《皆大欢喜》和《第十二夜》大都以爱情、友谊、婚姻为主题，主人公多是一些具有人文主义智慧与美德的青年男女，通过他们争取自由、幸福的斗争，歌颂进步、美好的新人新风，同时也温和地揭露和嘲讽旧事物的衰朽和丑恶，如禁欲主义的虚矫、清教徒的伪善和高利贷者的贪鄙等。莎士比亚这一时期戏剧创作的基本情调是乐观、明朗的，充满着以人文主义理想解决社会矛盾的信心，以致写在这一时期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也洋溢着喜剧气氛。尽管主人公殉情而死，但爱的理想战胜死亡，换来了封建世仇的和解。然而，这一时期较后的成熟喜剧《威尼斯商人》中，又带有忧郁色彩和悲剧因素，在鼓吹仁爱、友谊和真诚爱情的同时，反映了基督教社会中弱肉强食的阶级压迫、种族歧视问题，说明作者已逐渐意识到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矛盾。第二时期（1601～1607）以悲剧为主，写了3部罗马剧、5部悲剧和3部“阴暗的喜剧”或“问题剧”。罗马剧《尤利乌斯·凯撒》、《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和《科里奥拉努斯》是取材于普卢塔克《希腊罗马英雄传》的历史剧。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和悲剧《雅典的泰门》标志着作者对时代、人生的深入思考，着力塑造了这样一些新时代的悲剧主人公：他们从中世纪的禁锢和蒙昧中醒来，在近代黎明照耀下，雄心勃勃地想要发展或完善自己，但又不能克服时代和自身的局限，终于在同环境和内心敌对势力的力量悬殊斗争中，遭到不可避免的失败和牺牲。哈姆雷特为报父仇而发现“整个时代脱榫”了，决定担起“重整乾坤”的责任，结果是空怀大志，无力回天。奥赛罗正直淳朴，相信人而又嫉恶如仇，在奸人摆布下杀妻自戕，为追求至善至美反遭恶报。李尔王在权势给他带来的尊荣、自豪、自信中迷失本性，丧失理智，幻想以让权分国来证明自己不当国王而做一个普通人，也能同样或更加伟大，因而经受了一番痛苦的磨难。麦克白本是有功的英雄，性格中有善和美的一面，只因王位的诱惑和野心的驱使，沦为“从血腥到血腥”、懊悔无及的罪人。这些人物的悲剧，深刻地揭示了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已开始出现的种种社会罪恶和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表现了人文主义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具有高度的概括意义。由于这一时期剧作思想深度和现实主义深度的增强，使《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终成眷属》和《一报还一报》等“喜剧”也显露出阴暗的一面，笼罩着背信弃义、尔虞我诈的罪恶阴影，因而被称为“问题剧”或“阴暗的喜剧”。第三时期（1608～1613）主要作品是4部悲喜剧或传奇剧《泰尔亲王里克里斯》、《辛白林》、《冬天的故事》、《暴风雨》。这些作品多写失散、团聚、诬陷、昭雪。尽管仍然坚持人文主义理想，对黑暗现实有所揭露，但矛盾的解决主要靠魔法、幻想、机缘巧合和偶然事件，并以宣扬宽恕、容忍、妥协、和解告终。莎士比亚还与弗莱彻合作写了历史剧《亨利八世》和传奇剧《两位贵亲》，后者近年来被有的莎士比亚戏剧集收入。莎士比亚的戏剧大都取材于旧有剧本、小说、编年史或民间传说，但在改写中注入了自已的思想，给旧题材赋予新颖、丰富、深刻的内容。在艺术表现上，他继承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英国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戏剧的三大传统并加以发展，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创造性革新。他的戏剧不受三一律束缚，突破悲剧、喜剧界限，努力反映生活的本来面目，深入探索人物内心奥秘，从而能够塑造出众多性格复杂多样、形象真实生动的人物典型，描绘了广阔的、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图景，并以其博大、深刻、富于诗意和哲理著称。莎士比亚的戏剧是为当时英国的舞台和观众写作的大众化的戏剧。因而，它的悲喜交融、雅俗共赏以及时空自由、极力调动观众想象来弥补舞台的简陋等特点，曾在18世纪遭到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古典主义者的指摘，并在演出时被任意删改。莎剧的真正价值，直到19世纪初，在柯尔律治和哈兹里特等批评家的阐发下，才开始为人们所认识。然而当时的莎剧演出仍常被纳入5幕结构剧的模式。19世纪末，W.波埃尔和H.格兰威尔-巴克强烈反对当时莎剧演出的壮观传统，提倡按伊丽莎白时代剧场不用布景的方式演出，以恢复其固有特点。

本书旨在深入细致地开掘李渔小说戏剧的思想意蕴，展示李渔小说戏剧的独有价值，及戏剧与小说之间的互动关系。运用了“文化、文献、文本”交错融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对具体问题逐一探讨，以系列论文的形式结构全篇，着重展示李渔小说戏曲的艺术精神。本书从作家对待生活和生命的态度来诠释作品，切入作家的心路历程，为李渔小说戏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思维，新方法，具有一定启示性。

《人间词话（繁体竖排版）（插图本）（套装上下册）》，王国维着。王国维字静安，一字伯隅，号颧堂。一八七七年出生于浙江海宁，一九二七年六月自沉于北京頣和园昆明湖。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在文史研究的多个领域均有卓著的创举和贡献，生平著述丰富，侯人辑有《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人间词话（繁体竖排版）（插图本）（套装上下册）》是王国维先生融合西方的哲学、美学思想对中国古典文学停行阐发和批评的一部文学理论作品。在这部看似散漫且只有数千字的“词话”中，王国维以他独创的〔璄界说〕对中国古典诗词以及作家兴作品的关系、作品兴时代的关系、文体的变迁、古人诗词评的得失等作了瘅幽发微的分析、比罗和评价，体现了他自己独特且具有一定系统性的文艺思想。自问世以来，《人间词话》受到很高的重视和评价，“境界”一词更是成为中国古典诗词批评的一个标准。《人间词话（繁体竖排版）（插图本）（套装上下册）》收録《人间词话》本编六十四则和《人间词话删稿》四十九则。王国维原文中提及的诗词和引用的语句，除个别过于冗长的以外，均出注列出原文或说明出处；原稿中个别字句有讹误和诗词作者有两种说法的，也尽量加按语作出说明。另外，根据诗词的意境和版面的需要，配以适当的插图，线装彩色套印，以飨读者。

本书是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研究中国古体诗歌韵律的一部专著。在这本书中，王力先生总结和分析了古体诗每句的字数，古体诗的用韵、对仗、句式、语法，五古和七古的平仄，奇句韵缓和柏梁体，入律的古风及古风式的律诗等方面的特点和规律，从语言文字的角度为我们探索出了一条认识和了解古体诗的道路。作者简介：王力（1900—1986），中国语言学家，广西搏白人。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后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广西大学、西南联大、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教授。王力一生从事汉语教学与研究工作，对汉语语音、语法、词汇的历史和现状研究精深，并兼擅诗文、翻译。著有《中国现代语法》、《汉语诗律学》、《汉语音韵学》、《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同源字典》、《龙虫并雕斋琐语》等学术著作。

孙犁晚年心态的复杂性以及主体对其思想与艺术个性的某种自我遮蔽，增加了读者认识这位大器晚成的文学大师的困难。本书的前半部分深入地评述了孙犁晚年的心态：浓厚的忧患意识、思想家气质的彰显、入世与出世的意识冲突、孤独意识、鲁迅情结、情爱情结等等，近于晚年孙犁的心理评传；后半部分着力探析了孙犁晚年美学思想的内涵、结构、特征及其现代转型的艰难历程，并论述了“耕堂文体”的艺术创造与审美意蕴。本书富于独创性、学理性与浓郁别致的情采，文笔优美隽永，论说精当有力，有助于读者走进晚年孙犁的心灵世界与审美世界。＜br＞

《柳宗元诗文十九种善本异文汇录》汇录柳宗元全部诗文在十九种善本中校出的异文，是一部资料工具书性质的学术著作。柳宗元著作版本很多，但都存在讹、脱、衍、倒等错误，为给读者及研究者提供较好的参考版本，《柳宗元诗文十九种善本异文汇录》以“百家注本”为底本，以世綵本、音辨本、训诂本等9种版本为主校本，以蒋翘东、济美堂本等9种为参考本进行了汇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