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探讨集部的转型与中国本土文学统序建构之间的关系，共分为三个部分：集部之流变与中国文学学科的建构、集部核心要素诗文的赓续与衍生、小说观念的嬗变以及小说与集部关联之形式。本书以集部为切入点，最终目的是探讨中国文学学科建构的整个过程。

左翼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数革命先驱在思想文化领域取得的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密切相关。中国左翼文学的在场者和实践者，往往也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者和传播者。而所谓文学现场研究，我们的理解是，在借鉴“文学场”（布尔迪厄）、“历史叙事”（海登·怀特）、“总体历史”（福柯）、“活着的过去”（科林伍德）等较成熟的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对相关文学活动链、文学事件、文学交往、文学景观、文本关系网络等的还原、体察与研究。因此，本书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传播语境下的中国左翼文学现场研究，从中国左翼文学的“思潮发生现场”“创作现场”“批评现场”“传播现场”“文学活动现场的经典化”五个方面，基于个案和具体现象展开深入探讨，旨在发掘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文学史贡献与思想史意义。其中，还原马克思主义传播语境、选择中国左翼文学现场的结构元素并加以描述和探讨是重点。

本书选取非裔美国文学目前较有代表性的十五位作家的适当篇幅作品，附上适度的作家简介、选读篇章评析以及重要文献推荐，以辅助学习和进一步研究美国非裔文学。本书编写初衷是选材的体量和难易度适中，既能帮助学生在短时间内对非裔美国文学的整体面貌有一个大致认识，又有助于引导学生深化对个别重点作家的了解和研究。本书在对重要作家和作品进行分析介绍的同时，把重点放在介绍对象与其所处的社会条件之间的关系上，既适合对非裔美国文学感兴趣的普通读者，也适合英语专业本科生和外国文学方向的研究生课堂教学使用。

法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纪德十分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西方文学界发现、研究和高度评价俄罗斯文学独特魅力的代表人物之一。纪德从创作到思想、信仰无不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宗师，写作了不少关于陀氏的研究文章。本书包含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散论，以及1908—1921年间在老鸽舍剧院所做的著名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纪德不仅读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对于自己尤其喜爱的几部还反复阅读。这种文本细读式研究在本书中得到充分展现，也为我们今天如何阅读经典树立了典范。本书不仅是重要的文学史文献，也是两位作家乃至法俄文学的对话，对于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纪德都是不可或缺的参考。

“法无解释不得适用。”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以后，我国法治建设所迫切需要的是如何准确解释和适用现有法律。法律解释弥补了法律规范的不足，保持了法律规则的开放性，从而为调整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提供准确的法律适用依据。从体系构成上看，法律解释方法包括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如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价值补充方法（包括不确定概念和一般条款的类型化）和法律漏洞填补方法（如类推适用、目的性限缩和目的性扩张等）。《法律解释学导论：以民法为视角（第三版）》以上述各种法律解释方法为主线，对各种法律解释方法的适用条件、适用步骤、各种解释方法的适用顺序以及适用中应遵循的规则等展开研究。同时，还大量引用真实案例，以更直观地展示各种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过程。《法律解释学导论：以民法为视角（第三版）》是我国著名民法学者王利明教授的经典著作，对法官、律师、公司法务、其他司法工作者及学生学习法律解释学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参考价值。

此书汇编朝鲜半岛自高丽朝至朝鲜末各种文献中有关杜甫、杜诗的评论资料，凡出生于1910年之前，其著作时间在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文献，皆在辑录范围之内，方便学界研究杜甫在朝鲜半岛的地位、杜甫对朝鲜半岛文学的影响等问题。

本书从决策中最核心的因素——“人”的角度，以政府投资决策主体为基础，将政府投资决策法律制度分解为政府投资决策核心法律制度、政府投资决策参与法律制度和政府投资决策监督法律制度，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这三方面法律制度的检讨，力图发现政府投资决策法律制度在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针对这些问题及其原因，探讨构建和完善政府投资决策法律制度的路径和具体对策。

创造社，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的文学团体。 1921年6月8日，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郁达夫的寓所正式宣告成立，初期主要成员大多是在日本的留学生，如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创造社成立后的主要活动地点是在上海，两个月后的1921年8月，“创造社丛书”的第一种、郭沫若的诗作《女神》在上海出版，随后出版的是朱谦之的《革命哲学》、郁达夫的《沉沦》、张资平的《冲积期化石》等。同时，创造社主办的《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等相继创刊。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参加实际的革命工作。之后，创造社又创刊了《洪水》和《创造月刊》等，在较为广阔的天地里展示着自己所向披靡的勃勃生机…… 创造社的这段历史，已有较为详尽的记载，在此无须赘述，引用上述这些话，无非是想给叙述“创造社丛书”提供一个轰轰烈烈的背景氛围。 “创造社丛书”从1921年8月开始出书，直到1929年2月创造社出版部被查封，八年之间共出版图书60多种，作者遍及创造社前后期的成员。而出版者并非单一，而是由被郭沫若曾经称之为“创造社摇篮”的泰东图书局和沈松泉、卢芳创办的光华书局，以及上海创造社出版部三家承担。然而，三家机构在出书的形态上，并非单纯“承接”，呈现的是“交叉”与“平行”的复杂，彼此不搭界，⊙ “创造社”出版标记 而又我行我素。出版的丛书有的编号标明“创造社丛书”，有的则不编号，有的甚至把创造社其他丛书版本拿来重印，还明目张胆标以“创造社丛书”。另外还看到过两种标有“创造社丛书”的出版机构，一是光华书局的“延续”大光书局，还有一种是“泰东”在后期出卖版本纸型而印书的大新书局……凡此种种，在“创造社丛书”的一片天地中，出现的是“昏天黑地”的混乱异常局面，与她的对手文学研究会所出版的井然有序的丛书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这局面，对后世版本研究者来说，绝对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面对一头雾水而叹苦经。虽然有些研究版本的专业机构费尽心力整理出版了“创造社丛书”书目，但不完整与差错不绝已经是既成事实——可见，由历史造成的混乱，要由后世来匡正，那是不现实的，更何况对版本的研究，在没有或没有可能看到所有版本的前提下，要想“匡正”并还原其本来面貌，只能是一种不现实的无奈徒劳！ 鉴此，笔者在介绍“创造社丛书”时，也只能以“无奈”的心情，奉献“无奈”的整理成果，这成果蕞大的特点是“混乱”，版本形态、版本版次等处处显露出这一形态，因此只好请各位鉴谅了，也请以平常心态看待： 萝卜白菜拿到篮里就是菜而已！ 笔者在整理“创造社丛书”之际，前后看到过五种不同的对“创造社丛书”书目的表述（可能还有更多），为了说明起见，请各位耐心阅读以下五种由当时的参与者所列的书目。 第一种： 泰东图书局出版的“创造社丛书”九种： 《女神》（郭沫若著，1921年8月版）《哲学革命》（朱谦之著，1921年9月版）《沉沦》（郁达夫著，1921年10月版）《冲积期化石》（张资平著，1922年2月版）《无元哲学》（朱谦之著，1922年10月版）《星空》（郭沫若著，1923年10月版）《爱之焦点》（张资平著，1923年12月版）《烦恼的网》（周全平著，1924年3月版）《玄武湖之秋》（倪贻德著，1924年4月版）。 如果说，仅此九种也许并不复杂，然而泰东图书局在创造社于1929年2月被查封后，乘人之危，盗用“创造社丛书”之名，先后把创造社原编为“世界名家小说”第一种的郭沫若、钱君胥译《茵梦湖》重印，乱印成“创造社丛书第十九种”；又把原“世界名家小说”第二种的郭沫若译《少年维特之烦恼》重印，在扉页印上“创造社丛书第十种”；还把原“世界名家小说”第三种的郑伯奇译《鲁森堡之一夜》重印，在扉页印上“创造社丛书”，未编号；又将原“世界儿童文学选集”第三种的穆木天著《蜜蜂》重印，在扉页印上“创造社丛书第十四种”；把“辛夷小丛书”第五种的郭沫若译《雪莱诗选》重印，在扉页印上“创造社丛书”，未编号。以笔者和其他研究者推测，可能还有另外一些类似的丛书版本——原本一潭清水，顿时被这五种（可能更多）“自说自话”的版本搅得一片混乱。 第二种，由光华书局出版的“创造社丛书”五种： 《聂嫈》（郭沫若著，1925年9月版）《梦里的微笑》（周全平著，1925年12月版）《文艺论集》（郭沫若著，1925年12月版）《三个叛逆的女性》（郭沫若著，1926年4月版）《东海之滨》（倪贻德著，1926年12月版）。 在此需说明的是，前四种初版本均印有“创造社丛书”字样，但未编号，而在之后的“光华”版重印本中，均未印上“创造社丛书”，弄不清是属于丛书还是不属于丛书。第五种倪贻德著《东海之滨》，虽出版了，初版本和重印本也都相继见到，好像都也未印有“创造社丛书”字样，这便有了疑问： 当年《东海之滨》是否被列入“创造社丛书”？还是尚未见到印有丛书名的版本？到目前为止，已经很难断定。有关叙述，请参见相关的篇目。 另外一份光华书局“创造社丛书”书目，除发现把创造社编的《创造日汇刊》和《洪水第一卷合订》置于丛书内，还发现一种郁达夫的《文艺论集》，此书与郭沫若的《文艺论集》并列，即在“创造社丛书”中有着两种同名、异作者的著作，因此可列入丛书。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中国作家和当代文学赢得世界性的声誉，而这也必然要求中国学界对莫言的创作及变革创新的意义做出更为深入、透辟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立项，本丛书即是这一重大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 丛书所讨论的命题是从由近及远、逐渐拓展的三个层面展开的：其一，作为从乡村大地走来、喜欢讲故事的乡下孩子，到今日名满天下的文学大家莫言；其二，作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之情感脉动的新时期文学；其三，作为被动地卷入现代性和全球化，转而变被动适应为主动求索中华民族独立和复兴之路的进程的描述者和参与者的百年新文学。这三个层面上，在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做出了哪些尝试和探索，建构了什么样的中国文学形象？反之，百余年的现代进程所凝结的“中国特色中国经验”，如何体现在文学之中？它做出了哪些有别于其他国家、民族文学的独特贡献而令世界瞩目？ 通过对于这些重要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莫言的文学创新之路，充分地揭示其创作是与个人的不懈探索和执著地求新求变并重的，是与新时期文学和百年中国乡土文学的宏大背景和积极推助分不开的，而世界文化的激荡和本土文化的复兴，则是其变革创新的重要精神资源。反之，莫言的文学成就，也是新时期文学和百年中国乡土文学的重大成果，并且以此融入中外文化涌动不已的创新变革浪潮。 通过对于这些重要问题的研究，将充分展现莫言重大的艺术成就，揭示其与新时期文学和百年中国乡土文学的内在联系和变革创新的“中国特色中国经验”，并加强民族的文化自信，通过对中国乡村历史风云和沧桑巨变的故事的讲述，为推进21世纪中国的文化创新和走向世界提出新的思考，做出积极的贡献。 通过对于这些重要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莫言的文学成就与世界文学关系的理解，这其中既涉及莫言对于外国文学资源的汲取和化用，也关乎莫言创作及研究在英语、俄语世界的传播及影响。这对于当下方兴未艾的“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将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陇中地域在历史上一直是多民族聚居区，戎、氐、羌、鲜卑、党项、柔然等民族是中华大地上最古老的民族群体，他们和汉族人民一起创造了辉煌的陇中文化。这些民族的习俗和文化遗迹，至今在陇中方言、民歌里保留。本书是对陇中地域文学发展的一个全面总结，是陇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书共分为十六个章节，贯穿了从远古到现代陇中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对陇中地区的作家作品及其文学成就，进行了充分的挖掘和弘扬，特别是对一些被文学史一直忽视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如前秦苻坚集团、吕光集团和西凉李昊集团等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政权所产生的文学和文学现象，做了较为深入的发掘和研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并存的复合型文化形态、具有独特的陇原地域特色与浓厚的河渭洮岷底蕴的陇中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一部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对陇中地域的文学研究和发展将起到推动和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