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菱评点红楼梦》是张曼菱多年来潜心于红学研究的结晶，为近来“红学研究热”中之奇葩。其中充满了真知灼见，可谓字字珠玑，语语惊人。作为中国女性评红出集之第一人，张氏文化视野宽阔，才贯中西，情通现实，展示了其作为承前启后的一代红学奇才的绝代风华。

《红楼梦》是中国和世界文学史、文化史上的划时代的巨著。在这部巨著中，围绕着少数的主人，活动着大量的奴婢人物。其中的奴婢群体形成一个完整的网络，自成一个完整的人群的世界。《红楼梦的奴婢世界（插图珍藏版）》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分析和评价，深入挖掘人性的本质，并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生活在富人群体周围的中下层奴仆的生活画卷，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为了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把握曹雪芹和程伟元、高鄂描写奴婢形象的高度艺术成就，《红楼梦的奴婢世界（插图珍藏版）》不仅详尽分析和评论了年轻美貌聪慧的丫鬟，对《红楼梦》中引人注目的中老年女仆和田性小厮、奴团（焙茗、兴儿、焦大、包勇）也做了详尽的梳理和分析。

《吾国与吾民》是林语堂第一部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的英文著作。林氏在该书中用坦率幽默的笔调、睿智通达的语言娓娓道出了中国人的道德、精神状态与向往，以及中国的社会、文艺与生活情趣。这本书问世了，正如所有伟大的书籍终会问世一样。它满足了以上所有这些要求。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位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的中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与历来的伟大著作的出世一样，《吾国与吾民》不期而出世了。它的笔墨是那样的豪放瑰丽、巍巍乎，焕焕乎，幽默而优美，严肃而愉悦。我想这一本书是历来有关中国的著作中最忠实，最钜丽、了完备、最重要的成绩。尤可宝贵者，他的著作者，是一位中国人，一位现代作家，他的根蒂巩固地深植于往昔，而丰富的鲜花开于今代。——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读林先生的书使人得到很大启发。我非常感激他，因为他的书使我大开眼界。只有一位优秀的中国人才能这样坦诚、信实而又毫不偏颇地论述他的同胞。 ——《纽约时报》星期日书评不管是了解古老的或是现代的中国，只要读一本《吾国与吾民》就足够了。 ——美国著名书评家T.F.Opie　虽然他讲的是数十年前中国的精彩，但他的话，即使在今天，对我们每一个美国人都很受用。 ——美国总统布什书摘：话虽如此，此种思想方式自亦有其限度，因为普通感性的逻辑，只能适用于人事和人类行为上，但不能适用于解决宇宙之奥妙。你固然可以推人情以止息人们的争论，但不能勘定心肺的关联的位置，或决定膵液的功用。因此天象的神秘和人体内容的奥秘，中国人只有委之于直觉。因此有许多学说，未免过于奥妙，盖中国学者直觉地察悉心脏位置于胸膛的右偏而肝脏位置于左偏，有一位鸿博的中国学者大概是俞正燮，他的卷帙浩繁的笔记《癸巳类稿》传诵遐迩，为世所重，他曾发现一本基督教会翻译的人体解剖学，书中谓人体的心脏位于左偏，而肝脏位于右偏，因此下了一个粗鲁的断语，说是西人的内脏组织是不同于中国人的内脏的。从这一个重要结论演绎出来，又下了一个推论，说是因为他们的内脏组织之不同，他们的宗教信仰自亦必相异——这个演绎的推论为直觉论理法很好的标本——职是之故，只有内脏组织不完全的中国人才会信仰基督教。这一位博学的著作家又怯生生地说，倘使耶稣教会知道了这个内容，他们大概不会再这样够劲儿的在中国传教，而收容内脏不完全的畸人为教徒了。　这个论断不是开玩笑，却是很正经的。而且事实上这是中国人的直觉的典型。于是有人觉得科学方法毕竟有些道理。因为用了科学方法虽然你得小心关切像“糖在冰淇凌制造中主要作用在使之甜”这种发现，但也可以用别种幼稚的思考像上述笔记所代表者以图省事。他至少能够用自己的手扪一扪自己的心房的跳动，可是中国读书人是所谓书香子弟，从来就是只开口不动手的。　中国学者这样免去了劳目劳手的愚拙苦役，而具一种基于直觉的质朴信仰。中国学者竟复依据之进而解释人体和宇宙之神秘，至感满足。中国全部医药学和生理学乃根据于道家的五行说——金木水火土。更以人体的组织为宇宙的雏型。肾代表水，胃代表土，肝代表火，而肺代表金，心代表木。非此，几无以施药物。一个人患了高血压，则认为是肝火太旺;患了不消化症，则认为土太旺，泻药可用以增进肾脏之作用，盖所以助养水行，而不消化症却往往而愈。倘遇神经错乱，则可以饮清水并服镇痛剂，庶肾水上升，稍杀肝火之势，因而维持其精神之常态。无疑地，中国的药物是有效的，问题乃在其诊断之学理。　中国人这种思考方法是残存有原始民族之特性的，直觉的思考既无需科学方法之校正，故具有较为自由之余地，而常常接近质朴的幻想。有几种中国药物乃基于文字上之游戏性质的，或为一种奇幻的联想。蟾蜍（蛤蟆）因为生有绉栗之皮肤，即用以治疗皮肤病;又如一种生于阴冷山谷深涧中的田鸡，则认为于身体上有清凉之效用;最近两年来，上海新闻纸上常年登载有出售“肺形草”的广告，此草产生于四川，据称系肺痨病之最良治疗剂。诸如此类同样的奇说，不计其数，至谓小学生不可食鸡爪，食之则会养成抓破书籍之习惯，更属想入非非。　中国人对于文字之魔力，迷信至深，可从生活的各方面证之，此等特性既非逻辑，又非普通感性，乃不外乎一种原始民族时代之心理。幻想与真理之区别，从不加以分辨，亦无意从事于分辨。蝙蝠和鹿常为刺绣出品中很通行的题材。因为蝙蝠之蝠谐音“福”，而鹿字谐“禄”也，中国新郎新娘成婚后，得吃一顿成双酒，席上一定有一颗猪心，它的意义是新夫妇吃了此心，将来终身义结同心。　那也很难说究有多少事情是郑重其事的信仰，又有多少是游戏性质的幻想。不过有许多禁例真不是玩的，比方你在船上进膳，千万莫把鱼翻身，要是你真把鱼翻一个身，那船夫便会狠狠着恼，因为鱼的翻身，提出了船舶翻身的暗示。他也不见得十分清楚这是煞有介事还是无介于事的，但人家都如此说，如此忌讳，他却也不愿费心费力去研究稽考以图证实。这是一个心理阶段，介临乎真实与假托之间，真假混淆，富含诗意，有似黄粱一梦中之境界。

本书是拟从历史文化和生命美学的高度重新解读《红楼梦》的史论专著。全书共分《贵族精神和审美定位》《总体结构及其存在论意味》《贾宝玉的死亡准备》《林黛玉的爱情期待》等十五章。作者摆脱了传统的阅读方法而从《红楼梦》所提供的真实图像和丰富的信息之中，解析出人类文化的历史命运。在王国维的悲剧说和胡适的考据说之后，标出了又一个新的学术观点，即从灵、梦、情的三维结构上探讨《红楼梦》的总体结构、叙述风格、人物造型、意象构建，及其之于整个历史文化的审美价值和之于整个人类精神的反省意味。从一定意义上说，本书既解读了《红楼梦》，又解读了中国文化及其作为参照的西方文化之背景。本书前言自序在汉语语言文化历史上，我认为有二本书是天书，一本是《周易》，一本则是《红楼梦》。有关《周易》，我辈此生也许只能敬畏而无法阐释。所幸的是，我与《红楼梦》倒是颇有缘分。不仅是对小说的整个气脉，即便是其中的局部细节，我都能有心领神会之感。当然，这种解读和阐释具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悲凉，不管行文如何激昂，总也抹不去这样的萧瑟。我不知道整个文化轮回将如何了结，或者说如何走向，此系天机，非我等凡夫俗子所能揣度。然而，就已经出现的种种文化迹象而言，我想人们或多或少总有些许感受。诸如王国维之死，陈寅恪所著《柳如是别传》，等等。我在1992年写的《悲悼〈柳如是别传〉》一文中，已深感从《红楼梦》到王国维之死再到《柳如是别传》之间的文化气脉之衰微。遗憾的是那篇文章在1993年《读书》第4期上发表时被删去了十分之七，致使许多读者没能理解我的感触。在我看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与贾宝玉最终悬崖撒手在文化上具有前仆后继的一致性；而陈寅恪为柳如是作传与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推出大观园女儿世界又是一个息息相通的历史性呼应。审美向度的严重阙如和人文灵魂的空前缺席，使历史败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致使一些先知先觉者不得不首先承担死亡的命运。然而，文化气脉的这种走向，从另一个角度说来，似乎又有一种复兴的迹象。因为不管如何的衰败，整个文化依然气息尚存。历史上游牧民族的两次入主中原，结果都在军事征服之后不知不觉走向文化上的同化。佛教的传播，则产生了禅宗那样的文化命脉；近百年来西方文化的挑战，是否也为汉语文化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契机呢？本世纪以来，汉语文化经受了两次空前劫难，一次是三四十年代来自日本的军事入侵，一次是六七十年代的“文革”，结果都以奄奄一息的状态顽强存活下来。经过这一系列的重创之后，有必要提出一个文化救亡的课题。

许多作家都曾宣称，说他们作品中的主人公完全是虚构出来的，如果有人由此联想到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人，那完全是一种巧合。但这纯属“外交辞令”，为的是避免人事纠纷、甚至可能发生的法律纠纷。事实上，没有一部成功的作品，它的主人公是毫无现实依据、纯粹空想出来的，即使像安徒生的著名童话《夜莺》，也有它现实的影子。本书选择的数十部世界著名的文学作品，通过文学史和作家传记的研究，考察其主人公的现实原型，有的是作家的情人，有的是作家的朋友，有的是作家的亲属，有的是历史人物，都因为某种原因，使和家将他们作为自己创作的原型。文章细致地描述了这些人物，如何进入作家的生活和视野，让作家通过构思，使他们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不朽的传奇人物。

青年学者李光阁将笔触深向九百年前那个令人欷歔的水浒世界，借鉴史学的方法，分析了北宋末年发生的帝王昏聩、梁山英雄好汉们悲喜交加的人生命运，奸臣横行、恶人当道、百姓涂炭、英雄气短的灰社会现象，探讨了北宋末期灰社会状态下的暴力政治规则和各阶层人物的生存博弈法则，极具震撼力并发人深思。在本书中，梁山英雄好汉们悲喜交加的人生命运，被赋予了社会和历史的意蕴：这些好汉以个人卑微的命运，对北宋封建帝国敲响了灭亡的警钟。作品思想敏锐，视觉独特，词锋犀利，文笔老辣，充满机智与幽默，营造了一个真切而厚重的历史阅读场景，丝丝入扣、鞭辟入里的分析，让读者领悟蕴含在水浒故事之中的生存法则与处世智慧。

《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是林语堂旅美专事创作后的第一部书，也是继《吾国与吾民》之后再获成功的又一英文作品。该书于1937年在美国出版，次年便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榜首达52周，且接连再版四十余次，并为十余种文字所翻译。林语堂在书中谈了庄子的淡泊，赞了陶渊明的闲适，诵了《归去来辞》，讲了《圣经》的故事，以及中国人如何品茗，如何行酒令，如何观山，如何玩水，如何看云，如何鉴石，如何养花、蓄鸟、赏雪、听雨，吟风、弄月……林语堂将中国人旷怀达观，陶情遣兴的生活方式和浪漫高雅的东方情调皆诉诸笔下，向西方人娓娓道出了一个可供仿效的“生活最高典型”的模式。

鲁迅出现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文艺复兴时期”，也即东西方文化大交汇的一个极其奇异的历史时期。世界上很难找到像鲁迅这样对东西方文化都十分熟悉的作家，襟怀博大，视野开阔，目光犀利：更难找到像他这样以异质性的文化观念，猛烈地抨击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的作家。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个天中的叛逆者，革新家，个与政治霸权和文化霸权誓不两立、不妥协不屈服的斗士。在人社会中，他孤身奋战，那么勇敢而傲岸。同时，鲁迅又是一个极富于同情心和道义感的平民作家。他可以放弃学者教授的头衔，放弃世俗社会所珍视的一切，但是决不放弃作为一个写作者的贡任。就像他笔一卜的那个复仇的黑色人那样，他惟以儿子般的忠诚，和快十般慷慨赴难的热忱，始终不渝地护卫着苦难的大地，广大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 在鲁迅那里，人格、思想、艺术，是一个极其健全面又充满内在矛盾张力统一体。不但在中国，他是唯一的；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有的特异者。“语录”一词，对于经历过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风雨的人们，会唤起怎样的记忆，是不言而喻的。一个人的思想、人格，无论如何也无法通过简单的“摘句”来体现。对于想要全面了解的读者来说，对原著的阅读是惟一的途径。只是原著的阅读实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尤其在当下，尤其当我们面对的是鲁迅。从这一角度看，一本能够基本客观的“语录”选摘，能够为有需要的阅读做一些有益的引导，总还是件不坏的事情。作为选编者，林贤治先生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如他在前言中所言：“力求显示鲁迅思想和人格中的实质性和丰富性，确是着手的初衷。”

他并不像别的伟大人物那样，带给世间的惟是静止于历史的或一阶段的炫目的光辉；与其说，他带来的是“欣慰的纪念”，凯旋门，缤纷的花束，无宁说是围城的缺口，断裂的盾，漫天无花的蔷薇。作为现时代的一份精神遗产，它博大，沉重，燃烧般的富于刺激，使人因深刻而受伤，痛楚，觉醒，甘于带着流血的脚踵奋力前行。[前言]鲁迅死于20世纪而活在21世纪。这是一个奇异的生命现象。然而，他并不像别的伟大人物那样，带给世间的惟是静止于历史的或一阶段的炫目的光辉；与其说，他带来的是“欣慰的纪念”，凯旋门，缤纷的花束，无宁说是围城的缺口，断裂的盾，漫天无花的蔷薇。作为现时代的一份精神遗产，它博大，沉重，燃烧般的富于刺激，使人因深刻而受伤，痛楚，觉醒，甘于带着流血的脚踵奋力前行。1881年，鲁迅出生的年头，正好临近帝国的悬崖，是时间的断裂带。中国现代化，在民族的屈辱中蹒跚起步，许多陌生的事物，陆续出现在大队蠕动着的辫子和小脚之间。随着经济的萌动，政治改革的一次尝试——戊戍变法——旋起旋灭，蒙受血光之灾。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横亘在官员、士子和百姓面前的共同的问题。汉学家费正清用“沿海中国”和“内陆中国”的概念，阐述中国近代的两大传统。鲁迅的出生地，恰恰落在沿海中国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城镇：绍兴。它是古老的，又是年轻的；它是越王报仇雪耻的故地，又是新书报最早流布的地方。在它四周，毗连大小村落，具有明显的边缘色彩。鲁迅的大家庭过早败落，对应于古老中国的命运，很有点同构的意味。由于祖父下狱事件的牵连，他曾经在乡下度过一段短暂的“乞食者”生活。祖父被判“监斩候”，由最高统治者于顷刻间的“钦点”决定一个人的生与死，这是荒谬的，但是又是天经地义的。权力的这种不测之威，使他自小便为一种无法言说的焦虑、耻辱和仇恨所抓攫。父亲的长期卧病和后来的亡故，无疑加剧了他的精神创痛；而作为长男，又不得不从中担当沉重的责任。家庭的两次变故，把他无情地推落到社会底层；从小康而入困顿，终致自我放逐，远走异乡，“把灵魂卖给鬼子”。生活的巨大落差，构成了他日后反抗现存秩序的广阔而深刻的背景。可以说，鲁迅来自传统中国的黑暗的深部，来自现代的源头，来自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第一波，来自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粗糙的摩擦面。鲁迅及其时代的关系，就整个现代化进程来说，带有某种“原型”性质。由于改革的缓慢，在一个长时段内，前前后后会产生许多彼此类似甚至雷同的事件；也就是说，在无限张开的现实当中，将仍然不断遭逢以往的幽灵。这种“同义反复”的东西，是最本质的东西。鲁迅始终抓住这东西，对于这个前现代社会，则抓住其中的死结：“吃人”。所谓“吃人”，即作为个人的从生存到发展的各种权利，全然遭到剥夺；用马克思对专制社会的概括，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然而，人们已经习惯于奴隶的非人的处境，麻木，苟且，逃避自由。对于现实，一是不敢正视，二是善于遗忘。鲁迅所作的斗争，不但在于揭露黑暗的事实，还要暴露各种企图掩饰黑暗的行为。可怕的是，这其间，除了官方的布置，还有“同人”的合谋，以及民众的参与。鲁迅天生敏感，激烈，不能容忍有害的事物。他极力使司空见惯的东西陌生化，使隐蔽的东西公开化，使稳定均衡的东西极端化和尖锐化，总之，他要使“黑暗的动物”现形，使“铁屋子”里的人们无法昏睡和假寐，使大家看见事实的实在性，使真理自明。鲁迅的全部努力，几乎都在于揭示时代的真相。所以，当我们重温鲁迅的文本时，就会诧异地发现：被揭露出来的一个又一个未曾改变——鲁迅倾其一生都在促进其改变——的事实，已然包涵了一种猫头鹰式的洞见，犹如先知的预言。我们是谁？人还是奴隶？我们是否具备自由的意志和权利？

本书是著名红学专家周思源先生的最新力作。该书选取曹雪芹精心刻画、同时也是读者十分关注的金陵十二钗为对象，从疑点入手，针对当前一般读者心目中可能存在的种种不正确认识，比如林黛玉为什么不可能上吊自尽？给秦可卿看病的为什么不可能是太医院的太医？贾元春为什么不是造成秦可卿之死的告密者等问题，提出一家之言。另外，本书还写了与十二钗有关的几个人物和刑事案件，颇有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