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名著创造的奇迹 几代学人结下的因缘 执掌朝廷大权的慈禧太后竟然是一位红学爱好者，经常以贾母自比，引发宫廷读红热；新红学的开山祖师胡适早年竟然是个索隐派，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权；传世名著《红楼梦考证》是在书商催逼下仓促写就；一位普通编辑改变了一代中国人阅读《红楼梦》的习惯……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发现并非小说家虚构的情节，而是曾经发生的真实故事。《风起红楼》一书，无论是难解的学术公案，还是复杂的人间恩怨，作者无不从容不迫，娓娓道来，曲折有致，将现代红学发展历程进行追溯和还原，为读者揭开了一个个隐藏在红学背后的秘密。

本书为著名作家巴金先生历时8年（1979-1986）写作完成的150篇“随想录”的结集。主要内容为“文革”批判和反思、现实触怀和社会感言，兼及忆旧谈往、文学自述等话题。被称作“讲真话的书”，作者因此被誉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良心”。1994年获首届国家图书奖一等奖。

简介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缘分与命运、做人与处世、容忍、成功、知足、朋友、毁誉、压力、长寿之道、伦理道德……学术大家季羡林先生结合九十多年的生活体验，谈对人生的感悟。作者简介季羡林（1911．8．6- ）山东清平人。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任国文教师。1935年秋进人德国格廷根大学学习赞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印度古代语言。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应聘留校任教。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直至现在）、系主任（至1983年）；1978年开始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屯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敦煌学、糖史等。主持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近年担任《儒藏》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的首席顾问。其著作已汇编成２４卷《季羡林文集》。此外，他还创作了大量优秀散文、杂文作品。编辑推荐学术大师的生活态度，耄耋老人的人生感悟。

《吾国与吾民》是林语堂第一部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的英文著作。林氏在该书中用坦率幽默的笔调、睿智通达的语言娓娓道出了中国人的道德、精神状态与向往，以及中国的社会、文艺与生活情趣。这本书问世了，正如所有伟大的书籍终会问世一样。它满足了以上所有这些要求。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位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的中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与历来的伟大著作的出世一样，《吾国与吾民》不期而出世了。它的笔墨是那样的豪放瑰丽、巍巍乎，焕焕乎，幽默而优美，严肃而愉悦。我想这一本书是历来有关中国的著作中最忠实，最钜丽、了完备、最重要的成绩。尤可宝贵者，他的著作者，是一位中国人，一位现代作家，他的根蒂巩固地深植于往昔，而丰富的鲜花开于今代。——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读林先生的书使人得到很大启发。我非常感激他，因为他的书使我大开眼界。只有一位优秀的中国人才能这样坦诚、信实而又毫不偏颇地论述他的同胞。 ——《纽约时报》星期日书评不管是了解古老的或是现代的中国，只要读一本《吾国与吾民》就足够了。 ——美国著名书评家T.F.Opie　虽然他讲的是数十年前中国的精彩，但他的话，即使在今天，对我们每一个美国人都很受用。 ——美国总统布什书摘：话虽如此，此种思想方式自亦有其限度，因为普通感性的逻辑，只能适用于人事和人类行为上，但不能适用于解决宇宙之奥妙。你固然可以推人情以止息人们的争论，但不能勘定心肺的关联的位置，或决定膵液的功用。因此天象的神秘和人体内容的奥秘，中国人只有委之于直觉。因此有许多学说，未免过于奥妙，盖中国学者直觉地察悉心脏位置于胸膛的右偏而肝脏位置于左偏，有一位鸿博的中国学者大概是俞正燮，他的卷帙浩繁的笔记《癸巳类稿》传诵遐迩，为世所重，他曾发现一本基督教会翻译的人体解剖学，书中谓人体的心脏位于左偏，而肝脏位于右偏，因此下了一个粗鲁的断语，说是西人的内脏组织是不同于中国人的内脏的。从这一个重要结论演绎出来，又下了一个推论，说是因为他们的内脏组织之不同，他们的宗教信仰自亦必相异——这个演绎的推论为直觉论理法很好的标本——职是之故，只有内脏组织不完全的中国人才会信仰基督教。这一位博学的著作家又怯生生地说，倘使耶稣教会知道了这个内容，他们大概不会再这样够劲儿的在中国传教，而收容内脏不完全的畸人为教徒了。　这个论断不是开玩笑，却是很正经的。而且事实上这是中国人的直觉的典型。于是有人觉得科学方法毕竟有些道理。因为用了科学方法虽然你得小心关切像“糖在冰淇凌制造中主要作用在使之甜”这种发现，但也可以用别种幼稚的思考像上述笔记所代表者以图省事。他至少能够用自己的手扪一扪自己的心房的跳动，可是中国读书人是所谓书香子弟，从来就是只开口不动手的。　中国学者这样免去了劳目劳手的愚拙苦役，而具一种基于直觉的质朴信仰。中国学者竟复依据之进而解释人体和宇宙之神秘，至感满足。中国全部医药学和生理学乃根据于道家的五行说——金木水火土。更以人体的组织为宇宙的雏型。肾代表水，胃代表土，肝代表火，而肺代表金，心代表木。非此，几无以施药物。一个人患了高血压，则认为是肝火太旺;患了不消化症，则认为土太旺，泻药可用以增进肾脏之作用，盖所以助养水行，而不消化症却往往而愈。倘遇神经错乱，则可以饮清水并服镇痛剂，庶肾水上升，稍杀肝火之势，因而维持其精神之常态。无疑地，中国的药物是有效的，问题乃在其诊断之学理。　中国人这种思考方法是残存有原始民族之特性的，直觉的思考既无需科学方法之校正，故具有较为自由之余地，而常常接近质朴的幻想。有几种中国药物乃基于文字上之游戏性质的，或为一种奇幻的联想。蟾蜍（蛤蟆）因为生有绉栗之皮肤，即用以治疗皮肤病;又如一种生于阴冷山谷深涧中的田鸡，则认为于身体上有清凉之效用;最近两年来，上海新闻纸上常年登载有出售“肺形草”的广告，此草产生于四川，据称系肺痨病之最良治疗剂。诸如此类同样的奇说，不计其数，至谓小学生不可食鸡爪，食之则会养成抓破书籍之习惯，更属想入非非。　中国人对于文字之魔力，迷信至深，可从生活的各方面证之，此等特性既非逻辑，又非普通感性，乃不外乎一种原始民族时代之心理。幻想与真理之区别，从不加以分辨，亦无意从事于分辨。蝙蝠和鹿常为刺绣出品中很通行的题材。因为蝙蝠之蝠谐音“福”，而鹿字谐“禄”也，中国新郎新娘成婚后，得吃一顿成双酒，席上一定有一颗猪心，它的意义是新夫妇吃了此心，将来终身义结同心。　那也很难说究有多少事情是郑重其事的信仰，又有多少是游戏性质的幻想。不过有许多禁例真不是玩的，比方你在船上进膳，千万莫把鱼翻身，要是你真把鱼翻一个身，那船夫便会狠狠着恼，因为鱼的翻身，提出了船舶翻身的暗示。他也不见得十分清楚这是煞有介事还是无介于事的，但人家都如此说，如此忌讳，他却也不愿费心费力去研究稽考以图证实。这是一个心理阶段，介临乎真实与假托之间，真假混淆，富含诗意，有似黄粱一梦中之境界。

发轫于五四时期的中国新文学，实谓华夏智慧面对现代语境破局之谋，无论就话语内涵还是文体形式来说，在文学史的长河中都是一个激烈的转身。有此剧变，而有一代风流，数辈绝妙文章。告别旧时“言志”与“载道”，新文学义无反顾踏入开启民智的“立人”之途，那个充满焦灼与苦闷、喧嚣与希冀的时刻本身就是饶有意味的一页。而今回头细看先驱者的文本，人的诉求依然激动人心——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彷徨求索的文学家们，是如此直面人生，向善求真，也竟如此违情越俗，踔绝无羁。惟因如此，在当下文化多元交融的现实语境中，现代文学愈益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知识构成和审美记忆。？？？？“名典书坊”着眼现代大家传世篇什，遴选最具阅读价值也最具人文承载之艺术精品，以作家个人各体创作为单册，拟将陆续分辑推出。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本社整理出版现代作家集册凡二三百种，曾先后编有“现代经典作家诗文全编系列”、“世纪文存”、“摩登文本”等现代作品文库。

《红星佚史》里所讲的是古希腊的故事。这书原名为《世界欲》，因海伦佩有滴血的星石，所以易名为《红星佚史》。 《红星佚史》一九零七年十一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署英国罗达哈葛德安度阑俱著，会稽周逴译。该书周作人直接从英语翻译，一九零七年春完成。其中约二十首诗歌由他口译，鲁迅笔述。

鲁迅作品的不同文体之间是有着大体的分工的。他自己说过，写小说是为了“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因此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写杂文是为了“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因此“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而他的散文，或是将“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幻化”为“离奇和芜杂的文章”，或“从记忆中抄出”，“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是更多地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的。鲁迅曾对人说，《野草》里有他的“哲学”，鲁迅还谈到他的所想与所写有“为别人”和“为自己”的区分；我们可以说，鲁迅的小说与杂文是编于“为别人”写的。，他的散则是偏于“为自己”写的，也就是说，他要借散文这样一种更具个人性的文体，来相对真实与深入地来展现其个人存在——个体生命的存在与文学个人话语的存在：这就是鲁迅的散文的特殊价值据。阅读鲁迅散文也自有一种特殊的意味：它会帮助我们走近鲁迅的生命个体，这将是一次心灵的相遇。鲁迅说过：“人的言行，在白天和黑夜，在日下与灯前，常常显得两样”。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人在不同场合、不同语境下，会展现出个人风貌的不同侧面，这就使人们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去观看、体察，达到对其人的全面体认与把握。本书将鲁迅的散文编为四辑，正是提供了四个不同的观察角度。

对于现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作用，实在不亚于文艺复兴运动之于欧洲。然而，它的发动，并不如我们今天悬想般的轰轰烈烈，勿宁说是静悄悄地进行。《新青年》编辑导演的答王敬轩的“双簧信”，就是著名的例子，目的是要弄出响声来，让全社会知道。这是寂寞的。至少，当时处于边缘地带的鲁迅是这么感觉的。为了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前驱者，或者也因他未能忘怀于往日筹办流产的《新生》杂志的寂寞的悲哀，他终于在黑暗的铁屋子里呐喊起来，但从此，中国便有了首批新型的白话小说。鲁迅自己说过，他的文字有两类，一类是为别人乃至为敌人的，一类是为自己的。依照这种说法，小说当介于两者之间，既有明确表达问题意识和社会责任的方面，也有抒写个人精愫的方面。说到小说创作，他说：“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且是要改良这人生。”正是人生，把别人和自己统一到他的小说里来了。然而，鲁迅毕竟是一个属于现代中国的作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偶像破坏者，他可以毁弃传统的一切，却固执地保留了由它孕育的苦难，身为奴隶的屈辱的永久见证。正如一位评论家说福克纳的小说里有“古老的声音”那样，在鲁迅的小说中，同样鸣响着这样一个声音，世世代代从未中断的深沉的声音，东方大陆的声音。

作者所探讨的多属“周边文学”，用的也是“周边方法”。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是祖先留下来的一份丰富精神遗产，要使现代国民再度亲近它们，我们应该以更宽广的视野、更多样的角度来赋予它们以新意，为它们争取更多的读者，并赋予这些文学作品以新义。 作者用了大量的社会生物学、意识进化论、性医学、超心理学、人类学甚至脑神经生理学来解这些文学，事实上，作者以比较熟悉的“知识体系”来解读红楼梦、三国演义、金瓶梅、笑林广记、包公案、白蛇传、七世夫妻、今古奇观等古典文学作品，篇篇精彩独到，师大国文系教授郑明娳说本书：“创见迭现，确实为古典小说找到一个新视角。”

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时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鲁迅：《藤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