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林语堂热悄然兴起。但是由于解放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非文学因素的影响使研究处于事实上的停滞状态，在加上研究对象本身的矛盾性、复杂性，大多数人对林语堂还没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本书作者结合多年的成果，对林语堂的思想、创作、人品等等对进行了自己的评价，具有鲜明的反思性，在林语堂研究领域中占有一些之地。

萨先生在这本书跟《〈水浒传〉与社会》和《〈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是姐妹篇，合为一部“小”著作。一写社会，一写政治，一写家庭，本书讨论的范围很广，分析时，或夹杂原文，或援引典策，且篇幅颇多。作者以政治学家的专业眼光透视政治运作，微言大义，见解精深。本书以《西游记》中的小故事为话题，作者以政治学家的专业眼光透视政治运作，微言大义，见解精深，自出版以来受到各界读者的欣赏。

本书中白先勇编选了自己各个创作时期的代表作，包括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其中短篇小说，按创作的背景归类，例如：桂林、台北及异乡，包括《玉卿嫂》、《寂寞的十七岁》与《永远的尹雪艳》等，以及最新作品DannyBoy，TeaforTwo，共七篇;散文、随笔的内容，包含创作经验，创办《现代文学》杂志与返乡等，共六篇。这一读本展示了白氏创作生命的主要历程。白先勇，广西桂林人，1937年生，幼年时曾居住桂林、南京、上海。1949年至香港，就读九龙塘小学及喇沙书院。1952年赴台湾，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在校期间，与同系同学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李欧梵、刘绍铭等人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培养一代年轻作家，开创新文风，对文学贡献甚大。1963年赴美就读艾奥瓦大学“作家工作室”，获创作硕士后执教于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部29年，现为荣休教授。白氏长短篇小说有：《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孽子》，散文集有：《蓦然回首》、《明星咖啡馆》、《第六只手指》。并有多部作品改编为电影及舞台剧，已出版的剧本和电影脚本有：《游园惊梦二十年》、《玉卿嫂》、《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等。他的小说曾被译成英、法、德、意、荷、希伯来、日、韩等多种文字，在海内外拥有广大读者群。

沈红序/湿湿的想念：七十年前，爷爷沿着一条沅水，走出山外，走进那所无从毕业的人生学校，读那本未必都能看懂的大书。后来，因为肚子的困窘和头脑的困惑，他也写了许多本未必都能看得懂的小书大书，里面有许多很美的文字和用文字作的很美的画卷，这些文字与画托举的永远是一个沅水边形成的理想或梦想。七十年后，我第一次跑到湘西山地，寻回到沅水上游的沱江边，寻找爷爷一生都离不开的故土故水。正值冬季，湘西竟然处处葱笼青翠，与北方都市的昏灰底色成鲜明对比。山还是那座山，湾依旧是那道湾，但桥已不是那座桥，房也不是那幢房，人是新人物，事是新故事了。凤凰城镇里风味独特的吊脚楼，被速生的凤头砖瓦楼渐渐替代，县富民殷，这片土地已悄悄变了模样。看不到了，爷爷，你的印象或者只是你的梦想。你笔下的那种种传说、风情和神奇故事，我怎么想象它们曾经在这山地水域中发生过，流动过，辉煌过，闪耀过？而沱江，这支清流，亦负载，亦推托，一点也不动声色。在新与旧面前，原本只想到取舍，以为历史是笔直航道，能引导人生之船直直向前，但是所有航道实际上都千回百折，尤其是一片太多山、太多建筑和各种人的阻隔的土地上。我回到这里，并不是要寻找你七十年前的起点，有多少风景将永远不能回来，我只想读一读你的天地，这里有着不刻意维护而能留存下去的东西。沱江在沅水上游，在水边长大、水边懂事，爷爷的第一所学校就是这条沱江。他的自传说：“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水给爷爷三样东西：水给了他想象力和自己的思索方式。爷爷认得书本识得字，是从私塾小学校开始，而他识到书本上无从写出的丰富人生，却是在校园外，老街店铺，桥头渡口，水上人家和新鲜活泼的一切。见识这一切，是他用逃学换来的，边逃边学，所以逃学是当他是一个孩子时对学习方式的选择，或者说是他用一个孩子的方式选择更值得学的知识。这是很特别的选择，没有谁来教他，他用眼睛、耳朵和机敏的鼻子接受水边的光色、声音和气味给予一颗小小心灵的感觉，把各种事物的内容和意义在游戏中黏合起来，丰富自己的想象。水给了他执著柔韧的性格。他曾说过：“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不同方式浸入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经事物，却也从不受它的玷污影响。水的性格似乎特别脆弱，且极容易...[更多内容]

这是一本专门论析《红楼梦》中的“性爱”的小书。贾琏和凤姐的性生活是一幅怎样的图景，薛宝钗如何治疗贾宝玉的性心理失调，藕官和？官的同性恋是怎么形成的，贾宝玉怎样在秦可卿的卧室得到性启蒙，林黛玉怎样在诗中实现自己的自恋倾向。翻开本书，你将知道这其中的一切。学家们似乎对这个问题来得更为敏感，爱情一直是一个常写常新的主题，即使是“性”也千方百计地予以涉及，当然，诗词歌赋中也多写男女之间的性意识性心理，但系统地艺术地描写“性爱”，大概要首推《金瓶梅》和《红楼梦》了。据我看来，《红楼梦》所描写的“性爱”，含蓄，高雅，但并不“道学”，表现了曹雪芹对“性爱”的种种见解，若用现代的心理学、生物学、性科学来予以观照，会惊叹于曹氏的体察入微和博学渊识。正因为其博学渊识，以及描写的含蓄与高雅，《红楼梦》在“性爱”方面便留下许多让人探寻的地方，研究者必须依照那隐隐约约的“草蛇灰线”，去勾勒曹氏关于“性爱”方面的题旨。加之“性爱”这个题旨历来讳莫如深，谁都怕染上“诲淫诲盗”的名声，或避而不说，或说得“发乎情而止乎礼义”的限度，故关于《红楼梦》中的“性爱”至今论析得并不深入与广泛。对于《红楼梦》中的爱情倒是谈者不少，因为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清代的一些达官贵人，如梁恭辰、陈其元、余治、丁日昌等，皆责骂此书为“淫书”，“盖描写痴男女情性，其字面绝不露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干戈也”（陈其元《唐闲斋笔记周。若从反面理解，那就是《红楼梦》毕竟具有许多“性爱”的内容，使道学家们视之为洪水猛兽。汪精卫则持“家庭感化”说，“因为家庭组织虽亦是专制的，然其元素，却是由情意相结。既以情意结，还得以情意感化他……做我不能不大大有望于《红楼梦》了”（汪精卫《红楼梦新评》）。他承认书中的那个“情意结”，企图将其作为一种感化力量，来稳定专制家庭的结构。到了俞平怕先生手上，他的著名论点之一是“钗黛合一”，致使宝玉选择的困惑，“岂以独钟之情遂移并秀之实乎”？王蒙先生在近年的一篇文章中，则认为宝圾和黛玉是文人心目中的两种独特而美丽的格调，这两种格调绝不可能出现在同一个女性身上，熊掌和鱼不可兼得，故于千古遗憾中塑造了这两个不同的形象。周扬、何其芳、蒋和森诸先生则对该书的“男女恋爱主题”予以阐发，“爱情这个主题，在中国文学史上最先把它提到理性的高度，并把它充满了政治性的内容，却只有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蒋和森《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论点并不止于这些，但大都从大处落笔来剖析该书的情爱，曹氏在许多细微之处流露出的性文化内涵，似乎提及不多。那么我们的这本小书，就从这些细微之处入手，来探测《红楼梦》中的“性爱”密码。

暂缺简介...

张爱玲说写实主义的好处，在于"要一奉十"，比如《红楼梦》。因为是一丝不错地按照生活细细描来，也就如同生活一样的丰富深沉、变化自如，让读者自取所需，雅者见其雅，俗者见其俗。如此一来，便有了各式各样的“误读”，如鲁迅所言：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他自己看见的则是爱与死亡。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红楼梦》的所有阅读都是误读吧。但就是这林林种种的误读，使我们向曹雪芹：那值得致敬的灵魂，贴得更近了一些。

中国陕西黄土高原上的白鹿村，是历史久远，素有仁义之称的礼仪大庄。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世世代代在这里生存繁衍，随着时代的变迁，两大家族以及周围的各色人等，为温饱、为脸面、为光宗耀祖、为争抢风水...祖辈三代纠缠在财、权、利、欲的无休止的谋算与争斗之中。作者以细腻深沉的笔触，描绘出一群不同典型的主人公的命运悲喜剧，生动、形象、厚重地反映出民族悲壮秘史的一角。陈忠实，1942年生于西安东郊灞桥区西蒋村，1965年初开始发表作品，现为陕西省作协主席，著有长篇小说《白鹿原》，中篇小说集《初夏》《四妹子》《天折》，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柳树背后去》，文论集《创作感受谈》。《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娶头房媳妇时他刚刚过十六岁生日。那是西原上巩家村大户巩增荣的头生女，比他大两岁。他在完全无知完全慌乱中度过了新婚之夜，留下了永远羞于向人道及的可笑的傻样，而自己却永生难以忘记。一年后，这个女人死？...

《鲁迅名言录》分别是我在北京鲁迅中学执教和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期间的同事。长期以来，她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普及鲁迅著作、弘扬鲁迅业绩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鲁迅名言录》的出版，是她们第二次合作的新成果。她们就像鲁迅笔下的韦素园一样，既非名园的美花，亦非高要的尖顶，而只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但鲁迅学的崇楼广厦能有今天的辉煌，是跟她们这类劳作者默默无闻的无私奉献密不可分的。

序：因为是张爱玲，因为张爱玲难说，因为张爱玲难说又不愿意硬加诠释，因为难说不能多说又不得不说得准确；因此这个剧本有其特殊风格。王蕙玲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不依时间轴进行情节，故事从张爱玲中年到了美国之后开始、再接回少女成长时期，而后成名、与胡兰成恋爱，离开中国，再跳接回一九六二年的美国婚姻，而至老死他乡。为什么传记故事，却不依惯例地从出生开始，顺着时间进行写起？王蓄玲说，选择这里开场，许多原因中的一个，便是因为这时候的张爱玲对国人是完全的陌生，因为不熟悉，才能让观众先摆脱掉对张爱玲许多先入为主的概念，有机会重新认识张爱玲。从几人里看出不凡之处，便是《她从海上来》的企图。从美国部分开场，张爱玲三十六岁，是个来自上海的中国作家，除此之外，一片空白。这样的出场，张爱玲使纯粹只是个普通人，顶多，多了一个作家身分。由这里，从她一个平凡人的身分，我们看到她与瑞荷平凡几近无趣的恋爱、平淡的婚姻，再从一点一滴的细节、一些记忆，从张爱玲的回忆、故事才倒叙回她的出身、童年及后来的一切。是的，想知道张爱玲的传奇，便应该先知道她只是一个“一般人”。写传奇人物的平凡处，是先解脱她太多传奇色彩的烟雾；让人看清她的素面，素面相见才能得见本心；这样的企图，在剧本风格自然是极力地避免戏剧化的营造。本剧中的故事人物几乎都有所依据，情节对白有编排，但很少杜撰事件，为的便是还原这本来面目。因为这部戏的主体是写“人’、写“生命”，所以努力要呈现的是人的复杂性、人生的多面貌。许多矛盾、不统一、无法说明的行为动机及转折心态，只能尽量保留事件发展的原样，不加主观地解释与整理；以免歪曲或狭隘限制。因此，这个戏里的张爱玲和其他许多人物，不以戏剧性格统一，却更接近真实的人生。忠于事实，是传记篇的基础。然而，要写一个创作者。心灵世界的思想和情感，却又不能只是一般人物传记的直铺事实情节，因此王蕙玲混杂更多的叙事手法，笔法时而贴近张爱玲的心灵，贸然地进入她的回忆；时而跳接张爱玲的作品，并企图展现她的作品与心灵情感的呼应；更有时索性直接的大量旁白出现，直接让张爱玲发声……这些复杂的技法，组织出《她从海上来》企图多彩多姿的风貌及灵动的叙述风格，使这部作品更具文学性，却也更难戏剧呈现。王蕙玲认为，我们不能替传记人物说话，但我们可以让人更贴近她。是的，贴近张爱玲、感受张爱玲，也许便是这个戏的企图：带领观众走进张爱玲的人生...[更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