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与鲁迅一样，周作人曾经是一个让许多青年景仰的名字，但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出任侵华日军卵翼之下的伪华北教育督办后，周作人的命运发生了转折，并在抗战胜利后一度以“汉奸罪”身陷囹圄。1967年5月，周作人在身边无一人的境况下凄然离世。与此相对照，自周氏殁后至今的几十年间，其作品多次翻印、重印，编入选集者不计其数，坊间关于周氏的论著亦已不鲜。周作人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周作人文学思想研究》在对大量原始资料进行发掘整理的基础上，全面地观照了周作人的文章观、文体观，为了解、透视周作人这一复杂的历史人物提供了清晰的线索与开阔的视野。

在形成美国文学经典的过程中，不断增长的对女性和少数族裔作用的兴趣引发人们对《汤姆叔叔的小屋》的研究热情。《《汤姆叔叔的小屋》新论（英文影印版）》中的论述为当代读者提供了一种评论和历史的揭示，反映出一流的学术研究水准。在导论中，埃里克·J·桑德奎斯特试图表明，《汤姆叔叔的小屋》大胆地涉及了支持奴隶制度的争论和目前占主流地位的废奴主义者的偏见，采用流行的情节剧和激昂的修辞的形式，展开复杂的讨论。在论述中，有的探讨斯托小说对美国小说中妇女性格特点以及后来的女性作家的影响；有的探讨对废奴运动中女性作用的影响；有的探讨斯托和她同时代人的文学交流；有的探讨《汤姆叔叔的小屋》与哥特风格小说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小说和作家后来的作品中黑人性格的形成。

《红苑杂谈》即作者近十年发表于《红楼梦学刊》、《红楼》等报刊的文章结集。内容包括：贾府“食无鱼”、红楼无幽默、红楼话死生、贾府有戏台吗、好大一块石头、大观园在南在北、停滞的建筑样式等。 文章分为对《红楼》书中情节、人物的审美欣赏；对书中词语名物与民俗的诠释；对版本文字的质疑、商榷和校正意见；对作者雪芹先生身世、故居的探索这四类。

《唐代白话诗派研究》沿佛教白话诗从唐前（南北朝）至晚唐起源、发展、鼎盛、分裂的历史脉络，考证了宝志、傅大士、王梵志、寒山、庞居士等白话诗代表人物的生平、作品版本以及初唐、中唐、晚唐三个时期南北两宗的各自发展情况，详尽介绍了白话诗发展不同阶段作品的思想内容、特点、地位和影响。

《红楼梦》的女性观是从哪里来的 毛泽东先生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人的正确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头脑中固有的，只能产生于后天实践。其实毛先生只说了问题的一半，岂只是正确思想，就是不太正确的乃至错误的思想，也不会凭空产生，凡是现实的思想，都有其社会根源。　《红楼梦》一书，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大概莫过于书中表现的奇特的女性观。红学界的诸多大师，在连篇累牍的考证研究文章中，都把这一奇特的女性观的产生，归因于曹雪芹的天才，似乎是作者头脑里固有的；也有人归因于曹家特殊的织造家庭的风月繁华。其实这同天上掉下来也没有多大差别。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品。文学是人类社会的心灵史。任何文学作品，都必然反映其创作时代的社会背景和文学背景。《红楼梦》当然不会例外。画鬼容易画人难。《红楼梦》刻画的当然不是鬼，而是一系列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活生生的人，因此，作者的思想，必然打着深深的时代印记。本文试图从《红楼梦》表现的女性观人手，去剖析其产生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从而在一个侧面解决目前仍然困惑红学界的某些类似死结的问题。土默热红学的出现为百年红学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土默热红楼文化丛书》尽展土默热红学的思想精髓！土默热红楼文化丛书一套五部，既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又可各自独立成篇，方便读者阅读。

以严肃而非正统的方式，雷蒙·威廉斯极其出色地分析了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新社会》一部充满激情和力量的著作……极其出色。——《卫报》本书是二十世纪探讨悲剧理念和悲剧思想的最重要著作。雷蒙·威廉斯从分析古典悲剧经验与传统及其在当代的延续入手，通过分析易卜生、奥尼尔、贝克特、加缪、萨特、布莱希特等人的剧作，在悲剧与现代社会、革命、无序及个体的关系中，揭示了现代悲剧经验新的特质，以及其中所反映的现代时代的根本信仰与冲突。

顾正阳教授对古诗词曲英译的研究是经过不同的阶段的。从他已经发表的几部著作看，从对古诗词曲英译的语言转换的研究到诗学层面的探索，再到文化的思考，构成了其研究不断深入、不断发展、不断系统化的渐进的脉络。而他所走的这条研究之路，恰恰与中国译学发展的道路是分不开的。细读《古诗词曲英译文化探索》，我们可以发现作者的研究恰恰是以文本为基础，从文本中去领悟、发掘其中蕴涵的丰富的文化因素，进而探讨如何传达这些文化因素的具体方法与途径，既有文化的关照，又有诗学的品味，更有语言转换技巧的探索和总结，三者呈互动之势，由此而充分地显示了作者在这一领域进行探索的独特性。对于这一判断，不知翻译界的同行是否认同，相信，顾正阳教授的研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凸显其价值。

其实雪芹先生当日沉痛感叹「谁解其中味」，是点出了一个「奥秘」 ——期望或呼唤后世之人去研求他所设下的那个古往今来、史无前例的绝世罕有的巨大矛盾：一面是「荒唐言」，一面是「辛酸泪」，两者同少生共命，是怎么一回事？又如何去解开这个「矛盾」的「奥秘」？所以不自揣量，想试一试，能否对此做一些起步的工作，把这个奇特不可思议之「谜」来「解」上一解，不过如此而已…… 其实，所谓的“红学”，没有别的，是解决“既荒唐又辛酸”的奇特内涵。——或者可以换个方式说： 《红楼梦》无非是部小说，你可以打开书随意就其所感所受而鉴赏，而评议。当初曹雪芹留下此书，也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矛盾。

笔者是钻故纸堆搞中国明清史研究的，诗词研究并非所长，本不应涉足《红楼梦》诗词专题研究。但由于前几年误入歧途，搞了一些“劳什子”红学研究，创立了所谓的“土默热红学体系”，妄图一举推翻百年正统红学和 200年《红楼梦》研读历史，是否能达到这个“阴险”的目的姑且不论，意外的收获却是引起了红学界朋友的高度重视——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不管正面反面，反正都是重视，不能流芳千古，亦当遗臭万年，重视就好。现在很多学界精英都很讲究媒体炒作的轰动效应，这个所谓的轰动效应，却被笔者在“无心插柳柳成荫”中意外获得了。从此，笔者的研究就像一架滑翔机一样，既然被抛上了天空，也就没有飞不飞的选择余地了，只好借助风力顺势滑翔下去，也许能平安降落，也许被摔得粉身碎骨，由他去吧。今天也勉为其难，硬着头皮在原来基础上，再搞一次惊世骇俗的《红楼梦》诗词专题研究。　尽管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毕竟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笔者虽然在古典诗词领域不是学有专长，但在中国历史研究方面却浸淫了几十年，也算术有专攻吧。中国史学界向来有文史不分的传统，搞历史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涉足古典文学研究，所以，笔者对古代特别是明清时期文学、史学、诗学、曲学大家的作品，还是比较熟悉的。这就给《红楼梦》研究无形中带来一个好处：书中出现的诗词曲赋，不论是作者仿作的，抄袭的，引用的，借用的，化用的，误用的，笔者最起码能感到眼熟，感到似曾相识，能看出在《红楼梦》作者之前，原来的出处和原来的意思，能发掘出一些当今红学界无人能够解读清楚的东西。相对于那些靠《红楼梦》诗词吃饭的著名专家来说，这也算处于“弱者地位”的笔者一点微末的优势吧。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这本小册子，虽然也是研究《红楼梦》诗词的，但与著名红学家们搞的那些《（红楼梦）诗词解读》、《（红楼梦）诗词笺注》等专著，研究视角不同，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内容也不同，当然研究结论更不同。本书是从历史考证的角度，去研究《红楼梦》诗词的来源、流变、本意、引申等；研究方法也不是按照《红楼梦》书中顺序逐首笺注，而是按照诗词的出处，分门别类进行集中考证解读；研究目的不是通过解读诗词，去赞扬《红楼梦》诗词如何精妙或作者诗才如何高明，而是客观冷静地陈述这些诗词如何被《红楼梦》作者所正确引用或错误应用，当然不是一味地替古人捧臭脚。说到这里，红学领域的大师们也不必光火，因为笔者这里所说的那个《红楼梦》作者，根本就不是你们“无限崇拜、无限景仰”的曹雪芹，而是那个并不怎么“光辉”，甚至有点“不忠不孝”、有些“污点”的洪日方思。笔者对洪日方思的态度敬或不敬，似乎并不关传统红学什么事。　此前，笔者也像《聊斋志 昇》中的那个“瞽者”一样，读过某几位大家对《红楼梦》诗词的笺注。发现这些解读基本都是一个模式，就是解读前先“正心诚意”，酝酿对曹雪芹充足而又丰富的“感情”；解读中本着“ 为尊者讳”的优良传统，不论书中的诗是圆的方的，香的臭的，一律说成“ 艳如桃花，甘如乳酪”；解读后的结论当然是：曹雪芹是个诗词方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才”或“超天才”。笔者以为，这种解读其实大可不必。且不论用《红楼梦》诗词来反证曹雪芹诗才是多么荒唐，仅就书中诗词本身来说，也无须一味赞颂，因为小说中的诗词，是以书中人物的身份创作出来的，书中人物的文化功底良莠不齐，倘若诗词一律高明得很，这本小说的人物刻画该多么糟糕！总不能让刚刚学诗的香菱，第一次就作出那“咏月不见月”的第三首咏月诗吧？总不能让唱“女儿悲，嫁个男人是乌龟”的薛大傻子，也与宝玉一样改唱那缠绵感伤、声情并茂的《红豆曲》吧？　笔者在本书的考证研究中，一般不对《红楼梦》诗词做出思想或艺术评价，不对《红楼梦》作者的诗才做出拔高或贬低的评价，只是根据诗词本身以及书中角色的身份需要，指明它的出处，说明它的本意。因为小说中出现的诗词．并不代表小说作者的诗词水平和能力，代表的是作者写景状物、刻画人物的能力，为了刻画需要，甚至还要刻意去作几首令人喷饭的歪诗滥曲呢。薛大傻子的“一个蚊子哼哼哼”，作为诗来看，绝对糟糕透顶，但作为小说来读，却显得极为妥当。这不是说《红楼梦》作者写不出高明的诗，这些“歪诗滥曲”恰恰证明了作者的笔法高明！　笔者考证的那个《红楼梦》作者洪日方思诗才如何，在本书《后记》中有专门论述，最起码是清初一流的诗人和作家。这些可不是通过《红楼梦》及其书中诗词反证出来的，洪B方思一生著作等身，他的诗集《稗畦集》，现在还在书店中卖，他的戏曲《长生殿》，现在还在舞台上演，就无须我在这里多唠叨了。

《红楼梦》的评点，不仅数量繁多，而且形态各异。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脂评，而忽略了和本以后的诸家之评。这也并不奇怪，脂评的发现，已是20世纪20年代的事了，与久已流传的诸多印本上的评点相比，它无疑是新发现、新课题，因而也自然引起新的关注和兴趣。更重要的是，脂评本身的情况太复杂、太特殊了。它的丰富的内容，它所提供的大量信息，无不与《红楼梦》的作者、成书、版本乃至思想艺术等等问题绾合在一起，使研究者不能不对它特别关注、重视。同时，脂评中又确实存在着令人不解的疑惑，包括脂砚斋等究系何人，也至今不决。因此，尽管脂评中还有很多至今仍然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但其总体的学术价值，对研究者来说，无疑具有强烈的探索的“诱惑”，以至于形成了多年来的“谈红必涉脂”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