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时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鲁迅：《藤野先生》

他并不像别的伟大人物那样，带给世间的惟是静止于历史的或一阶段的炫目的光辉；与其说，他带来的是“欣慰的纪念”，凯旋门，缤纷的花束，无宁说是围城的缺口，断裂的盾，漫天无花的蔷薇。作为现时代的一份精神遗产，它博大，沉重，燃烧般的富于刺激，使人因深刻而受伤，痛楚，觉醒，甘于带着流血的脚踵奋力前行。[前言]鲁迅死于20世纪而活在21世纪。这是一个奇异的生命现象。然而，他并不像别的伟大人物那样，带给世间的惟是静止于历史的或一阶段的炫目的光辉；与其说，他带来的是“欣慰的纪念”，凯旋门，缤纷的花束，无宁说是围城的缺口，断裂的盾，漫天无花的蔷薇。作为现时代的一份精神遗产，它博大，沉重，燃烧般的富于刺激，使人因深刻而受伤，痛楚，觉醒，甘于带着流血的脚踵奋力前行。1881年，鲁迅出生的年头，正好临近帝国的悬崖，是时间的断裂带。中国现代化，在民族的屈辱中蹒跚起步，许多陌生的事物，陆续出现在大队蠕动着的辫子和小脚之间。随着经济的萌动，政治改革的一次尝试——戊戍变法——旋起旋灭，蒙受血光之灾。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横亘在官员、士子和百姓面前的共同的问题。汉学家费正清用“沿海中国”和“内陆中国”的概念，阐述中国近代的两大传统。鲁迅的出生地，恰恰落在沿海中国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城镇：绍兴。它是古老的，又是年轻的；它是越王报仇雪耻的故地，又是新书报最早流布的地方。在它四周，毗连大小村落，具有明显的边缘色彩。鲁迅的大家庭过早败落，对应于古老中国的命运，很有点同构的意味。由于祖父下狱事件的牵连，他曾经在乡下度过一段短暂的“乞食者”生活。祖父被判“监斩候”，由最高统治者于顷刻间的“钦点”决定一个人的生与死，这是荒谬的，但是又是天经地义的。权力的这种不测之威，使他自小便为一种无法言说的焦虑、耻辱和仇恨所抓攫。父亲的长期卧病和后来的亡故，无疑加剧了他的精神创痛；而作为长男，又不得不从中担当沉重的责任。家庭的两次变故，把他无情地推落到社会底层；从小康而入困顿，终致自我放逐，远走异乡，“把灵魂卖给鬼子”。生活的巨大落差，构成了他日后反抗现存秩序的广阔而深刻的背景。可以说，鲁迅来自传统中国的黑暗的深部，来自现代的源头，来自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第一波，来自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粗糙的摩擦面。鲁迅及其时代的关系，就整个现代化进程来说，带有某种“原型”性质。由于改革的缓慢，在一个长时段内，前前后后会产生许多彼此类似甚至雷同的事件；也就是说，在无限张开的现实当中，将仍然不断遭逢以往的幽灵。这种“同义反复”的东西，是最本质的东西。鲁迅始终抓住这东西，对于这个前现代社会，则抓住其中的死结：“吃人”。所谓“吃人”，即作为个人的从生存到发展的各种权利，全然遭到剥夺；用马克思对专制社会的概括，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然而，人们已经习惯于奴隶的非人的处境，麻木，苟且，逃避自由。对于现实，一是不敢正视，二是善于遗忘。鲁迅所作的斗争，不但在于揭露黑暗的事实，还要暴露各种企图掩饰黑暗的行为。可怕的是，这其间，除了官方的布置，还有“同人”的合谋，以及民众的参与。鲁迅天生敏感，激烈，不能容忍有害的事物。他极力使司空见惯的东西陌生化，使隐蔽的东西公开化，使稳定均衡的东西极端化和尖锐化，总之，他要使“黑暗的动物”现形，使“铁屋子”里的人们无法昏睡和假寐，使大家看见事实的实在性，使真理自明。鲁迅的全部努力，几乎都在于揭示时代的真相。所以，当我们重温鲁迅的文本时，就会诧异地发现：被揭露出来的一个又一个未曾改变——鲁迅倾其一生都在促进其改变——的事实，已然包涵了一种猫头鹰式的洞见，犹如先知的预言。我们是谁？人还是奴隶？我们是否具备自由的意志和权利？

重新出版自己十五年前的作品，心情还是比较复杂的，至少不能单纯用高兴之类的字眼来概括。因为正是这本书的重版，使我再次发现了时间的流逝是那样的无情。十五年，意味着我早已离别了年轻的岁月，或者说，我早已被自己的年轻时代所抛弃。而这本书在几乎所有的意义上，都代表了我的年轻时代。它的重版无疑加深了我对现在的沉重感觉。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和时间的价值相提并论的。旧著新版的喜悦并不足以抵消我对逝去的年轻岁月的怅然追思。这样的十五年不会再有了。回忆当初，这本书的写作对我是有拯救作用的。从读书的届（级）别上说，我属于1986年冬季入学的博士研究生，但实际的学期开始，则在1987年1月。这样，我本应在1989、1990年之交毕业。可是，整个的1989年，我一直无法执笔进入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终于申请延期毕业。1989年的圣诞之夜来临了。我靠在宿舍的窗前，黑暗中听到了不远处室内体育馆里传来的音乐声，那里正在举行圣诞舞会。渐渐地，我意识到窗外匆匆的人影和急切的脚步，都是朝那里而去的。不知过了多久，我感觉到心底里的某种东西苏醒了，我有了想要写作的冲动。就在这一夜，我开始了这本书也就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这种写作状态保持得很顺利，我完全被它所捕获，一直到大约次年4月全书完稿。以后我也曾写过并出版过多种作品，但能够全身心进入并体验写作中的激动或痛苦的，却再也没有发生过。我把这本书视为自己年轻时代的最后证明。现在我仍想这样说，这是一本年轻的写作者写给年轻人看的“青春读物”。当然，它是一本关于鲁迅的书。书写完了，答辩也通过了。但正如我有点预料到的是，它的出版遇到了麻烦和阻碍。有位审稿者对这本书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完全的否定意见，而且，在审稿意见中明确判定了它的严重政治错误。我陷入了无奈和苦闷之中。有一天，我去导师钱谷融先生家中不禁谈起了这本书出版的挫折。钱先生说：“要是在以前，这样的审稿意见是会毁了一个年轻人一生的。你应该到出版社去跟他们说清楚。”这话提醒也鼓励了我。于是，我鼓足勇气去找了出版社的总编辑曹伯言先生“据理说明”。曹老师审看了全稿，事情很快便有了转机。但我也必须做出妥协。结果就是删去了约三万字的段落和字句，同时增加了一些当时在我看来是“画蛇添足”的注释和文中说明性的句子。这样，全书毕竟未遭太大的改动。其实，在我写完这部论文后不久，自己就已经察觉到了它的明显偏颇。当时检讨起来一是它的理论冲动远未达到应有的理论深度，感性的、情绪性的思考大大压倒了严格的学术理性。二是它在研究方法上的生硬和“食洋不化”，许多文字显得极端或矫情。我曾经想再另写一部鲁迅的书，多少纠正一下这本书的偏颇，但终于没有这种机会，因为很快我便陷入了其他的写作中，丧失了原先试图再度写作的冲动。1994年至1996年间，我作为鲁迅研究者应邀到日本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以外国人研究员的身份去东京大学等校访问研究。我的身份使我在日本及回国后的一段时间，又重操旧业，新写了几篇关于鲁迅的文章。这时我对鲁迅的看法特别是观察角度已经有了一点小小的变化，简单说来，即我更愿意看到一个洞穿了黑暗与绝望之虚无的怀有光明希望的鲁迅形象。我曾以“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分析，尝试证明虚妄或虚无在鲁迅的思想与精神世界中的价值地位。但在90年代中期，我更关切的是鲁迅走通虚妄或虚无之境的思想意志。这在《野草·过客》中应该有准确而明晰的表达。夕阳下独行的过客想要逼近或抵达的是超越了坟地和野花的无穷之远的远方。虽然是无穷之远的远方，但过客唯一的选择仍然是决不回转去的前行。在这里，远方的虚妄或虚无，已非关键所在，勘破虚妄或虚无之存在的思想、意志及其行动，才是《过客》的主题。同时，正因为是“无穷之远的远方”，它就将是不可言说的，即不可能用语言来言说。“不可言说”在此摆脱了语言表达有限性的囚笼。而“向着”这无穷之远的远方的前行者，实际上承担了我们内心希望的使命。于是，我看到的是一个内心满怀光明、温暖与喜悦的希望者的鲁迅形象。超越了世俗的情感或价值诉求，“他”向着不可抵达的、无穷之远的远方（彼岸）前行，但这执着“前行”的姿态，却又证明了“他”的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不懈的生活追求。说起来，这虽是我的鲁迅观的一点小小的变化，但它终于能够使我释怀。十几年前，在我刚开始动笔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鲁迅的作品几乎就是为我们这样的时代而写的。从大学二年级起，我听从复旦中文系王继权老师的教导第一次完整地阅读《鲁迅全集》，迄今为止，鲁迅的著作仍是我读得最多的书。我想，在我的心底里大概是有一种“鲁迅情结”的。年轻时代留下的种子恐怕一辈子都会在那里暗暗地萌动、生长。即使要造一座坟把它埋住，坟头上也是要开出几枝花或野草来的吧。仿鲁迅所说的，我就把这书的重版也当作是造一座坟，一为了包容自己的过去，二也试看以后在它周围究竟真否会长出几枝野花或野草。

《水浒传》是一部经过宋元两代数百年的酝酿、积累而最终完成的长篇历史小说。它和《三国演义》不同，不是通俗化的历史教科书，而是一部集合了无数英雄好汉生生死死的悲壮故事、凝聚了无数中国人的理想、感情和才思的英雄传奇。全书故事可以以宋江受招安前后分成两个部分，受招安前是梁山英雄发展壮大、对抗朝廷的过程，受招安后是起义军为国尽忠、损失殆尽的悲剧。贯穿始终的，是一种在特殊历史环境下的“忠君报国”思想，和具有浓重平民色彩的英雄主义精神。

本书底本之序为“新刻续编三国志序”，其目录为“新镌全像通俗演义续三国志目录”，正文卷首题为“新刻续编三国志后传”。由于其主要内容和主要人物均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即《三国演义》）有一定的连贯性，所以我们取其目录所题，稍加变通，称为《续三国演义》。为名著续书，是中国一大文化传统。本书为“上下绘图古典名著续书五种”之一。《续三国演义》原名《三国志后传》，国内现存的版本只有明万历三十七年刊本。此次整理出版，即以此为底本进行的点校整理。

《结水浒全传（套装上下册）》，又名《荡寇志》。全书七十回，附“结子”一回，初刊于咸丰三年（1853年）。这是一部关于明末著名小说《水浒传》的续书，作者为俞万春。《水浒传》刊行后，封建官僚和文人士绅对于梁山泊英雄的行事和结局，看法多有不同，大略同情者有之，痛恨者亦有之。如明末遗民浙江乌程（ 今吴兴）人陈忱，即颇为梁山英雄鸣不平，特撰《水浒后传》，让梁山英雄之余留及其后代复兴。金圣叹则相反，认为梁山起义者并非忠义，而属叛乱，并且他也不赞成招安，所以腰斩《水浒》，另撰卢俊义一梦作为结束。又有俞万春者，不仅赞同金圣叹的观点，而且“深嫉邪说之足以惑人，忠义、盗贼之不容不辨”，因“结成七十卷光明正大之书，名之日《荡寇志》”，以“尊王灭寇”为主旨，晓谕“天下后世”，“盗贼之终无不败，忠义之不容假借混朦”，从而使其“尊君亲上之心，油然而生矣”（以上引文见徐佩珂《序》）。所以，此书接金批本自第七十一回起，写梁山英雄被一一诛灭。书名日《荡寇志》，作者的立场与爱憎，已然十分显豁。此书的文学价值，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有如下评论：“书中造事行文，有时几欲摩前传之垒，采录景象，亦颇有施罗所未试者，在纠缠旧作之同类小说中，盖差为佼佼者矣。” 俞万春（1794～1849年），字仲华，号忽来道人，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清末诸生。少年颖悟，博览群书，精经史，通兵法，弓马娴熟。二十岁左右，随父到广东任所。道光十一年至十二年（1831～1832年），湘西、广东瑶民起义，其父奉命镇压，万春从征有功。后英人犯我，万春又献策军门，受赏于抚军刘玉坡。万春精岐黄之术，父死后在杭州一带行医，结庐于玉屏山下，常泛舟遨游于西湖之间，号“黄牛道人”。潜心医道，著书立说，晚年皈依道、释，卒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著有《骑射论》、《火器考》、《戚南塘纪效新书释》、《医学辨症》、《净土事相》，皆未镌，惟《荡寇志》得以传世。《荡寇志》始作于道光六年（1826年），迄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前后凡二十二年，直到咸丰元年（1851年），才由作者之子俞龙光修改润色后镌刻行世。咸丰三年（1853年），徐佩珂又于南京刊刻是书，卷首有忽来道人自题《荡寇志缘起》、古月老人《序》、陈奂《俞仲华先生荡寇志序》、徐佩珂《序》及人物像并赞，书名依古月老人意见改为《结水浒全传》，收有作者友人范金门和邵循伯的评语。本书即以徐佩珂所刻之南京刊本为底本整理校点，保留了古月老人等人的《序》、原书作者自题《荡寇志缘起》和人物像，删去评语。整理过程中，对原书明显的错讹径予改正，如在第一三三回中，将“邓忠弼”改成“邓宗弼”；避讳字则恢复本字。清末的一些习惯用字，某些容易引起误会或者容易造成歧义者，如半响（晌）、虚幌（晃）一枪、仍就（旧）等，将其改为括号内的用法规范的汉字；原书中用字前后不统一者，如著（着）、札（扎）、轮（ 抡）、很很（狠狠）等，也将其改为括号内的用法规范的汉字。除上述情况外，一般不作改动。此外，由于本书是作为《水浒传》的续书存在的，所以，书中人物的姓名自有其一致性和延续性，故在整理过程中，将底本中的“徐凝”仍写作“徐宁”，将“冠胜”写作“关胜”，以便读者能更好地将人物对号入座。底本中由于作者粗疏而存在的前后矛盾之处，如第八十九回倒数第五自然段写青云山头领姚顺作为大头领狄雷的使者，本已被祝永清和陈丽卿斩首，但紧接着在下一段却又作为战将出现，并且写其是被斩于阵上： 诸如此类，整理本不作订改，以存其原貌。

此套书是对94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近一个世纪曲折人生回忆文章的汇集，包括日记、怀旧文稿、游记以及一些专门记录先生与友人相知相处美好经历的文字，其中不乏十分宝贵的历史资料。该文集分为5卷10编，即“求知清华”、“留学德国”、“汗洒北大”、“感愤‘文革’”、“遥念师友”、“情系故土”、“游历天下”、“老有所悟”、“耄耋抒怀”、“学海探珠”。前四编侧重反映一个“历”字，记述了先生丰富多彩、跌宕起伏的人生阅历；中三编集中体现了一个“情”字，字里行间洋溢着先生对祖国、对人民、对师友的殷殷真情；后三编则明显突出一个“思”字，涵盖了先生对人生意义、文化发展、文明进步、人与自然、未来社会的思考和展望。这套回忆文集，有很高的文化品位、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全套文集近200万字，配有200余幅珍贵图片，在构思、内容、编排体例、装帧设计等方面深具匠心。比较以往的文集，最突出的两大特色是：其一，注重了普及性，内容上贴近读者，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但又重点突出，知识性强，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际指导意义；其二，各卷均为季羡林先生的代表作，特别收录了先生近年来的新作，针对性强、篇幅较短、清新活泼，更加适合广大读者阅读。所述往事的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所述往事的范围包括国内和国外，旧社会和新社会，家庭生活与学校生活等；涉及的学科，包括语言学、比较文学、诗歌散文、文化学、未来学等。这部思想性、历史性、知识性兼备的厚重著作堪称一部“百科全书”。

薛宝钗是谁？有人说，她是一朵红牡丹，艳压群芳，任是无情也动人。有人说，她是一块千年寒冰，里冰外也冰，还嗳嗳冒着寒气，令人站得远远的便感觉到了她的冰寒彻骨。另有人摇头叹息说，薛宝钗者，天下第一奇女子也！那么，薛宝钗究竟是谁？一部红楼可以有千种理解，一个薛宝钗同样也有万种评判。那么，薛宝钗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本书“大话红楼十二钗”之薛宝钗就将这位《红楼梦》中重量级人物的美丽而凄冷的一生，完整、感人的交给读者。本书的写作宗旨是：一者，本书为所有读过红楼的人而写。红楼不易读，争论很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同时有的读者读完后什么理也说不出来，脑袋一片空白。而对十二钗，芸芸众生更想知其详细的来龙去脉。在此意义上，但愿这个系列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有用的东西。二者，本书为所有未读过红楼的人而写。红楼虽然有名，但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少人是根本读不进去的。甚至作者有一些北大中文系的朋友，也说到现在为止还没读过红楼。别笑，这是事实。为此，作者努力以一种引人入胜的形式，将红楼中的人物关系等方面为大家梳理清楚，争取将所有未读过红楼的人引进红楼殿堂来。毕竟，中国只有一部红楼，而这部红楼是所有中国人的骄傲。

林黛玉是《红楼梦》最中心、的女性人物形象。作为“木石姻缘”中与“美玉无瑕”相对的“阆苑仙葩”，林黛玉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甚至使不少人梦绕魂牵。随着倣楼梦》的走向世界，这一形象也越来越为各种不同肤色、文化的人所了解。她的美艳，她的灵慧，她的纯情，她的眼泪，她的悲剧命运……乃至她的病态，在她的崇拜者眼里，无不被认为是一种美；然而又有喜欢甚至崇拜林黛玉的人，思想着如果真有这样一个美人，却并不愿或不敢娶以为妻。这样一个悖论似毫无理由，却集中而突出地表明，林黛玉在许多读者、研究者眼中，就如一首深邃而朦胧的诗，一个猜不透的谜。本卷所汇编的，就是二百多年来红学家与红学爱好者所形成的有关林黛玉形象认识与看法文字的节要，具体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索隐研究。二、道德评价。三、典型内涵。四、审美批评。总之，对林黛玉的评价和研究明显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总体趋势是将黛玉由现实人物向艺术人物过渡，再向文化符号过渡，越来越向开掘。然而红中任何人物的研究都不可能是孤立进行的。

贾宝玉是《红楼梦》的中心人物。自有《红楼梦》以来，他就是读者和专家关注、研究的中心。据不完全统计，自上世纪初至今，海内外有关贾宝玉的单篇研究性文章达700余篇；而笔者所见专著也有范扬《阳刚的隳沉——从贾宝玉的男女观谈中国男子气质的消长轨迹》、舒宪波《扑朔迷离的贾宝玉》、庞艳辉《阅读贾宝玉》等数种。对于一个文学人物的研究而言，这无论在“红学”还是在古典小说中，大概都属于研究成果较多的了。本书即是对这些成果的历时性纵览。“红楼人物百家言”是一套有关人物人物评论的资料汇编，共6种7册，其中，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四位主要人物单独成册，其他人物列入“红楼男性”、“红楼女性”（分上下两册）。丛书将历代关于红楼人物的评论资料汇于一册，并将资料分类汇编，撰写类序，有助于研究者和爱好者更快更全面地掌握相关资料，从总体上对红楼人物有一个大致的把握。书后附有研究论著目录和评论家索引。二百年红学专家共时空对话，数十位红楼人物历时性纵览。本书是对贾宝玉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