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着眼于公司资本制度中的主要制度之一——公司分配法律制度。公司资本制度内容广泛，但其主要解决两个问题，即“股东投入”（Pay-in）和“向股东支付”（Pay-out）。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历来是我国公司立法的重点，无论是2005年还是2013年的公司法修订都聚焦于公司资本制度。然而，我国公司资本制度改革主要集中于公司出资制度的改革，对公司分配制度关注甚少，不仅立法几乎未作调整，而且在理论上也仅有零星的探讨。 本书着眼于公司分配法律制度的构建，在研究公司分配基本理论的基础上，依 “主体”——“行为模式”——“法律后果”的一般法律规范逻辑来展开对公司分配法律制度的研究，以期对我国公司分配的法律理论研究与立法作出贡献。

本书围绕《鹿特丹规则》的法律功能展开论述，并将其放置于“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下加以讨论，认为“一带一路”对海运规则的真正统一提出了更为紧迫的现实需求，而《鹿特丹规则》的制度设计恰能回应该现实需求。但《鹿特丹规则》尚未生效，影响其生效的因素众多，而利益方对该公约的取舍，实际上也是不同价值取向的冲突与选择。本书将“一带一路”倡仪纳入价值判断，认为在“一带一路”对海运规则有统一的紧迫需求时，《鹿特丹规则》便是中国在该契机下提升国际海运话语权的*佳选择。若中国加入《鹿特丹规则》提升国际海运话语权符合中国的利益，则中国应积极去推动该公约的生效从而扩大其影响力，并积极去主导和丰富规则的解释。

本书的研究成果对立法部门而言，有利于其厘清互联网市场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构建模式及具体方法；对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而言，有利于其科学、准确地认定互联网市场限制竞争行为的违法性，从而有效规制互联网市场竞争行为；对互联网企业而言，有利于其准确认识自己行为的性质，理性地做出市场决策；对于广大社会公众而言，有利于其正确判断互联网企业市场行为的性质，从而督促互联网企业做出正确的市场行为。（1）该书在研究互联网市场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时，除了采用传统竞争法的研究方法，还要交叉借鉴网络经济学、信息技术学的知识与方法。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可以完善竞争法学理论体系的框架。（2）该书通过对互联网市场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则及其实施情况的实证研究，结合互联网经济的特点，提出了我国互联网市场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则构建意见，可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立法学理论体系。

金融市场法律规则的边界在哪里？本书所呈现的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的各样法律现象所共同指向的一个判断就是，金融市场对法律规则的需求并非多多益善的，没有必要把解决市场中各种问题的方案千篇一律地导向“加强监管”“推动立法”或者“深化改革”。在作者看来，评价金融市场有序程度的指标不是仅仅观察有没有法律或者有了多少法律，金融市场法律的“良善”与否也并非可以通过法律条文本身来检验，而是由金融市场对各项法律所共同构成的总体规则环境所产生的反馈结果来决定的。本书的内容试图去揭示法律规则及其执行和适用在当下我国金融市场中的作用发挥。以作者的观点，简言之，这种作用的发挥一方面是应当被重视的，但另一方面也要清晰地意识到法律规则作用的发挥是有诸多先决条件的，而且并非是越多越好，越严越好的。更重要的是，法律规则在金融市场上绝不是万能的解决方案，市场本身有其自发的约束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

本书以明朝宝钞为研究对象，在考察我国古代纸币产生发展的基础上，从货币法制的视角对大明宝钞的颁行、钞法、管理思想及其为稳定钞值采取的法制措施进行了系统梳理，厘清明朝钞法变迁的基本脉络。据此论证明朝社会风气、经济状况、生产关系、赋税徭役、黄册里甲、人身依附等因素对大明宝钞发行、流通的影响，并从比较研究的视角阐释纸币制度变迁轨迹及与宋、金、元三朝纸币制度的异同，揭示中国古代纸币的商品属性和信用属性的此消彼长，从历史的角度评价它的崩溃原因和历史地位，以期对当下提供某种借鉴和参考。

集体土地征收增值收益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而产生的一种特有现象。土地征收过程中增值收益分配问题的症结在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从土地制度发展史观察，国家在经济建设、确保粮食安全、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权利之间极力平衡，并发展出了政府定价、农民参与、农民主导等多种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模式。在机制建构上，土地增值收益的初次分配必须尊重产权人的土地发展权，在土地征收过程中通过税收实现土地增值收益的二次分配，同时通过土地发展权转移实现土地增值收益二次分配；在规范层面完善宪法土地条款的解释，并进一步修改《土地管理法》。

秦置郡县以来，中国历朝历代重视县治，郡县治，天下安。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也非常重视县治。而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液，金融治理成为县域治理的核心内容亦是县治题中应有之义。本书尝试建立一个适合于县域金融治理的权力运行的理论研究框架——统合协调。采用理论与抵近观察相结合的方法对县域治理中的金融权力进行条分缕析的分类研究，并建立了一个观察我国正式、半正式与非正式的金融权力的理论框架。金融权力的理论框架与统合协调的理论框架是互为支撑的关系。采用实证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理论相结合的方法，建立了一个观察中央政府与中央金融权力的县级分支机构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及其潜在影响的模型。

《厦门大学法律评论（2020年卷总第32辑）》以“传播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弘扬民族优秀科学文化，促进国际科学文化交流”为出发点，设“名家特高”“学术专论”“实证研究”“域外法音”等栏目，囊括刑法、诉讼法、合同法等领域内容，既有诸如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不认罪型”案件证明模式、违反忠实义务的获益交出责任等司法理论的研究，又有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关联、买卖型担保、回报型众筹中的合同关系等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分析；既有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探讨，也有对司法场所监督功用的思考。除众多优秀原创稿件之外，本期还收录了一些国外学术界观点的译作。

《新时代公务员法原论》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公务员法》的基本原理和主要制度。本书在体例结构上以公务员法基本理论为基础、公务员动态的管理过程为主线、突出公务员的权利保障与义务履行的结构模式安排章节体系。全书分为六章，依次为公务员法的基本理论、公务员入职管理制度、公务员履职管理制度、公务员退出管理制度、公务员的权利与保障制度、公务员的义务与责任制度；在内容阐述上既立足于现有的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又提出了作者的个人见解；在资料使用上既详尽，又新颖。本书对公务员法学的*新脉络及发展局势，有广泛且深入的介绍和剖析，力求反映公务员法学理论研究与制度建设的新成果，是一本理论性、知识性和应用性都较强的著作。

奥林匹克运动作为体育领域盛会，一直以来为体育界人士所青睐，为奥林匹克体育争议提供更专业的纠纷解决机制，国际体育仲裁院设立了专司奥林匹克体育争议的奥运会特别仲裁庭和反兴奋剂特别仲裁庭。奥林匹克体育仲裁是兼顾公正和效率的现有解决奥林匹克赛事相关争议的机制，但在该仲裁机制中也存在运动员权利保障的缺失和不足。运动员作为奥运会*重要也是*直接的参与者，应对其权利保障予以关注。本书分别从基础理论、运动员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的保障等方面予以论述，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