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是俄罗斯著名诗人，西方针他与普希金、莱蒙托夫相提并论，称他为19世纪俄罗斯三大诗人之一。丘特切夫的诗歌创作以抒情见长，善于将自然状态与心灵相融合，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名篇，如“献给杰尼西耶娃的姐诗”、《春潮》等。其纪念普希金的名句“就像铭记自己的初恋一样，俄罗斯心中不会把你遗忘！”已成绝唱。约有150位音乐家把丘特切夫的诗谱成了歌曲。全书收集了丘特切夫创作的三百多首诗作，并配以从俄文版《丘特切夫诗集》中选出的40多幅精美的照片和插图。

读者朋友们，你们一定知道智者所罗门吧！他曾是以色列的国王。据说在他统治时期，妖魔横行于人间，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和魔法制服了他们，并把一些妖魔密封在铜瓶里，扔进了大海。许多年以后，有人打捞上来其中的一只铜瓶。它辗转几人之手，最后落到《眼眠的奴隶》的主人公詹·帕尔莫的手上，从此引出一连串妙趣横生的故事。

本书以主人公詹·帕尔莫及其在睡眠世界的化身——泰戈的命运发展为主线，以两重世界、两个时空为框架，将读者引入神秘莫测、变化万端的情境之中，充分展示了作者驾驭此类题材的功力。小说最大的特点体现在其篇章结构的安排上。作者匠心独运，让主人公在两个世界的经历独立成章、间次出现。两种时空纵横交错，同步发展；从而好像织就一张大网，尽管其中的情节跌宕起伏、玄机重重，但掩卷之后，读者自会感到一切都进退有序、杂而不乱，故而发展虽出人意料，却又尽在情理之中。

这部小说讲的是一个曲折的战斗故事，有许多兵不血刃、以谋略取胜的细节，但它最感人的地方却在于那为保存自己民族文化所体现出的真诚。邪恶势力不管有多大，可那狡妄的嘴脸，极力想将自我包藏起来的用心，却使之在道义上显得格外渺小。中尉一方尽管武器装备原始、落后，可他们那雄军浑的气魄却震撼着天地，他们不凡的气魄来自他们自身那种不畏伤害的真诚。他们的一颦一知都由作者婉婉道来，使人读后对他们的性格惊叹不已，对他们的决策、行动拍案叫绝。

鲍日娜·聂姆佐娃是捷克十九世纪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同时也是捷克近代散文文学的奠基人。她的著作非常丰富，有游记、民间传奇、童话、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数十种，都是捷克文学中的珍贵遗产。她的名著《外祖母》不仅在她的祖国是家喻户晓的百科全书，即使在世界文坛上也久负盛名，已有四十余种文字的译本，成为人类文化中一块瑰宝了。对于《外祖母》，捷克斯洛伐克当代著名学者，前科学院院长尼耶德利曾在《论聂姆佐娃》一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聂姆佐娃的著作的确是捷克十九世纪最优秀的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如果我得从捷克文学中选出少数几部作品的话，我现在还不知道应该挑选哪一些，但《外祖母》则肯定是其中之一。这部作品是千百万人都会珍视的。……即使对那些还不知文学和艺术为何物的儿童来说，《外祖母》也是那样一部美丽而迷人的完美读物。……当我们开始理解什么是真正的艺术的时候，《外祖母》又映现在新的光辉之中，它是一部奇美的真正的艺术作品。……我每次重读时，我的新的生活经验又使我从那里发掘出新的美、新的真理、新的智慧。”这是尼耶德利对《外祖母》的热情讴歌，实际上也代表了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对它的共同评价。聂姆佐娃于一八二○年二月四日生于当时奥地利帝国首都维也纳。母亲是捷克人，父亲杨·邦柯是奥地利的日耳曼人。聂姆佐娃出世后，父亲在一家贵族爵府里找到一个马车夫领班的职位，全家才迁到捷克斯卡里采附近的拉笛博日采村。聂姆佐娃在这里度过她的童年，并且在斯卡里采受了她一生中所受的唯一学校教育——小学教育。聂姆佐娃的一生是凄凉而又光辉的，她同时兼有“殉难者”和“战士”的命运。她一出世就遭到母亲的白眼，因为她违反了十五岁的母亲的愿望，在母亲结婚之前就降生了。芭蓉卡①的童年过得很寂寞，直到外祖母玛·诺沃特娜迁来，才得到了她渴望已久的抚爱。关于她童年的生活、她对外祖母的热爱和崇敬，后来都一一写进了《外祖母》一书之中。一八三七年聂姆佐娃十七岁的时候，凭父母之命嫁给一位比她大十五岁的海关税务官约·聂麦茨。聂麦茨当时虽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聂姆佐娃和他在一起并未享受到家庭幸福。因为她具有一颗高尚的心灵，不能安于那种平庸的生活。十二年后，她在给丈夫的信中坦白地承认了这一事实。信中说：“从童年时代起，我的心灵就一直在渴望教育，渴望一种我在周围看不到的最崇高、最美好的东西，厌恶一切庸俗和粗暴的东西。这不仅是我的幸福，而且是我的痛苦；这是我们破裂的原因。我的心灵渴求人的爱抚，我需要爱情，就像花朵需要露珠一样，我一直在寻找着自己所感受的那种爱情，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这封信简直就是聂姆佐娃整个灵魂的剖白，它不仅说明了她根据亲身的痛苦经历深刻地体会到妇女地位的低下，使她后来成了为妇女自由与权利而斗争的积极战士，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提供了探讨聂姆佐娃文学活动的线索。她的文学活动一开始就带着鲜明的目的，她想通过这条途径来鞭挞她所厌恶的“一切庸俗和粗暴的东西”，探求她所渴望的“最崇高、最美好的东西”。一八四二年，聂姆佐娃迁居布拉格，在浪漫主义诗人赖贝斯基①的影响下开始写诗。不久她改写童话，在各种刊物上发表，后来集成《民间传奇与故事》七卷。在这些作品中，聂姆佐娃表现了她对人民的热爱和对被压迫者的权利与妇女的自由的追求，同时也意识到“在这个社会里，一般劳动人民还未被算在民族之内”。她的童话集出版后，在小市民阶层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原来聂姆佐娃在他们那种平猥琐生活的死水潭中投下了一块巨石，打破了他们的安宁。由此她才知道，并不是所有自称为爱国主义者的人都是站在人民一边的。后来，聂姆佐娃先后在多玛日利采、伏雪鲁普、韵堡采等地居住，广泛地接触了贫民生活。伏契克说：“聂姆佐娃和穷人的关系并不是绸缎与破布片的关系，而是一个衣着褴褛的人和与她相似的人们的关系。她不仅感觉到自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而且她和他们一样。”聂姆佐娃不只是看到了贫民的悲惨生活，还意识到必须改变他们饥饿和无权的地位。在她给女友卡·斯坦柯娃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你不会理解穷人的贫困。请相信我：任何一个老爷宠爱的小狗都不会吃这些穷人不得不吃的东西。但就是这样的食物他们有的也不多。有多少金钱浪费在各种愚蠢的事上，有多少金钱在打牌时输掉，又有多少金钱挥霍在漂亮的装束打扮上！但是有的人却在饿死！正义啊！基督的爱啊！看到了吧，这就是将要改善人类生活的进步业绩！每逢我想到一切是怎样安排的，而一切又应该是怎样安排的，一种希望就抓住了我：走到这些不幸的人跟前去，向他们指出需要到什么地方寻找正义。‘狗被锁链缚着，扒手得意洋洋，狗一挣断锁链，扒手也就完蛋’。”她当时发表的许多作品，如《多玛日利采近郊的图画》、《寄自多玛日利采》、《主妇闲谈》和《木采莱的奇迹》等，都是通过艺术形象阐明了她这种思想。一八四八年，意大利和法国革命的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在这个暴风雨般的年代，聂姆佐娃以战士的姿态出现在农民中间，向他们讲解欧洲的时局，鼓动他们奋起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黑暗统治。当政府当局宣布宪法上规定的自由权利以示让步，各城市居民受到迷惑而雀跃狂欢的时候，聂姆佐娃发表了《农民的政策》，提出严重抗议。她痛心地问那些狂欢的大人先生们是否想到过，工人们为了遵照警察局的命令表示庆祝，把自己仅有的钱买了蜡烛①，而全家人却在忍饥挨饿。同年布拉格六月起义爆发时，聂姆佐娃热情地从乡下奔向布拉格。起义失败后，聂姆佐娃并未失望，她参加了当时的进步组织“捷克摩拉维亚兄弟会”，继续寻求她的“人类真正博爱”的道路。一八五○年，聂姆佐娃又迁居布拉格，此后，除了曾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去旅行外，她一直没有离开过那里。聂姆佐娃的晚年生活是十分困难的。在社会上她遭到反动势力的恶毒攻击，被诬为“危险的妖妇，恶劣的母亲”，并受到警察监视，处于孤独的地位。但聂姆佐娃并未因此而气馁，她仍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当伟大的爱国诗人哈夫利切克①出殡时，她违抗警察的禁令，向诗人献上了用荆棘编成的花冠。在经济上她也非常拮据，甚至连出门穿的皮鞋也没有。后来诗人哈莱克②回忆此事时说，捷克民族应该为此感到羞耻。暮年丧子使聂姆佐娃十分痛心，在贫病交迫的情况下，于一八五四年春执笔写《外祖母》，六月完篇，翌年出版，只得到一百五十八块金币的稿酬。聂姆佐娃于一八六二年一月二十一日逝世。聂姆佐娃的名著《外祖母》不仅是捷克文学的一颗明珠，而且是捷克人民在民族灾难深重的漫长黑暗时代的一盏明灯，它给了捷克人民以希望与力量。因此，要了解《外祖母》在捷克文学中的巨大时代意义，还须简单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捷克民族具有胡斯革命运动的光荣传统。十五世纪，捷克人民为了保卫民族的独立和生存，曾在胡斯革命运动中的民族英雄杨·日希卡的率领下，长期浴血奋战，先后击败了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组织的五次十字军征伐，在捷克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十七世纪初，在反对奥地利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白山战役”中失败后，捷克民族从此沦于日耳曼民族的奴役之下，长达三百年之久。在哈布斯堡王朝野蛮的统治时期，统治者曾在捷克强制推行日耳曼化，焚烧捷克文学书籍，放逐著名学者，禁止使用民族语言，使这个民族濒于灭绝的境地。这就是捷克民族史上悲惨的“黑暗时代”。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捷克开始进入了争取独立的“民族复兴时期”。当时，爱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把争取恢复捷克语言的合法地位作为争取独立的一种手段，他们有的编写捷文字典、语法和捷克民族史，有的收集民歌和民间传奇，但由于当时捷克文字已被人遗忘，处于湮灭境地，初期有些著作甚至是用德文或拉丁文写成的。直到聂姆佐娃这一代，才彻底冲破前人的条件限制，开始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即城乡贫民的语言）进行创作。而聂姆佐娃在捷克文学史上的功绩，就在于以自己大量绚丽多彩的著作，为捷克近代散文文学奠定了基础。聂姆佐娃的《外祖母》描写的正是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当时捷克社会情况是非常复杂的：贵族、地主、官僚都是日耳曼人，捷克城市上层生活也已经完全日耳曼化，软弱的捷克资产阶级又不能提出自己明确的政治纲领，只是躲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卵翼下乞求自己的所谓“民族权利”，而广大城乡劳动人民则在民族和阶级的双重压迫下呻吟，并且被排除在“民族”之外。因此，当时捷克社会给觉醒的爱国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捷克民族是否还存在，谁是捷克民族的真正代表？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聂姆佐娃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站在时代的前列，通过自己的《外祖母》对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作了科学的回答。她明确地向世界宣告：捷克民族尚未被灭绝，捷克民族的语言、传统和风俗习惯都完整地保存于民间，只有城乡劳动人民才是“捷克民族的核心”，才是捷克民族的真正代表！聂姆佐娃笔下的外婆以无比高尚的道德精神力量压倒了现实生活中的主人公爵夫人，成为拉笛博日采山谷的“灵魂”，这实际上就点明了《外祖母》一书的主题思想：捷克人民才是捷克土地上的主人！《外祖母》写的是聂姆佐娃的外婆玛·诺沃特娜颠沛流离、含辛茹苦的一生。然而作者并没有给外婆写传记，更没有局限于真人真事；相反，作者用人民大众艰苦的生活经历和智慧，丰富了外婆的形象，把它塑造成一个具有劳动人民各种优良品德的光辉典型。外婆的形象是捷克劳动人民品德与智慧的化身。从结构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出作者除力求创造出一个光辉的劳动妇女形象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那就是描绘出一幅“捷克农村生活的图画”。小说是从外婆搬到女儿家度晚年开始的，除第六章魏克杜儿卡的故事外，其余各章都是通过外婆的日常活动来介绍劳动人民之间的纯朴友爱的关系、拉笛博日采山谷四季美景的变化、民间的风习和节日。作者通过这些细腻的描绘把读者领进捷克农村，使其与他们共同呼吸，乐其所乐，忧其所忧，从而变成他们的朋友，并深刻地认识到：捷克人民是勤劳、朴素、勇敢和友爱的人民。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优美的民族语言，以及良好的风俗习惯，这样的人民完全有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初看，作者笔下的拉笛博日采山谷的确是一个富有诗意的世外乐园，在那里人们完全生活在和平与友爱之中。然而，作者并没有把生活理想化，魏克杜儿卡的凄凉的歌声还不时打破这儿的宁静；如果我们再把克瑞斯特娜和米拉的遭遇联系起来看，那末，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个美好的小天地里还存在着另一种人，他们在摆布并威胁着这些善良人的命运及其和谐的生活，那就是贵族爵府及其帮凶。第六章在结构上虽然是独立的，但它是全书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作者通过魏克杜儿卡的悲惨命运，向当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提出了有力的控诉。魏克杜儿卡的遭遇不是一般的情场失意，而是罪恶社会所造成的结果，如果外婆不营救克瑞斯特娜，她也会变成魏克杜儿卡第二，变成爵府匪徒的牺牲品。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作者通过外婆的嘴谴责了爵府的表面豪华，而实际上空虚无聊的生活。作者两次借公爵夫人之口赞美外婆：“这女人真幸福啊！”用尼耶德利的话来说，这是作者对贵族生活的全盘否定。在聂姆佐娃的作品中，除了享有盛誉的长篇小说《外祖母》之外，还有著名的短篇小说《野姑娘芭拉》、《穷人》、《庄园内外》、《善良的人》和《老师》等。本书选收的《野姑娘芭拉》和《善良的人》是作者晚年的绝唱，它们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捷克农村的风貌，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充分地表达了作者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成为捷克民族在遭受日耳曼异族压迫的那个漫长的黑暗时代的一面镜子。此外，这些作品中的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浓郁的生活气息，生动朴素的群众语言和独特的民族风格，也赢得了捷克人民的喜爱。

本文库旨在汇总世界文学创作的精华，全面反映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文学的最高成就，为读者提供世界第一流的义学精品。它以最能代表一个时代文学成就的长篇小说为骨干，同时全面地反映其他体裁如中短篇小说、诗歌、散义、戏剧、童话、寓言等各方面最优秀的成果。选收作品的时限，外国文学部分，自古代英雄史诗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文学部分，自《诗经》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它是包容古今，囊括中外的珍贵的文学图书系统。《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是涅克拉索夫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是他一生创作的总结。这部近万行的叙事长诗通过展现逐奴制“改革”后人民生活的广阔画面和人民的情感与探索，揭露了腐配的专制的俄罗斯，歌颂了开始觉醒的人民的俄罗斯，从而成为大转折时代的一部史诗。以普通农民为长诗的主人公，以农民语言入诗，向民间说唱文学靠拢——这都是《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大明独创的革新和独具魅力的原因。自古以来，中诗，英雄史诗和叙事长诗基本上都以神与英雄为主人公。而涅克拉索却不顾一切旧传统，毫不犹豫地把最下等的农奴，农民作为诗的和历史的主人公。

《汤姆·索亚历险记》是马克·吐温第一部独立完成的长篇小说，其中不少事情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蕴含了作者对童年生活的深刻怀念。故事发生在南北战争前美国南方一个叫圣彼得堡的小镇上，小主人公汤姆·索亚生性顽皮，但心地善良，乐天助人，他厌恶教会学校里枯燥无味的生活，对教堂里牧师干巴巴的说教更为反感，幻想着能过上像传说中的海盗和绿林好汉一样的新奇冒险的生活。终于有一天汤姆和小伙伴哈克贝利偷偷离家出走，来到密西西比河一个荒岛上，过了几天逍遥自在的生活。不久，小镇上举行了一场轰动四周的审判，要对杀害医生的嫌疑犯波特作出判决。关键时刻，汤姆挺身而出，证明杀害医生的真凶不是波特而是乔埃。波特得救了，乔埃却逃走了，汤姆害怕遭到他的报复，心里总是提心吊胆的。接下来小说讲到汤姆和哈克到一家荒芜的长年闹鬼的房子里去寻找假想的财宝时，发现了乔埃的足迹，后来他们又在一次去山洞的探险中几经周折，终于把这个杀人犯困死在山洞里，而且他们还得到了一大堆千年以前海盗埋藏的金币。这部小说乍看起来是纯粹的儿童冒险故事，然而放下书本细细品味，却可以发现马克·吐温在机智的微笑中，对当时的学校教育和宗教的虚伪作了极为酣畅痛快的嘲讽。小说展示了作者对儿童心理的透彻了解及优秀的讽刺幽默才华。马克·吐温曾说：“只有建立在真实生活基础上的幽默才会不朽。”他的作品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讲述的是哈克贝利是一个聪明、善良、勇敢的白人少年。他为了追求自由的生活，逃亡到密西西比河上。在逃亡途中，他遇到了黑奴吉姆。吉姆是一个勤劳朴实、热情诚实、忠心耿耿的黑奴，他为了逃脱被主人再次卖掉的命运，从主人家中出逃。他们一起漂流在密西西比河上，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两人成了好朋友。哈克贝利为了吉姆的自由，历尽千辛万苦，最后得知，吉姆的主人已在遗嘱里解放了他。小说中，哈克贝利和吉姆姆的性格鲜明突出，形象栩栩如生。全篇的现实主义描绘和浪漫主义抒情交相辉映，尖锐深刻的揭露、幽默辛辣的讽刺以及浪漫传奇的描写浑然一体，形成了马克·吐温独特的艺术风格。

亚·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出生在商人聚居的莫斯科河南区，从小熟悉商人社会的生活习俗；一八四三年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肄业到法院充当文书后，又接触到不少财务债权诉讼，对商贾贵族之间的巧取豪夺、尔虞我诈，更有了痛切的认识，这为他日后的戏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成名作，就是一部嘲讽商人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喜剧《自家人好算账》（1850）。一八五六年，奥斯特洛夫斯基参加了一次难得的伏尔加河沿岸文学考察活动。伏尔加河沿岸美丽的自然风光与黑暗的社会生活的强烈反差，在剧作家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三年之后，奥斯特洛夫斯基把伏尔加河的美丽与卡里诺夫城的丑陋，鲜明对立地体现在《大雷雨》（1859）中，构成该剧的戏剧冲突的底蕴，剧中尖锐对立的两个人物——卡捷琳娜和卡巴诺娃，则代表着俄罗斯的光明与黑暗。亚·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俄罗斯戏剧文学史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他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他是俄国十九世纪最高产的一位大剧作家（他一生写了四十七个剧本），他的剧作涵盖了完整的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而且还因为他在戏剧史上是个承前启后的中枢人物。这就如著名的俄国戏剧史家拉克申院士所指出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从继承果戈理的戏剧流派开始，剧的出现。”

《女勇士》为作家的处女作。作品以中国为背景，通过极富想像力的虚构与简洁的白描，展示了一个生活在艰难创业的华人圈中的小女孩的童年生活及她周围的女性的现实生活。作品熔美国华人街受歧视、受压抑、贫困、不安定的华人生活现实，与中国大陆的神异鬼怪、仙风道骨、自由战斗的女英雄故事等于一炉。行笔或细腻委婉、或天马行空；气势酣畅淋漓，给人以甘美的享受。本书深受美国大学生欢迎，篇首语便成为美国大学生的口头禅。

1976年，突然遭到不知名的病毒侵袭，在只能依靠无线电与外界联络的情况下，孤独、蒙昧、哀伤、疑惑，是村落挥之不支的命运。死亡，像泻地水银般无法阻挡，燕布窟的泪水，除了悲伤还有恐惧。教区神职和医疗人员奋力不懈地与死神搏斗，仍抵挡不住病毒肆虐的狂暴。村民一个个倒下，只能随处挖掘坟穴草草掩埋；生者则徘徊在哀恸与疑惧之间，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就是自己？他们惶恐，他们哀嚎，但上天是否可以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