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与《第二十二条军规》所受到的赞扬一样，《最后一幕》一经推出便受到文学界和新闻界的普遍褒奖。《最后一幕》结构松散。它共有34章，没有传统的开头、高潮和结局，每章与每章、每节与每节、甚至有的每段与每段之间都存在着极大的不连贯性，似乎每章都能当“第一章”。当然有游龙飞凤般高雅流畅的描写和叙述，但也有另一个极端。

整个三部曲是描写苏联人民的一部英雄史诗，它不仅广泛地描绘了革命前夕、革命时期和国内战争时期的俄罗斯生活，为那一阶段的伟大历史事件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图画；而且生动地描绘了俄罗斯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受考验、取得伟大胜利的史实，特别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受到革命锻炼、与人民相结合、逐渐领悟社会主义伟大真理所经历的迂回曲折的过程。

片断：第一篇觉醒及其结果和姆司德的召唤那一天的事情还清清楚楚地刻印在我的脑里。那是一八九二年七月六日。我和朋友费加两人静静地坐在我们的小小住家的后房里，爱玛突然走了进来。她平日惯有的急速而有力的脚步这时候听来是异乎寻常地坚决。我掉头去望她，她眼里的奇特的光辉和她脸上的兴奋的颜色使我大吃一惊。“你们读过没有？”她挥舞着一份半打开的报纸，大声叫起来。“什么事情？”“和姆司德。罢工工人挨了枪。‘品克顿’①杀死了妇人和小孩。”她带了焦急而断续的调子说话。她的话语就像是一只受伤的野兽的号叫，她那音乐般的声音里掺杂了一种严肃的苦涩味，这是由绝望的痛楚而起的。我从她的手里拿过报纸来。我读着关于这次激烈的斗争（和姆司德的罢工潮，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是全体工人的开除事件）的如火如荼的记载，我的激动不停地增加着。报纸上详细地揭发了卡内基公司破坏钢铁工人联合会的阴谋。为了这个目的，公司就选了素来异常仇视劳工的福利克做总理。他一面故意和联合会继续着友好的交涉，一面却暗地里作战争的准备：譬如修理和姆司德炼钢厂，筑起一道板墙，上面架着铁丝网，中间留着射击时用的枪洞；又雇了一队“品克顿”匪徒。他在黑夜里偷偷把这群人运进了和姆司德。最后可怕的屠杀就发生了。我把报纸递给费加。爱玛望着我。我们默默地坐着，每个人都沉溺在自己的思索里。我们只偶尔交谈了一两句话，或者一瞥探寻的，含有深意的眼光。后记：后记（面包与自由》的法文本原名LaConquetedupain，出版于一八九二年。在一九○九年就有了幸德秋水的日文译本（《面包略取》，平民社版）。最早的中文节译本刊于二十年前。全译本的出版也是十三年前（1927）的事。我这次重译仍以我的旧译文作根据，不过参照英、法、德文本把它修改了一遍。（我在一九二五年翻译本书时，曾参考过幸德秋水的日译本，后来这书被人借去失落了，现在我手边有的是一九三○年黑色战线社的新译本）。我另外还补译了德文本的序言。法文本的序言也是我新译的，旧译本中用的是震天兄的译文。至于俄文本的两序，在旧译本中有贾维兄的译文，这次我根据（其实只能说参照）小池英三的日译文改译了。我没有见到俄文原文，我恐怕我的译文里一定有错误的地方，只得留待将来的改正。这几篇序文中的注释都是我加上的。《面包略取》这个名称，一般的中国读者都说不易了解。这次改译我便采用俄文译本的题名：《面包与自由》。这个名称是作者自己起的，而法文本的题名倒是作者的友人爱利赛·邵可侣代取的。译者一九四○年三月

片断：第一部要翻处女地，不应当用仅仅在地面擦过的木犁，必须使用挖得很深的铁犁。①——摘录一个农场主的笔记在一八六八年一个春天的下午，大约一点钟的光景，有一个二十七岁左右的年轻人，穿了一身不整齐的破衣服，走上彼得堡军官街一所五层楼房的后楼梯。这个人吃力地啪哒啪哒拖着一双穿破了的胶皮套鞋，慢慢摇摆着他那肥大、粗笨的身子，终于走到了楼梯顶上，在一扇半开着的破旧的门前站住。他并不拉铃，只是大声喘了一口气，便闯进一间窄小、阴暗的穿堂里去了。“涅日达诺夫在家吗？”他提高他那不大清楚的声音问道。“他不在。我在这儿，进来吧，”从隔壁屋子里传来一个女人的也是相当粗的声音。“是马舒林娜吗？”新来的人再问道。“正是我。您是奥斯特罗杜莫夫吗？”“皮敏·奥斯特罗杜莫夫，”这个人答道，便小心地脱下了胶皮套鞋，又把旧外套挂在钉子上，然后走进那间发出女人声音的屋子里去。这间屋子里天花板低，又不干净，墙壁漆成了深绿色，整个屋子就只有从两扇布满灰尘的小窗透进来的一点点光线。房里全部陈设只有这几样：角落里摆着一张铁床，正当中放着一张桌子，还有几把椅子和一个堆满了书的书架。桌子旁边坐着一个三十岁光景的女人，她没有戴帽子，身上穿了一件黑呢衫，正在抽纸烟。她看见奥斯特罗杜莫夫进来，默默地把她那只粗大的、红色的手伸给他。奥斯特罗杜莫夫握了她的手，也不说一句话，便坐到一把椅子上，从衣服的边袋里掏出来一支已经抽了半截的雪茄。马舒林娜给了他一个火——他便抽起烟来；他们都不作声，甚至没有互相望过一眼，两个人便在这间已经烟雾沉沉的屋子里一口一口地吐起青色的烟圈来。这两个抽烟的人身上有一些相似的地方，虽然他们的面貌一点儿也不像。在他们的并不端正的面貌（两个人都有粗大的嘴唇、牙齿和鼻子，奥斯特罗杜莫夫的脸上还有一点儿麻子）上可以看到一种表示正直、坚定和勤劳的东西。“您看见了涅日达诺夫吗？”奥斯特罗杜莫夫末了问道。“看见了。他马上就回来。他拿了几本书上图书馆去了。”后记：代跋树基：现在继续谈有关《处女地》的事情。五十年前日本侵略军兵败投降。四五年底我回到上海，眼前还摇晃着两个人的手，可是尧林三哥已经躺在病床上热度不退，托朋友介绍住进医院，也只活了一个星期。至于生死不明的友人圣泉①，仍然生死不明，我们一直等待他的归来，其实他早已遭日军毒手。我翻看从重庆带来的《处女地》，就不能不想到一个正直善良而有才华的朋友的遭遇，我践了约带着两本屠格涅夫的长篇回上海，可是我到哪里去找我的朋友呢？两部书都由文生社印了出来。《处女地》来不及交给平明出版社重排，主要原因是书中译文不妥处很多，我没有时间进行修改。我的杂事又多了起来。但我也不能拿这个“借口”来拖延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终于在六十年代初期下了改译《处女地》的决心。有时我到北京开会也把改译的本子带了去，准备抽空进行“工作”。然而我还是只能“抽空”，因此即使带来带去改得也很少。后来我两次去越南采访，回来又得赶写散文报道，自己对改译的工作完全绝望了。正在这个时候，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感觉到一阵狂风带着大片的乌云迎面吹来，我像罪人似的给定为“反动学术权威”揪进了“牛棚”，抄了家，进行游斗甚至电视批斗，受尽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我的妻子还挨了北京红卫兵的铜头皮带。她想不通，得了不治之症，又不能及时得到治疗，早早离开了人世。我不相信假话，坚持要看到最后，我终于活了下来，不用说也终于看到“四人帮”受审。萧珊逝世后一年，我的“问题”得到处理，结论是：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帽子，做翻译工作。这是“四人帮”的上海“市委”决定的，第二次的处理则是推翻这个“结论”，不用说那是人民的决定了。第一次的决定是由进驻上海作协的工宣队“书记”当面念给我听的，他还讲了“不给工作，参加学习”。我就问：“可以搞点翻译吗？”他说：“可以，可以。”第二天他在作协学习小组会上宣布我参加学习时就多了这么一句：“搞翻译”。我再也不用为时间发愁了！我再也不必偷偷摸摸躲在汽车间楼上的小房间里翻译“四旧”①了。我的书房仍旧给封闭着，我便利用那小屋的破书桌安心工作。说是安心，其实也是提心吊胆，工宣队老师傅的话不见得可信，谁能保证他明天不来把稿纸通通搜去？但是我也有一个打算，我的译文现在不会有人出版的，我在书本上改译，然后抄在稿纸上，还可以用复写纸抄写两份送给图书馆。总之我的努力不会是白费的。即使丽尼在“文革”后期终于因受尽折磨痛苦地死去，他译的书今天还在读者中间流传。一九七八年，《处女地》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的手稿也送到图书馆了。最近我在杭州养病，望着门外一片湖水，我不能不想起五十八年前的一次春游，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还在我的手边，它们还在叙说三个知识分子的友情。我想念远去了的亡友，这友情永远不会消失。现在正是译文全集发稿的时候，请允许我把我译的两部长篇小说分别献给两位遭遇不幸的亡友（陆蠡和丽尼），愿他们的亡灵得到永恒的安息！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片断：国境之夜人物大野三四郎：土地开垦所的主人假面人：大野的影子大野雪子：大野之妻大野绿子：他们的长女大野次郎：他们的次子大野五郎：他们的三子旅行者夫妇和小孩安利希加：虾夷人①地点北海道，十胜平原的一部分。布景舞台左边有一片平原，被雪盖着。远处有国境边的盖着雪的群山，在那里有几条雪车过后的痕迹在发亮。右边是大野垦地所屋子的内部，屋子的中间和左边有玻璃窗，靠前面的左边有一扇通外面的门。右边也有一道门是通内室的。建筑虽不华丽，却很坚固。玻璃窗子边垂着厚的冰箸，像剑一般。在房子中央有一个大火炉，里边正燃着熊熊的火，一把大铁壶内正盛着沸腾着的水。中间的一扇窗户旁放着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椅之旁有一盏大洋灯挂着。三四本帐簿放在桌子上，右边的门旁边立着一个小钱柜。一切都足令人追忆北海道初期的成功者的生活。第一场〔起幕时房中的人都围炉饮葛汤。只有家主坐在桌旁写什么东西。家主的妻子在为她的三个孩子做葛汤，看她的容貌，好像要比她的真正年纪轻得多。女：〔手里拿着一杯葛汤〕母亲，外面狂风怒吼着！而且一定还下雪呀；窗子上那么多的雪。……母：〔正在预备葛汤，略抬起头来〕呀，如果老是这样下雪，网走线怕又要不通了。我一生从没有经验过这样的大雪，虽然我在北海道住了二十年以上，但是像今年这样的大雪还是第一次见到。女：幸好父亲昨天回来了。如果他要在这样的夜晚回来，我们不晓得要怎样不放心哩！后记：代跋树基：这一卷包含七部作品，即四个剧本、一个中篇、一部短篇小说集，和一部诗集。除四幕剧《夜未央》外，其他三个剧本都是从世界语译过来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是世界语的原著。短篇集《笑》，其中有两篇是从世界语翻译的；《叛逆者之歌》中那首俄国民歌《伏尔加伏尔加》也是从世界语转译的。我是一九二四、二五年在南京开始自学世界语的，这之前在成都我就写过推荐世界语的文章。二八年底我回到上海经朋友索非介绍，参加上海世界语学会，并在学会住了将近一个月，直到我租到房子为止。那时索非刚刚成家，也要租房子，我们就合租在一起。在宝光里，我住后楼，在楼下客堂工作。索非仍在世学会任干事，晚上到世学会办公，他拉我同去。晚饭后我们一起散步到鸿兴坊，在那里只有一个公务员。我批改函授学校学生的作业。作业不多，也容易处理。我高兴的是这里有两个书橱的图书和报刊，都是世界语的。我当时工作不多，有机会读这么多世界语书刊，我很满意。这个时期我看了好些书，写了不少文章。我们星期天下午也去，参加会员活动，交了好些朋友，我很喜欢这个地方。可是不到三年，“九·一八”事变后，索非搬了家，不再去鸿兴坊。鸿兴坊世学会连同两书橱的珍贵图书不久被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毁掉。从此我渐渐地失去了同那些感情真挚的朋友的联系，我至今还想念他们。我翻译世界语作品，也是从那时开始的。短短的三、四年时间，译出了这四部作品。除《骷髅的跳舞》外，原著都是从鸿兴坊借来的。《骷髅的跳舞》正如“译者序”上所说，是在巴黎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买的。这个世界语译本收了三个短剧，作者秋田雨雀是位世界语者。人类爱的思想，打动了我的心。若干年以后，我在东京遇见了秋田雨雀先生。他来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告别酒会，想不到一九六一年的第一次见面，就是最后的一次见面。一位七十八岁的老人，仍然充满了人类爱的感情；仍然相信春天不会灭亡；仍然相信为全世界所有的喷泉和草原。他的外孙女自杀了，他为青年人组织了“不死鸟”会，鼓励他们追求真理、坚持斗争、绝不放弃责任、绝不在困难面前低头。他热情地对日本青年说：“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要珍惜自己的生命，热爱生活，努力改造今天的社会。”《骷髅的跳舞》这本书在开明书店印了两版，译者署名“一切”，读者不知他是谁，以后也没有重印。其他三部译文：亚米契斯的《过客之花》，一九三○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过，后来交索非印了一本小册，早已绝版。四○年收入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翻译小文库”，重印了一版。阿·托尔斯泰的《丹东之死》交给开明出版时，编者要我写一篇介绍法国大革命的故事。这本书也已绝版了。只有匈牙利世界语作家尤利·巴基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还流传至今。这是两个孤儿相遇于集市上在秋天里看见了春天的故事。三十年代曾经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的心。编这卷书，即使是请朋友轻轻地念一遍，也使我想起许多事情。鸿兴坊毁掉以后，在十年大梦期间，我有机会重温世界语文学。梦醒之后，我还说我要把最后的精力用在包括世界语运动在内的社会事业上。一九八○年，我受敬爱的亡友胡愈之的鼓励，去斯德哥尔摩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我还相信可以为世界语事业做很多事情。瑞典会议的见闻鼓舞了我的信念，同朋友们在一起，我看见前途的光明，我相信世界共同的语言能迅速发展。没想到八二年摔伤骨折，又查出患帕金森氏症，体力日渐衰退，目前已和疾病斗争了十年以上，为世界语尽力的承诺成了一句空话。想到朋友们对我的失望，我十分惭愧，编这卷书用的底本，也是根据许善述同志编印的《巴金与世界语》中校订过的译文。许善述同志我没有见过面，只通过几封信。他编这本书，收集译文十分认真。他抱病工作，书印出来时，他却见不到了。校订者是李士俊同志，我感谢他纠正我的错误。我行动不便，写字困难，想说的话很多，不能畅快地写出来，我把这卷书献给世界语运动的朋友，让这短短的一段话，代替我说不尽的感激，向世界语的朋友告别，你们都在我的心中，我祝福你们，世界语的前途无量。巴金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九日本书前言著者序我的二十年来的孤独的生活给我打开了一扇窗户。那扇窗户，我的小窗户，开了的时候，我不禁惊讶起来。……我看见无数的窗户将为全人类，全世界而开。他们，人类的一分子们，已开始在战争的深的惨祸中，在监狱的厚厚的墙壁中来打开那些窗户了。他们——身受重伤，精力竭尽……然而眼里却射出灿烂的光辉，因为他们的右手挖出了心给他们的敌人。从每扇窗户里挖出一颗心！从无数的窗户里挖出无数的心！

片断：红花纪念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一“我代表彼得一世皇帝陛下宣布视察本疯人院！”这句话是用刺耳的、响亮的大声说出来的。病院的抄写员坐在一张有墨水迹印的桌子前面，在一本破旧的大簿子上登记病人的姓名，他忍不住微微一笑。可是那两个护送病人的年轻人却没有笑容：他们刚刚把疯人从铁路上带到这里，他们同他一块儿过了整整两个昼夜，他们的腿快要站不稳了。在他们到达以前的最后一个车站上，疯人的病发作得更厉害了；他们居然在什么地方弄到了一件给疯人穿的紧衣，又请了几个列车员和一个警察来帮忙，把紧衣给病人穿上。他们就这样把他带到城里，又这样送他到病院来了。他的样子很可怕。他的灰色衣服在发病的时候给撕成了破片，现在套上一件领口很低的粗帆布紧衣，贴身地裹住了他的身体；两只长长的袖子给绕到背后绑牢了，使他两只胳膊交叉地紧紧贴在胸口上。他那对睁得圆圆的红肿的眼睛（他整整十天不曾睡觉）冒出来呆滞的、强烈的光芒；神经性的痉挛使他的下嘴唇一直在哆嗦；他一头乱蓬蓬的鬈发像鬃毛似地垂在前额上。他迈着快速的、沉重的脚步，在办公室里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走来走去，一面用探询的眼光望那些放文件的旧橱架和漆布面的椅子，偶尔还看看那两个同他一路来的旅伴。“带他到病房去。往右走。”“我知道，知道。我去年跟你们一块儿到这儿来过。我们来视察病院。我全知道，要骗我可不容易，”病人说。他向着门掉转身去。看守给他把门打开了；他高高地抬起头迈着同样快速、沉重而坚决的步子，离开了办公室，差不多跑着向右边、向精神病人的病室走去。两个护送他的人差一点赶不上他。“按铃！我没法按。你们绑住了我的手。”看门人打开了门，这一行人进了病院。后记：代跋树基：前几年有人在一九二三年成都出版的《草堂》文艺月刊上发现我翻译的短篇小说。原来我在那时发表了一篇迦尔洵的小说。我在成都就只译过这一篇作品，是从英译本《俄罗斯短篇小说集》中译过来的，至于我在哪里找来这本书，连我自己也记不清楚。我只记得我表哥当时已经结婚移居乐山。这年我同三哥去上海，坐木船经过乐山。木船靠岸后，我们上岸去看望姑母和表哥。这是礼节性的拜望，我们离船的时间又不能长，姑母问了一些事，三哥答了一些话，就匆匆告辞走了。表哥讲话很少，显得消沉，我觉得他已经背上家庭的包袱了。我说过，我常靠翻译来学习，我翻译迦尔淘的短篇小说《信号》（原译《旗号》），他在作品中表现的人道主义思想使我感动。那个怀着满肚子怨气，抱怨“狼不吃狼，人却活生生地吃掉了人”的查道工瓦西里，他受到上级不公正待遇后，带着工具去撬铁轨，被他的同事谢明发现了。这个好心的邻人跑到铁轨那里，从自己的帽子上撕下一块棉布做成一面小旗，又从靴筒里抽出刀来，戳进他的左臂，用他的鲜血染红了小旗，并高举红旗阻止火车的前进。当火车头已经看得见时，他眼前一片黑，红旗也被扔掉，可红旗没落地，另一个人的手抓住了它。火车停住了，人们从车上跳下来，围成一大群。瓦西里埋下头，努力地说：“绑住我，我撬开了一节铁轨。”他的旁边躺着一个在血泊里失去知觉的人。《信号》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这篇译文我没留底稿，后来重译了它，那是解放初期的事。当时师陀替上海出版公司编辑丛书，向我组稿。我译了几个短篇给他，一共出版了三小册，他很欣赏迦尔洵。八十年代我又把它们编成《红花集》，交给三联书店印行。师陀催稿的情景就在眼前。《红花集》出版，他已不在人世。师陀是一位有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他讲究文体，一笔不苟，他本来应该写出更多的好作品，可是他没有机会发展他的才华。他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小说《历史无情》被腰斩。十年大梦中，又倍受摧残，后来默默地死去，读者几乎忘记了他。最近听说有人要重印他的作品，希望这是事实。师陀的作品一定会流传下去。我翻译王尔德童话也是为了学习，不过这是学习做人。我最爱的是王尔德的《快乐王子》。冬天来了，快乐王子的塑像“站得高，看得远”，什么地方什么人生活困难，他都看在眼里，他要求在他身上栖息的即将飞往南方的小燕子把他身上的宝贝取下来送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直到身上有值价的东西分散干净，小燕子也冻死在他脚下。王尔德是有名的美文家。他那几篇童话有独特的风格，充满美丽的辞藻。快乐王子心碎而死，又被请进天堂，在为文与为人两方面，我都没有条件学习。因此拖到四二年我才拿起笔碰一碰王尔德的童话。我一个人在去成都的旅途中，身边只带了一本“王尔德”。我在当时发表的《旅途杂记》中写着“因为爱惜明媚的阳光，我还翻译了王尔德的一篇题作《自私的巨人》的童话，那一年我还在重庆翻译了《快乐王子》。”什么事都怕开头，一开头就会接下去。虽然以后我把书放回书架，但是两个人物一直拴住我。为了巨人和王子，我又把“王尔德”放在身边。一年一年地过去，我感到寂寞痛苦的时候便求助于“王尔德”，译稿在一页一页地增加。几年后，书完成了，我对两个人物的理解加深了。这就是我的学习。我少年时期就喜欢念斯托姆的小说，特别是郭沫若翻译的《茵梦湖》。二五年我学习世界语的时候也曾背诵过世界语译文，这本书我去法国时带在身边，却没有想到邮船过印度洋时，我在三等舱甲板上失手把这本书落在海里。我极为懊丧。几年后我在上海友人那里看到一本《迟开的蔷薇》，是日本出版的袖珍本，作为德文自修课本用的，还有日文的解说。我向朋友把书要了来放在外衣口袋里，有空就拿出来念几段，我还可以背出一些。记得一九三三年，我从天津三哥宿舍去北京沈从文家时，《迟开的蔷薇》就放在我的口袋里。所以，我的一篇散文《平津道上》里面引用了德国小说家的文字。四三年我在桂林，从朋友陈占元那里借到斯托姆的《夏天的故事》（德文）拿回家去随意朗诵，有时动笔翻译几段，居然把《蜂湖》（《茵梦湖》）等两篇译完了。后来选出《迟开的蔷薇》等三篇集成了一个小册子在桂林发行。我曾写“后记”介绍，我说：“我不想把它介绍给广大的读者。不过对一些劳瘁的心灵，这清丽的文笔，简单的结构，纯真的感情也许可以给少许安慰吧。”这是我当时的看法，今天我还是这样想。《在厅子里》这一篇也是从《夏天的故事》里翻译出来的，在友人熊佛西编的刊物上发表过，不曾收入集子。这次来不及修改了，就收在这个集子里面吧。现在谈（六人》，这本书不是小说，也不是文学评论，它仍然是一部艺术作品。当时曾在范泉同志编的《文艺春秋》上连载过。后来又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文革”后由三联书店重印。关于它，我在“文化生活”初版本上写过一个说明。已经过去五十年，我还想在这里借用一次，就抄在下面：“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究竟是什么？“德国革命者洛克尔从世界文学名著中借用了六个人物和六个解答——六条路，来说明他的人生观，来阐明他的改造世界的理想。六人便是他对那个曾经苦恼着无数人的大问题的一个答案。“浮士德在书斋中探求人生的秘密，唐·璜在纵欲生活中享乐人生；疑惑腐蚀了哈姆雷特的生活力，唐·吉诃德的勇敢行动又缺乏心灵来指引；麦达尔都斯始终只想着自己，反而毁了他自己，冯·阿夫特尔丁根完全牺牲自我，却也不能救助人们。“但是最后六个人联合在一块儿了。六条路合成了一条路。“新的国土的门打开了。新的人踏着新的土地。新的太阳带着万丈光芒上升。”我在病床上看到的也还是这样。巴金九六年一月十二日

片断：《草原故事》小引近年来一种渴望不断地折磨着我的心。生活在这个“狭的笼”中，我渴望着广阔的草原，高大的树林，以及比生命还要宝贵的自由。然而现实的黑暗给我摧毁了这一切。我只有在这生活的废墟上悲哭。可是这其间也曾有过好梦来安慰我。据说俄罗斯人是善于做梦的。他们真是幸运儿！席尼特金①说过：“世界上最伟大、最耐久的东西就是做梦的人的手工成绩。不能做梦的行动的人便是破坏世界者，他们是兴登堡②一类的人物；这些野蛮的力量要留点痕迹在时间之沙上面，除非先让时间之沙浸透了人血。只有像高尔基和托尔斯泰那些善于做梦的人才能够从海洋和陆地的材料中建造出神话，才能从专制和受苦的混乱中创造出自由人的国土。”高尔基自然是现今一个伟大的做梦的人。这些草原故事便是他的美丽而有力的神话。它的价值凡是能做梦的人都会了解。我希望我的译文还能够保留一点原著的那种美丽的、充满渴望的、忧郁的调子，同时还能使读者闻到一点俄罗斯草原的香气。巴金一九三一年二月在上海后记：代跋树基：这一卷主要收了高尔基的早期作品。重读这些短篇，我又想起一些往事，我更不能忘记一个人，他就是我的表哥濮季云。我还记得，我在赠给端端的全集的扉叶上写过一段话：“我就看见成都正通顺街一个小小房间里一张方桌旁，一盏清油灯下，两个年轻人摊开一本（缩本）《大卫·考伯菲尔》。他不单是我的英语的启蒙老师，他还让我懂得许多事情……”我最初读到的高尔基小说的英文译本，也是他介绍给我的。他从上海商务印书馆函购了《草原故事》的英译本，他让我带到上海。这本小书，跟着我到过法国，后来又跟着我回到上海。这本小书唤起我对俄罗斯草原的渴望，对自由的渴望。每当我受到现实生活折磨的时候，我就想到俄罗斯草原沁人心脾的香气，我摊开搞纸，开始翻译高尔基的《草原故事》。东方杂志社的朋友向我索稿，我陆续把译文交给他们发表。后来我把它们编成一本小书，根据英译本原文，内容如下：《马加尔·周达》、《因了单调的缘故》、《不能死的人》。我当时并不知道英译本是意译的，删掉了不少段落，其中《不能死的人》只是《伊则吉尔老婆子》的第一节，连“丹柯的心”也没有了。这本小书出版后得到读者的接受。在经历了五家书店之后，我终于下决心重译，恢复原著的面貌。那就是开明书店出版的《草原集》。我还记得，一九五○年秋我带着清样到福州路开明编辑部找周予同先生。他是复旦大学教授、著名的史学家，那时兼管开明书店的编辑工作。他是一位知名的民主人士，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没有想到十多年后，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竟被首批抛出来，作为“靶子”，遭到残酷迫害，含冤而死。开明书店不久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合并，《草原集》停印。后来中青社出版《高尔基选集》，采用了我的这几篇译文，并要我翻译《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五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向我组稿，我在开会之余又翻译了高尔基的另外几篇小说，完成了这本《〈草原故事〉及其他》。老实说，我还不能直接翻译高尔基的原著，要靠英译本作参考。我每翻一篇总要修改几次，只能说我写出了自己对高尔基的理解，并不一定能完全表达高尔基的原意。通过翻译我不断向高尔基学习，通过翻译我才理解了高尔基那颗“丹柯的心”。我并不崇拜名人，不过这些短篇实在是精品，真正的精品！现在说到《文学写照》。当初平明出版社要稿件，我为他们翻译了《回忆契诃夫》，接着又翻译了《回忆托尔斯泰》。两本书都是从法译本转译的。后来借到一本苏联出版的英译本《文学写照》，我便翻译了全文。《文学写照》不是我自己编辑的，因此只有一个“出版说明”，这次我把它删去了。关于这一部分，我只想说，高尔基替托尔斯泰夫人说了几句公平话。托尔斯泰家庭的悲剧，有个时期成了热门的话题，各有各的说法，两方面争论得很厉害。托尔斯泰是一个贵族大地主，有一大堆儿女，还有不少食客。要管理这样一个家很不容易。托尔斯泰夫人把全部精力都花在照料托尔斯泰和管理这个家上。她崇拜托尔斯泰，她曾为托尔斯泰抄过七次《战争与和平》的稿子。托尔斯泰不满意这种贵族生活，他要改变生活方式，几次想离家出走，却下不了决心。托尔斯泰不是软弱的人，但身上充满了矛盾，据说他晚年离家出走时留给夫人的那封信，已锁在抽屉里长达二十五年。托尔斯泰在艺术上成就越高、名气越大，就越是想做到言行一致。他甚至认为艺术创造是“罪恶”，他想离开艺术，只是为了资助他的信徒“灵魂的战士”移居加拿大，他才继续写作，创作了长篇小说《复活》——他的三大杰作之一。托尔斯泰放弃版权，他的夫人却不得不出版他的著作以维持家用。我读过一篇文章，叙述托尔斯泰的家庭生活，说他们开饭的时候，托尔斯泰一坐上桌子，就皱起眉头，他的夫人紧张地问他：是不是菜不好？托尔斯泰苦笑着回答：菜太好了。托尔斯泰还发现，他的夫人偷看他的日记，其实她只是为了想了解他，以便更好地照顾他。她还想保护托尔斯泰，免受他那些狂热的“弟子们”的操纵和歪曲。而事实上，她越是想理解他，却越是难以理解他，他们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八十二岁高龄的托尔斯泰在小女儿亚历山德拉帮助下离家出走，病死在火车站上。托尔斯泰夫人受到很大打击，整个人都改变了。她在临死的时候，对亚历山德拉说：“我爱他，整整爱了一辈子，我始终是他的忠实的妻子。”我同意高尔基的看法：“她也是他的亲密的、忠实的、而且我相信还是唯一的朋友。”最后再转回到我的表哥濮季云身上。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三十五年前。他是以公务员的身份从都江堰退休回来，我和他在成都少城公园喝茶谈天。我以为他可以平静安详地度过晚年，谁知道过了几天去看他，他已病倒在床上，床前放着一碗药汤，说是肝火太旺。又过一些时候，我去看他，他已迁居城外，据说患了晚期肺结核。没等我再去看他，他就离开了人世。对于他，我什么话也没有机会说，许多话藏在心里。他是我的第一个引路人，我如今找到自己的道路，却忘记了他。他一九三三年在上海要我帮他找工作，我没有办到，今天再一次想到往事，我责备自己是一个忘恩的人。现在把这卷书献给他，表示我的内疚。巴金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七日

《爱情故事》是一部很容易读的小说，一九七○年问世，至今有二十多年了，读着还没衰老。它有二十三种文字的译本，累计印了二千多万册。它曾在《纽约时报》畅销书单上连续七个月居榜首。一九七七年，西格尔为它写了续篇《奥利弗的故事》。书上的版本记录是不全的。我看到《爱情故事》是在文革后期。当时它和另一篇小说《海鸥乔纳利·利文斯顿》放在一起，书名是《美国小说两篇》。那书的出版是供批判之用，所以照例附着大批判的文章。我和朋友立刻爱上了那小说。爱上它那新鲜活泼的语言和举重若轻的叙述，耳目一新啊。前两年，我也买过另外的译版，读起来觉得不爽利。前些天去上海书城，见到此书，拿在手里一翻，“一个姑娘二十五岁就死了”，心头一热，赶紧买下。除了读故事，我们看此小说还能学到叙述的方法。它很少用时空的颠倒，而是老实地顺叙着。这使得作品读起来很流畅。它有悬念，它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悬念，但它的悬念是建立在对主人公命运的关心上，而不是故弄玄虚。它首尾有照应。它有令人不忘的警句：爱，就是永远也用不着说对不起。更令人赞叹的是它的贴近年轻人的观念和语言。它的幽默和重情。人家的畅销书也做得很精致呢。本书前言爱情故事译后记：一本只有薄薄一百多页的小书，写的是很难标新立异的爱情故事，连书名也平淡无奇（更像个副题），作者又是名不见经传的新人。然而书一出版，却赢得千百万美国人争相传诵，其中颇有一些读者还为男女上人公生离死别一掬同情之泪，甚至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也感动得向社会各界大力推荐。这部在《纽约时报》畅销书单上连续七个多月雄踞榜首、至今累计印数已超过两千万册的小说，后来由派拉蒙公司改编摄制成电影（其实原著本身差不多就是一个现成的电影文学剧本），从银幕上飘出的主题音乐又是那样荡气回肠，优美的旋律不胫而走，竟至被填词成为流行歌曲，风靡了全世界。——这便是中篇小说《爱情故事》所交上的如有神助的好运。名门子弟奥利弗和糕点师之女詹尼，由言语冲突而交上朋友，进而冲破门第观念的阻挠结为伉俪，咬紧牙关自力更生，好不容易在社会上站住了脚。可是，小两口刚过上向往已久的安生日子，正当他们陶醉在如何生个大胖小子的美梦中时，医生告诉做丈夫的：他的妻子患有不治之症。未几，白血病便夺走了才二十五岁的詹尼的生命。在这样屡见不鲜的俗套情节基础上，居然能产生如此不俗的作品，不能说纯属偶然。作者不用很多笔墨着意细描，而是完全让感情来说话。他的文笔简洁、率直，但粗中有细、疏处见密。他的幽默带有清晰的现代标记，迥异于狄更斯或马克·吐温的风格。这些都已成为现代美国文学和语言的研究课题。小说的背景是六十年代的美国。在彼时彼地，一些青年为了发泄对社会和现实的不满，故意追求颓废的生活方式，纷纷争当“嬉皮士”（蓄长发和奇装异服只是其最表层的特征），甚至堕入吸毒的魔道。这种现象曾引起美国上层“正统派”人士的忧虑。本书男主人公奥利弗·巴雷特第四虽则同代表“正统”的父亲决裂，但他反抗的仅仅是父亲硬要给他套上的“笼头”（“强我所难”、“做应该做的事情”），是巴雷特第三对他的婚姻的干涉。他还是抱着“凡事我总应该名列第一”的家庭传统观念，在考试名次、体育运动乃至拈花惹草各方面惯于无往而不利。显然，奥利弗和詹尼都不是“嬉皮士”，不属于美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不赞成过于离经叛道的行为。奥利弗学成以后，延聘者纷至沓来，但是，面对太“野”的诱饵，这对年轻夫妇还是理智和冷静的。尽管巴雷特第四认为巴雷特第三是“石面人”、“没有心肝”，不过，儿子的行为对社会来说完全无伤脾胃，他恐怕也算不得巴雷特家族的叛逆者，所以最后还是扑在他父亲的怀里哭了，说：“爱，就是永远也用不着说对不起。”作者这句画龙点睛的话，触动了许许多多处于寂寞和迷惘中的读者的心弦，恐怕也是很能使上层“正统派”放心和告慰的吧。作者埃里奇·西格尔生于一九三七年，哈佛大学毕业，在校时曾是一位田径运动员。后在耶鲁大学教过古典文学和比较文学，为“披头士”乐队写过电影剧本《黄色潜艇》，还当过和平队全国顾问委员会的委员。除《爱情故事》（一九七○）外，他的创作还有剧本《奥德赛》（一九七五）以及小说《奥利弗的故事》（一九七七）、《男人、女人、孩子》（一九八○》、《级友》（一九八四）等。奥利弗的故事译后记：《爱情故事》的内容写到1967年12月詹尼去世为止，这已是一个相当完整的故事。书是1970年问世的，三十三种文字翻译出版。两千多万册的印数，对作者当然是一种鼓舞，却也可能成为一种诱惑。因此到1977年，西格尔又出版了《奥利弗的故事》。主人公还是那个奥利弗，怀着丧妻之痛独居在纽约的奥利弗·巴雷特第四。没有爱情，故事当然就不好看，吸引不了读者。作者在新作里又设计了一个新的爱情故事，这也在情理之中，没有什么可深责的。女主角好办，全新的人物登场，可以由作者随他的意思去创造。可是奥利弗就麻烦了，他和詹尼的感情实在太深，心灵的创痛一时难以愈合，这就促使作者不能不使出浑身解数，调动一切手段，勉为其难地用爱情的主线把故事串联起来，连精神病专家医生都给请了出来。这件婚事成功不成功当然是给读者的一个悬念，然而更大的悬念却是，这老是功亏一篑的根本原因到底在哪里。新的女主角玛西身上并没有詹尼那么多的“刺”，跟奥利弗又样样都合得来，而且处处那么迁就，可是奥利弗却就是听不得结婚二字，一听这两个字就心里发毛。事实证明：丢不开心里的詹尼，怕自己受骗上当，两人难得能在一起相处，谈心又总是谈不到点子上，这些都不是决定性的原因。决定性的原因还是奥利弗在这个女强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那不光彩的老祖宗的影子。用奥利弗自己的话说，是她逼着奥利弗要去“参加当今社会的那个可恶的权贵集团”。奥利弗在香港太平山山顶上对玛西一番决绝的话表白了他的做人之道：“我根本没有能力改造这个世界，可是我可以不去同流合污。”所以归根到底还是思想上的不合拍，决定了这件婚事势必要以失败告终。然而细细探究起来，奥利弗出了学校、踏上社会的这几年来，他自身发生的变化也是相当耐人寻味的。他学生时代的叛逆性本来就是有一定的局限的；当上了律师，他自以为干得轰轰烈烈，接办的都是有关“民权”大事的案子，替好些“冤包子”伸雪了冤枉，讨回了公道，还到哈莱姆去尽义务帮黑人打官司，也参加了反对越战的示威运动，成了他父亲眼里的所谓“行动派”，但是他当年所要反对的一切的集中体现——他那位父亲，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却发生了变化，而且这个转变竟是一百八十度的！岁月磨钝了少年的棱角也许是二个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因素恐怕还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从60年代进入70年代，一批原来不满现实、只求尽量发泄的年轻人渐渐步入了中年，开始向往一种较为稳定的生活，就业问题也就成了他们目光关注的大问题。这时候奥利弗所看到的父亲，身上就完全没有了他们那不光彩的老祖宗的影子，因为他为那么多的人解决了就业问题。在奥利弗看来他想必已经不算是“那个可恶的权贵集团”中的一员了。最后奥利弗居然放着干得一帆风顺的律师不做，还心甘情愿去接了他老子的班。这，恐怕是很多读者所始料未及的吧。作者近年来创作颇丰，除前已提及的几部作品以外，又陆续出版了《医生》和《归依记》，而且篇幅是一部比一部大了。

暂缺简介...

《公众的怒火》通篇可见对于现实、对于国家机器、对于政治秩序的唾弃，习惯于冷嘲热讽的知识分子库佛在小说里扒所有人的裤子（小说里有一段描写公众壮观的脱裤子的场面堪称经典），充满了一种罕见的大无畏的勇气，这种勇气来源于作家世人皆睡我独醒的自信，这种可爱的自信使作家兀自愤怒着，对一切都发出尖利的嘲弄的冷笑。甚至是对他自己正在利用的历史，作家也通过“山姆大叔”之口贬低了它的尊严，“孩子啊，历史是一堆冷灰，在里面翻搅，你所能得到的只是脏物。”